河图洛书是上古的无字天书?河图洛书是中国上古时期传下来的神秘图案。相传在远古伏羲氏时代，有一个丑陋怪物游到黄河边上的孟津，背负一块刻有古怪图案的玉版，这个怪物大得吓人，不但吃了百姓们的稻谷和庄稼，最后竟然开始生吞人类。伏羲听到此事，带剑来到河边要斩除妖怪，妖怪打不过伏羲，跪地求饶，自称黄河里的龙马，并将背上的玉版献给伏羲。由于玉版是来自黄河的宝贝，伏羲称这张图为“河图”。后来，伏羲还按照“河图”做出了“八卦”，以推算历法，预测吉凶。
到了大禹治水时，有一次禹在洛河引水疏通河道，从干涸河底浮了出一只可以驮起百人的巨龟，禹认为这是一只通灵神龟就将它放生了。不久后，大龟腾云驾雾再次来到洛河，将一块光芒四射的古老玉版献给禹，上面同样有一些神秘文字和图画，禹将这块玉版命名为“洛书”。传说该书上有大禹完全不认识的65个红字，后经反复揣摸，整理出历法、种植谷物、制定法令等九方面的内容，古人将其整理成传至今日的科学法典《洪范篇》。
上述这些传说在《周易》、《尚书》、《论语》中都有记载。其中比较可靠的是《周易》中的系辞篇。里面是这样记载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宋代朱熹解《周易》时，曾派手下学者蔡元定去四川，用高价在民间收购到华山道士传出的“河图”、“洛书”，都是由圈点构成的图形。另外，在现今洛宁县长水一带有“洛出书处”石牌二块。1987年安徽含山县凌家滩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玉片和玉龟，据专家考证是距今5000年无文字时代的原始的洛书和八卦图。
据说“河图”、“洛书”在古代出现时都有无法识别的文字，后来都慢慢散佚。现在人们经常看到的两幅图是朱熹的《易学启蒙》中的，因为有图无字又神秘难解，人们把它们叫做“无字天书”。其中“河图”是用黑白环点示数、排列成图的。即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而“洛图”也只有用黑白环、点示数的图。有人形容它：“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环居中。”这些神秘的图案自古以来无人能破译。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河图、洛书已经开始与天命、阴阳、占卜等有关了。孔子周游列国不得意时悲叹说：“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那时就已经有老子、孔子写的关于天命的书《河洛谶》各一种。在两汉时期的算命文献中，河图洛书更复杂和神秘了，共有《河图括地象》、《河图始开图》等37种，《洛书甄曜度》、《洛书灵准听》等9种。宋时出现的河图洛书又加进了新的内容，是融天文、人体、阴阳、象数为一体。
关于河图、洛书的解释非常多，有人认为它是古人对天象活动的记载。原因是有关河图的记载最早曾见于《尚书·顾命》篇。
记载周康王即位时，在东边厢房有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后人就认为河图是测日晷仪与天象图标，这些实物在当时是观天察地的仪器，带有神圣和神秘的性质，因而才可能和代表古代王权威严的古玉器陈列在一起。还有根据《魏志》中说的“宝石负图”是一幅河图洛书的八卦综合图，看上去像罗经盘，磁针居中，外围着八卦，最外层为二十八宿。
所以河图是古代测量太阳的晷仪时根据日影而画出的;而洛书则是张天文图，用来概括天文的原理。还有人认为西安半坡出土的石板上用锥刺的圆点排成的等边三角形图案是它们的原型，但这也还不过是一种设想。
最近，西南电子技术研究所退休高工杨光和儿子杨翔宇发现，“洛书”的核心“十”字与墨西哥发现的“阿兹特克”(Aztec)历石中心人像的“十”字、金字塔俯视图中心的“十”字完全吻合。他们提出，“洛书”是外星人遗物，“河图”则描述了宇宙生物的基因排序规则，而“阿兹特克”历石则是外星人向地球人的自我介绍。当然这也只是推测之言。
各种关于“河图”、“洛书”的说法都没有真正找到依据，河图究竟是什么样的图案，洛书究竟是什么样的书写符号?它们原型是什么?古人又是如何按照它们画出八卦的?这些疑问都有待解答。
这次要讲的题目是《河图洛书的源流》。
一说到河图、洛书，大家可能就会想到《易经》，眼前就会出现那两幅由黑、白点构成的数字矩阵，觉得这河图、洛书是个很奇妙的东西，这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或“成见”，并不奇怪。注意一点哈，我说的“成见”不是那种“我对某人有成见”的“成见”，而是对某些问题有个相对固定看法的意思。
“共识”是带有群体性的，“成见”则是带有个体性的，因为我们大部分是业余爱好者，自己的一些看法可以说是个人的“成见”，当然，这“成见”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共识”。
“成见”这个人人都有，本不是坏事，但是要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成见仅仅是成见，它不等于真理！也就是说，成见是会有错误的，所以说它是相对固定的，不是绝对的。正确的方法是，当对谋些问题有了成见，在以后的学习中，发现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自己的成见正确，那就继续坚持；如果有坚实证据证明自己的成见错误，那就要进行修正甚至改变，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我们不能坚持谬论！
但是有些人并不是如此，他们的成见一旦形成，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即使是有一万条证据证明他的成见错误，他仍然无视，仍然坚持，甚至不惜胡搅蛮缠，撒泼耍赖，现在横行业余学术圈的“民科”们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的成见形成，靠两种方法：
一是先入为主法。他对某事有了疑问，也会去学去问，他碰到的第一个答案就是真理，所谓先入为主，以后再有任何答案他统统都不会接受。比如他对熊的颜色有疑问，会去看，去求解。他看到一只黑熊，好了，在他的脑子里，熊一律都是黑色，如果这时候有人告诉他熊也有白色的，那他绝对不会相信，会找出任何理由来否认，你就是抓一只北极熊放在他眼前，他也会说那是你用漂白粉把黑熊漂成那样的，总之不会承认，你再怎么说也白搭。
二是异想天开法。他对某事有了疑问，不学不问，而是自己关在屋子里对着天花板发呆，苦思冥想，用自己的脑子寻找答案，异想天开。一旦某天他灵光闪现，想出了一个他自认为合理的“答案”，这就是绝对真理了，此后无论你拿出何种合理、有据的答案来，他都一概不承认。这种人一般把自己当成圣人乃至上帝。
我曾经有一位同事，比我年龄大不少，他在单位自号为“通才”，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经常给人讲大道理，解答问题。也经常来找我“请教”、“讨论”问题，其实就是来发表他的“高论”，显示“能耐”的，根本不存在什么请教、讨论的情况。开始我还发表一下意见，后来发现，他说的东西，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同意不同，只是可劲儿地说；而你说的东西，他也是一概不听、一概无视。
比如有一次他到我们办公室，我们正在商量单位组织去泰山玩的问题，他又开讲了，讲泰山，大谈泰山文化，他说：“泰山是五岳中最高的……”
我听不下去了，说：五岳中泰山不是最高的吧。应该是华山。
他急了，说：“你怎么能这么说？你还是不是山东人？泰山多么雄伟，文化多么丰富，历史多么悠久……”
我说：我承认泰山雄伟，承认泰山文化丰富，也承认它历史悠久，但是和它的高度有啥关系？和我是不是山东人有啥关系？你有什么证据说五岳中泰山最高？
他说：“我一直认为泰山最高，这个还要啥证据？那你有什么证据说华山比泰山高？”
我身后的书架上有本《辞海》，我翻出里面的“泰山”和“华山”的词条，说：“泰山海拔1524米，华山海拔1997米，华山比泰山高四百多米……”
我把书拿给他看，他竟然一挥手把我的书打落在地，面红耳赤地大喊：“我不看！书上说得都对吗？你敢肯定书上没错？全信书不如无书！我看你是看书看呆了！你太幼稚了！”
说完扬长而去。我是目瞪口呆。
后来我们去爬泰山了，他竟然还在给大家讲：“五岳中泰山是最高的……”
从那以后，他还来找我“请教”、“讨论”问题，我再也不发表意见了，该工作就工作，不工作就喝喝茶、读读书、看看报，由他在那里唾沫横飞，最多只是出于礼貌“嗯嗯”、“啊啊”、“你说得对……”，应付两句了事，总不能把同事关系搞僵了吧。
我全信书是“呆”是“幼稚”，你全不信书是什么？我不是通才，不是圣人，更不是上帝，一点可怜的知识都是看书看来的，既然书全都不可信，我的话就更不可信了，说了你也不听，那我还说了啥劲儿？
我给大家说这些，绝对不是说大家就是这样的人，而是要说明一点道理：成见可以有，但是不能囿于成见，更不能死抱错误的成见，而要实事求是，看对方说得是不是有理有据。不要因为别人说的与自己的成见不合，就不听不理，或者干脆把别人有理有据的东西统统否了，那不是严谨的治学态度。
好了，废话说完，下面正式开讲。内容大致有这么几节：
这是我刚拟定的一个讲课内容，我就按照这个思路讲下去，牵扯到的内容很多，可能一次讲不完，看时间，能讲到哪里算哪里。
第一节 先秦的河图
首先要说的是，秦汉以降，河图、洛书并称，几乎成了惯例，提河图必定要说到洛书，二者就象孪生兄弟，少了哪一个都不完整。可是，在先秦的文献中，关于河图、洛书的记载少得可怜，关于河图的有点儿，而关于洛书的，竟然一点都没有，这个比较奇怪。
先秦关于河图的明确记载只有四项资料：
1.《尚书·顾命》：“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
2.《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3.《墨子·非攻下》：“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
4.《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八引《随巢子》曰：“姬氏之兴，河出绿图。”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就是《尚书·顾命》的那条。过去的注释一般认为，这里“越”是发语词，无义。“重”是多的意思，王国维在《陈宝说》一文里认为“非一玉，故曰重。”五重的玉就是：陈宝、赤刀为一重，大训、弘璧为一重，琬、琰为一重，大玉、夷玉为一重，天球、河图为一重，一共五重。不过刘起釪先生在《尚书校释译论》里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越玉”乃是越地出产的玉石，“五重”是五双，“越玉五重”是单独的一种玉，不包括下面的诸玉。下面所说的，陈宝是一种玉器名，是一种介于玉、石之间的美石，秦人祠陈宝，其实就是一块石头；赤刀，是一种朱色的玉刀；大训，是刻有先王训诫之辞的玉版；弘璧是大玉璧；琬是圆顶的玉圭，琰是尖顶的玉圭；大玉据说是出自华山的一种玉石；夷玉也是一种美玉，因为出产在东夷之地，故名，也称为“珣玗琪”；天球是雍州出产的一种天青色的玉；这些都是所谓的玉类。那么“河图”呢？大家说说该是啥玩意儿？它和一堆玉器陈列在一起，很明显的，它是一种玉石。顾颉刚先生在《三皇考》里说“这是他们的宝物，或是他们的古董。其中以玉为最多，球璧琬琰都是玉。‘河图’不知是什么东西，也许是黄河的图，也许是在河中找出来的一块玉石，上面有些图画的纹理的。”其实，这个说法早在清代学者胡渭《易图明辨》里就有了，他说：“据曹魏时，张掖出石图，有八卦之状，高堂隆以比东序之世宝，则河图当为石类。俞玉吾琰云：‘天球，玉也；河图而与天球并列，盖玉之有文者。’”所以屈万里在《尚书今注今译·顾命》里就直接说：“河图，疑自然成文之玉石，出于黄河者。”刘起釪先生也说“胡渭之文正确地指出河图为东西序所陈的大宝之一，曹魏时高堂隆即据张掖出土石图论定东序之河图亦石类。俞琰则据河图与玉器天球并列知河图亦是美玉之有文者。这些都认定河图即是玉石之宝物，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顾命》里说的“河图”，就是一种玉石。
再来看第二条，就是《论语·子罕》中孔子的那几句话。孔子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我看来是要完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说说凤鸟是代表什么意思吧。先秦对于凤鸟的功能介绍不多，《山海经》里说丹穴之山上有凤，“见则天下安宁”，其它就不见了。汉代以后，可就很多了，比如谶纬《论语摘衰圣》里说：“凤有‘六像’、‘九苞’，……子欲居九夷从凤嬉”，宋均注：“凤遇乱则潜居九夷。”《格物总论》里也说凤鸟出东方君子之国，见则天下安宁。可见“凤鸟至”就是一种祥瑞，表示天下安宁，如果天下大乱，它就跑到东方的九夷之地藏起来了。所以孔子觉得自己居于乱世，得不到重用，想去居九夷，跟凤鸟一块玩儿。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了，“河出图”应该是和“凤鸟至”一样，也是一种祥瑞，孙氏《瑞应图》的“河图”条里说：“王者承天道，四通而悉达，无益之术藏，而世无浮言，言吉则河出龙图。”是说王者秉承天道，恩泽四通八达遍及天下，没有用的东西都潜藏了，世上没有虚话假话，人们说的都是好话吉祥话，这样的情况下黄河里就会出龙图。那么，我们可以明白，孔子说“凤鸟不至”指的是天下不安宁，是乱世；说“河不出图”，就是说王道衰微，不利于世，世上邪术横行，假话虚话满天飞，仍然是乱世之象。孔子自叹生在这个乱世，巴望着能天下太平安宁，可是巴望了一辈子，还是不能得到，所以说“吾已矣夫”，意思是我没戏了。所以说，河图在孔子时代，也被看做是一种祥瑞之物。
再看第三条、第四条《墨子》和《随巢子》里的那话，随巢子是墨家学派的人物，他说“姬氏之兴，河出绿图”，显然是跟了墨子的话说的，这个没啥问题。《墨子》说“河出绿图，地出乘黄”，孙诒让《闲诂》说“绿”一作“箓”，“绿图”就是“箓图”，后来也写作“录图”。本来“箓”、“图”是有区别的，“箓”是一种用文字书写符信，后来也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图”则是图画。不过，古人著书往往是图文并茂的，到汉代还是如此，我们看看马王堆里出土的那些帛书，后好多都是有图有文，所以后来把二者连称为“箓图”或“图箓”。《墨子》里这个“河出绿图”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看看文字就知道了，那是表示周文王伐殷，可以取得天下；“地出乘黄”也是这个意思，“乘黄”本来是一种神马名，又名“吉光”、“吉良”、“吉斯之乘”、“腾黄”、“飞黄”等，跑得快，现在我们说的“飞黄腾达”，就是从这里来的。《瑞应图》里说“腾黄者，神马也，其色黄。王者德被四方则至”。显然，这里的“河出绿图”、“地出乘黄”也都是一种祥瑞。
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图”或“书”都是人画的、写的，黄河里不可能出产这东东，我们只能确信，这种“河图”是一种天然的事物，再配合《顾命》里说法，我们就可以断言了：先秦时期的“河图”是黄河里出产的一种带有图案的玉石或似玉的美石，古人把它当成宝器或祥瑞之物。
古人对玉的观念有时候比较宽泛，一些质地优良坚硬、外表光润美观的石头，也当做玉类，大家看看《说文解字·玉部》里的收的一些字就会知道，比如“瑀”是“石之似玉者”，“琇”是“石之次玉者”，这种美石很多，都从“玉”，可知都可以视为玉类。而巧合的是，黄河里正是出产一种光润美丽似玉而又带图案花纹的石头，就是被现在奇石收藏界追捧的“黄河石”。
黄河萦绕曲折，《河图绛象》里说它每千里一曲，一共有九曲，所以有“九曲黄河”之称，流程很长，蜿蜒于崇山峻岭之中，水流夹带的石头很多，经过天长日久的流动、冲击、洗刷，使这些石头汰去沙质，精华独存，光洁圆润，如金似玉，色泽绚丽、图案丰富，成为一种著名的观赏石。现在的黄河石按照产地分有有青海黄河源石、兰州黄河石、宁夏黄河石、内蒙黄河石和洛阳黄河石等，按照石头的外形分有画面石、景观石、彩色石、抽象石、文字石等等诸多种类，据说现在好的黄河石价格都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纯金真玉的价格都难望其项背。
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先秦之时人们还没有刻意去搜集收藏黄河石，得到一块精美的黄河石头也必是出于偶然，人们惊奇它石质的优良，图案的古怪精美，就当成玉石一类的宝物收藏起来。因为上面有图案，有些图案甚至象文字（“文字石”就是这么来的），自然可以称它为“图”或“箓”；因为是产自黄河，自然就会叫它“河图”。另外，古人甚为崇拜黄河，对河神祭祀也很隆重，这个看看殷墟卜辞就会知道，里面祭祀河的卜辞很多，黄河在古人心目中是一条神河，它突然出产一块带图案或貌似文字的石头，古人就会认为肯定有一定含义，蕴含着神祇的旨意在里面，是一种预言，所以就把它当成了一种带有神示的祥瑞之物，由此引申，“河出图”就被当成了一种太平之世才会出现的瑞兆，同时“箓图”也成了一种预言书的代名词。
一直到秦代，“箓图”还被当成预言，比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这样一段记载：“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上面说了，“录图”就是“绿图”，也就是河图，有预言性质，这个“录图书”，也是预言，秦始皇信了，他认为肯定是胡人将要灭亡秦朝，所以他让蒙恬带了三十万大军去打北方的匈奴，又修筑长城以阻挡这些胡人。可惜他把预言理解错了，那个“胡”是指二世胡亥，而不是胡人。
正因为河图是一种带图案或文字的石头，所以当时一些人造预言也喜欢模仿这个。比如秦始皇三十六年，天上掉下一块大陨石，有个喜欢多事儿又缺脑子人的就在那陨石上刻上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字，其实就是想模仿河图的预言，因为陨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嘛，上面的字可以象河图一样代替“天命”。这下子惹了塌天之祸，秦始皇不信这是“天命”而确信是人为，派出公检法司人员去严厉追查居住在陨石四周的老百姓，要查出来这是谁干的。老百姓知道这祸事不小可，没有一个人敢承认。赵政同志做事向来干脆利落，没人承认是吧？好咧，宁可错杀一万也不放过一个，统统杀了！于是这帮子老百姓倒了血霉，被杀了个干净。这预言没能成为“天命”而搞出了一堆人命。
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先秦所谓的河图，就是产自黄河的一种带有图案的石头，它是一种大自然的产物，并非什么神秘的东西，但是被当成了宝贝或一种祥瑞之物。
第二节 先秦的丹书
先秦时期没有“洛书”的说法，但是有一种“丹书”，见于《吕氏春秋·应同》，是这么说的：“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这里明白地说了，“丹书”是一种祥瑞，但不是从哪里“出”的，而是由赤乌这种鸟衔来的。这话是谁说的呢？不是吕不韦说的，而是战国时代的邹衍。
邹衍是战国时代学术界著名的人物，他本来学的是儒术，可后来却是因为谈论阴阳五行学说出了名。他也是著名的演讲家和写手，尤其喜欢谈论天文，非常有名，所以当时的人给他起个外号叫“谈天衍”。据说他写过十几万字的书，这在当时可算是著作等身了。他发明了一种学说，叫做“五德终始”，因此还写了一本书，就叫《终始五德》，这是《七略》里的名字，《史记·封禅书》集解引如淳说叫《五德终始》，在《汉书·艺文志》里叫《邹子终始》，有五十六篇之多，洋洋洒洒的大部头著作。很可惜，这书失传了，部分内容就保存在《吕氏春秋·应同》这一篇里。大概的理论就是：古代的帝王或朝代都属于金、木、土、水、火五行中的一行，称为“某德”，如金行就是金德，木行就是木德，等等。而帝王、朝代的更迭，都是根据五行相胜也就是相克的原理来循环的。他先说“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就是说某帝王者要兴起的时候，上天必定会先降下一些祥瑞预兆，让老百姓知道这个帝王是属于哪一行，他对夏、殷、周三代的记述是这样的：
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
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
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
根据这个说法，夏代是木德，因为上天降了瑞兆是“草木秋冬不杀”，色尚青；夏被殷灭了，就是木被克胜了，五行中克木的是金，殷就该是金德，所以上天降了一种瑞兆是“金刃生于水”，殷就金德了，色尚白，所以灭了木德的夏就合情合理；殷被周灭了，就是金被克胜了，五行中克金的是火，周就该是火德，所以上天降了一种瑞兆是“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赤乌、丹书都是红色，就是五行中火的颜色，所以它是火德的瑞兆，周人就是火德了，色尚赤，自然周灭殷也是合情合理。邹衍在后面还作了一番预言，说：“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秦始皇就相信了这个，他取代了周得了天下，就认为自己是水德，《史记·封禅书》里说得明白：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於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这明白地就是接受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做出的举动。
大家看看这事儿吧：“五德终始说”固然是邹衍的编造，是一种用新造的虚拟理论去硬套历史的做法，可以说是瞎扯淡。但是无论古今还是中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不论是真理还是谬论，只要有人造出来，就有人信！当然也会有人反对，这就看编造者的运气了。编造的东东符合当时的社会需求或统治者的心愿，信的人就会多，就会得到流传，是运气好；反之就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或冷落，会消失，运气差——合理才能存在，存在就是合理。
邹衍所处的战国时代是个乱世，除了周人之外，那些诸侯国从上到下都有变革天命、改朝换代的念头，所以邹衍的学说就大行其道。到了秦、汉二代也为统治者所接受，特别是汉代谶纬之学的兴起，他们祖述的就是邹衍的理论，大谈“五德终始说”，所以邹衍的学术继续被发扬。到了魏晋以后，历代禁绝图谶，凡与图谶学说有关的东东连根儿拔，邹衍这个老祖宗自然也跟着到了霉，书也和那些图谶一起失传了。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三点：一是赤乌衔丹书的说法和其它那些什么“草木秋冬不杀”、“金刃生于水”之类的都是邹衍的编造，也是一种祥瑞之物，但没有什么事实依据，和河图有实物为说不能相比；二是秦人既然接受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自然也把他编造的那些祥瑞故事也都承认下来，请看上面引的《封禅书》里的话，那么“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必定也被当成了真实的历史加以信任了。三是邹衍只说丹书是赤乌衔来的，没有说和洛水发生什么关系，因此也称不上什么“洛书”。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白话了这么半天“丹书”？因为它和洛书的出现有不可分的密切关系。
第三节 秦汉间洛书的出现
上面说了，丹书本来和洛水没啥关系，不是洛书，但事情总是会发展变化的。我们再看看前面引《墨子·非攻下》的话，就知道文王之时有了三种祥瑞：河出绿图，地出乘黄，赤乌衔丹书，而“绿图”和“丹书”可真是巧合的一对儿，怎么能不让人产生联想。其实上面也分析了，“绿”本是“箓”的假借字，不是颜色的“绿”，但古人有时候喜欢望文生义，不管这些，既然有丹书，是红色的书，“绿图”何尝不能理解为绿色的图？
还有一个问题是，丹书是赤乌衔来的，但是这丹书是赤乌从哪里衔来的？或者说是谁作的？哪里出的？要说是赤乌自己写的，那肯定要挨嘴巴子。古代有“河出图”之说，那么“丹书”会不会也是从某条河里出来的？
巧的很哎，古人知道与河相近的一条大河就是洛水，还有一点是，最早关于丹书的传说是与周文王兴周有关的，而周人兴起得了天下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洛水边上作了一个大邑，就是洛邑，也称为“成周”，和周人密切相关。于是有人就开窍了，啊呀，绿图是黄河里出的，那么丹书是洛水里出来的就有可能了，于是，《系辞》里就写：“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像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到了《淮南子·俶真训》就写得更具体了：“古者至德之世，……洛出丹书，河出绿图”，很明显了，《系辞》里的“洛出书”也就是《俶真训》里的“洛出丹书”，也就是“洛书”了。
这样我们可以知道，河图这东东本来是有实物依据的，是把黄河石神化了的产物；洛书则是受了“河出图”和“赤乌衔丹书”的启发创造的。最早说“河出图、洛出书”的，就是《系辞》。《系辞》是一篇《易传》，《易传》的产生时代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到西汉初期，前后不过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明白，“洛出书”的说法应该是肇始于秦代而昌盛于汉代。到了汉武帝时，独尊儒术，《易传》和《周易》一起被列为儒家经典，举世信奉，于是乎“河出图、洛出书”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更有惊人之举是，《论语》里孔子的原话是“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因为有了洛书的出现，汉代的司马迁作《史记·孔子世家》的时候，孔子的话就变成了“河不出图，雒（洛）不出书，吾已矣夫！”把“凤鸟不至”一句给砍掉，换成了“雒不出书”，大约是司马迁觉得“凤鸟”约等于“赤乌”，而赤乌是衔来丹书的神鸟，丹书是洛水里出的，那么“凤鸟不至”也就是相当于“雒不出书”，说明那时候“河出图、洛出书”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连太史公也不能不赶时髦、随大流了。
当然了，洛河里也出产美石，现在奇石收藏界称之为“洛河石”，情况和黄河石差不多，也有不同的色彩、图案，石质也很优良，近似玉类，宋代的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里就明白地说：“洛河出美石，其中时有滑净光莹类玉者”。不过，从古书的记载来看，“洛书”的产生与此无关，上面都已经辨析过了。
第四节 汉代的河图、洛书概念
到了汉代，不用说，河图、洛书的名目已经有了，而且都知道它们是一种能预言吉凶的宝物，但到底这两种神奇的宝贝是什么东西？人们还在不断地“探讨”，在“探讨”两个字上加引号，是因为这个“探讨”其实约略等于想象+编造，汉代人开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给河图、洛书编造故事，所以汉代的典籍中，关于河图、洛书的说法就变得非常丰富。
上面说过，最早说“河出图、洛出书”的是《系辞》，它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上面已经引用了，为了让大家看明白，这里再引用一遍，见于《系辞上》的第十一章：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像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大家看明白了哈，这是一串语气连贯的排比句，大意是说，天生了神奇之物，圣人要效法它；天地的变化规律，圣人要学习顺应它；上天降下了预示吉凶的兆象，圣人要模仿它；黄河里出了图，洛水里出了书，圣人也要取法它。为什么圣人要学习模仿这些东西？因为《系辞》上面说了，“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圣人要“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所以要不断地学习模仿各种事物，不断地发明创造各种物品，以给天下人造福牟利，河图、洛书只是圣人效法的诸多东西之一，却没说与画八卦或作易有啥关系。
《系辞》说画八卦的一章，是在下篇的第二章，这么说的：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段也请大家看明白，这里面说了伏羲画八卦的过程，比较详细了，但是颠来倒去也找不到与河图、洛书有啥关系。也就是说，《系辞》的作者虽然说了“河出图、洛出书”的话，但是在他观念里还没开窍，还没有想到把河图、洛书和创制八卦联系起来，只是把河图、洛书当成圣人为了“备物致用，立成器”而取象的诸多事物中的一种。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低估了古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里有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是：说“河出图、洛出书”的是《系辞》，它是《易传》，汉代和《周易》一起被称为《易经》，是儒家尊奉的经典之一。既然它出现在《易经》里，你说它和易学无关？谁信？于是儒生们有就有了一种责任感：就是的确和易学无关，那也得把它解释成和易学有关，而这玩意儿恰巧是汉代人的专长。但是，由于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创造思路不同，于是会出现不同的看法。
直到汉代人作谶纬之书《易纬乾凿度》的时候，说伏羲画八卦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孔子曰：上古之时，人民无别，群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伏羲乃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易者，所以断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以画八卦、建五气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
这还是基本模仿《系辞》，不过把内容推演了一下，里面也没说伏羲得什么河图、洛书造八卦的事儿。
到了《礼纬含文嘉》里，就有了这得图书的说法，它说：“伏羲德洽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伏羲则而象之，乃作八卦”，这就是把伏羲画卦和河图、洛书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事情还没完，郑玄注《系辞》时引《春秋纬》说：“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这又是更进一层的演绎。
汉代认为黄河是上通天汉的，《河图括地象》里说“河之精上为天汉”，所以说它“通乾”，乾象为天嘛。“天苞”的“苞”通“包”，本来是包含的意思，这里用为一种包含玄机预言的符箓，“天苞”就是上天的符箓；洛水只在地上流，坤为地，“地符”就是大地的符箓，意思差不多，都是包含玄机预言的神书。
河里出来的是龙，洛里出来的是龟，这大约是根据卦象说的。龙也有的说是龙马，乾象为龙、为马；易象里没有坤为龟的说法，《洛书》里说它是“上隆法天，下平象地”，古人占卜主要用腹甲，所以用它象征地，坤为地，就用龟代表。河图为天苞，乾为天，为阳，《周易》中阳爻称“九”，所以《河图》就说有九篇；洛书为地符，坤为地，为阴，《周易》中阴爻称“六”，所以说《洛书》有六篇。这个不用多说了，意思很明确：河图、洛书都与易学或八卦有关，他们的概念就是伏羲根据河图、洛书创制了八卦。
但是，汉代还有一种影响巨大的不同声音，就是认为河图是八卦，而洛书是九畴，就是《尚书·洪笵》中所说的“九畴”。
《尚书·洪笵》里，记载了箕子的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这段话有点难懂，翻译一下是：
箕子对武王说：我听说很早的时候，鲧用土去堵塞洪水，把五行搞乱了，上帝很愤怒，不肯把“洪笵九畴”传授给他。常理遭到了败坏，鲧就被流放而死了。禹继起振兴大业，上帝就把“洪笵九畴”传授给他，常理被施行得井然有序。
这里面的“洪笵九畴”是什么？根据过去的注解，“洪”是大的意思，“笵”是法的意思，“畴”是篇章的意思，“洪範九畴”就是“大法九章”，是天地间最重要的准则，谁都不可违背的，禹的爸爸鲧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它连小命儿都丢了，这是多么重要的东东啊。至于它的内容呢，据刘歆说就是“初一曰五行”以下的六十五字，这是《洛书》的本文。因为关系到下面要讲的内容，这里先抄在下面：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请大家看明白，这里一共是九条，这个和后来的洛书就有关系了。
于是有人就灵光闪现，把洛书和洪範九畴联系起来。《汉书·五行志》上说：
“刘歆以为，虙戏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範是也。”
刘歆首倡了一个说法，就是把河图给了伏羲，成为八卦的源头；把洛书给了大禹，成为洪范九畴的源头。
刘歆是经学大家，他这个说法一出，惊天动地，学者们纷纷响应，只说伏羲得河图作八卦了，孔颖达说：“孔安国、马融、王肃、姚信等并云：伏羲氏得河图而作易。”可见汉代好多学者认为伏羲只是本着河图作易，洛书则是洪范九畴了。比如孔安国的话是这样的：
“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河图则八卦也，洛书则九畴也。”
刘歆这么一唱，学者们这么一和，于是河图=八卦，是伏羲得的；洛书=九畴，是大禹得的，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后人也根据这个传说画了龙马和神龟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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