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唐太宗对不同意见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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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为何对不同意见给予奖励
　　
　　刘梦溪
　　
　　唐太宗李世民，真可以说是千古一帝，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开明君主，空前没有问题，绝后其实也没有问题。
　　
　　他最重要的开明明智之处，是贞观帝号一开始，刚登上龙座，就不断跟大臣们探讨，前一代的隋朝为什么灭亡得那样快？原因何在？反复讨论这个问题。譬如贞观二年，唐太宗问宰相魏徵：什么样的君主算作明君，什么样的君主算作暗君？魏徵的回答很有意思，说君主所以明，是由于能够兼听，君主所以暗，是由于偏信。当着皇帝的面，直截了当，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帝王之业，草创和守成到底哪个难？已经是贞观十年了，在位已经十年，还在探讨创业和守成的问题。房玄龄也是宰相，房玄龄讲，创业是非常难的。魏徵则说守成更难。唐太宗觉得两者说得都对。他说，房玄龄跟他一起定天下，知道创业九死一生，是很难的，而魏徵从治国的角度看，觉得守成更难，他也很佩服。这样的君主，何其明白事理呵！
　　
　　贞观十五年的时候，他又跟大臣们讲起打天下和守天下的难易问题，魏徵回答说，创业和守成都难。唐太宗说，一定会那么难吗？如果能够任贤能，听别人的意见，这又有什么难的呢？魏徵说，自古的帝王，在忧危的时候，困难的时候，容易听别人的意见，而一旦安乐，心怀比较宽怠的时候，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以至于后来走向灭亡。你注意，已经是唐太宗在位十五年了，魏徵当面就讲，一旦天下太平，比较安乐的时候，皇帝不容易听意见，不听意见最后就可能灭亡。这个话，讲出来难，听也不容易。
     
  
        
　　
　　唐太宗有时提出各种各样的为题，跟宰相们讨论，他对这些宰相也称赞备至。他说哪些人常常提出一些意见，令他觉得非常可信，而且这些意见都非常稳妥，如果说治国有什么成就的话，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成功，是大家跟我一起的成功。当时以魏徵为代表的这些宰相，真是不客气，都直截了当地讲话。在这些直谏当中，魏徵是第一位的。有一次唐太宗跟魏徵说，你前后向我谏了二百多件事情，如果不是挚诚，怎么能够做到这样？他夸赞魏徵为人挚诚。他又跟别人讲，说有人认为魏徵举止疏慢，礼貌不够。他说你们觉得他是疏慢了，可是我觉得他非常妩媚，觉得他非常可爱。
　　
　　历史上，像唐太宗跟魏徵这样的君臣关系是很少见的，但是在唐太宗在位期间，贞观时期，敢于提意见，讲真心话的，能够直谏的，不止魏徵一个人，当时有一批人。比如说像薛收也是宰相，唐太宗本人武功很好，也喜欢征战，但是薛收跟他讲，这个事情不要做得太多，太多了，以皇帝之身，以为你是一种游乐，虽然你是爱好，但应该不那么多的做。薛收提了这个意见以后，唐太宗奖给他40锭金。
　　
　　还有一位叫孙伏伽的，提出法律方面的意见，唐太宗赐给他一个公主园，这个园值百万。有人说给得太多了，他提意见你不杀他就不错了，你还给他报答。唐太宗讲，我继位之初，一开始没有那么多人敢谏，除了魏徵之外，其他人不敢谏，我奖励是为了大家多给我提出意见。温彦博，很有名的宰相。长安的守令姓杨，工作上有很大的失误，开始唐太宗想给他死罪，但是温彦博提出，此人不应该是死罪，唐太宗于是赦他不死。还有其他很多大臣、宰辅的进谏，一般唐太宗都能听得进去。你要知道唐太宗不是一般的人，他英武、聪明、智慧、有韬略，各方面都是一等的人。其实越是一等的人，越能够听意见，越是自己肚子里的东西少的人，越不容易听意见，容易固。
     
  
        
　　
　　如果看《贞观政要》，里面大量记载唐太宗如何纳谏，宰辅大臣如何直谏的故事。有一次很有趣，褚遂良是书法家，也是宰辅，他提意见，这个意见一般人不会接受的。有一位官员叫张玄素，令史出身，令史的地位比较低，唐太宗当面问他，说你是做什么的？张玄素觉得出身低微，感到羞愧，没有立刻答出来。这个时候褚遂良跟唐太宗讲，张玄素现在已经升到三品了，陛下不应该再穷其门户，还那么细查人家的履历，这涉及个人的尊严问题。唐太宗马上听了褚遂良的意见，感到很后悔，意识到对大臣个人的私事和来历，不应该问得那么细。唐太宗一次议论山东人如何如何，有一位辅臣叫张行成，他说皇帝应该四海为家，不要集中议论一个地方的人物。唐太宗觉得这个话说得对，给他一匹马，十万钱，还给他一套衣服。
　　
　　唐太宗有时候感叹，设宴招待韦挺、虞世南、姚思廉等辅臣，跟他们说，龙有逆鳞，皇帝不能例外。可是你们这些人常常来触犯我，我也没有责怪，什么原因？我是在考虑江山的危亡问题。大臣能够直谏、敢谏，原因在于唐太宗能够接受这些直谏，你讲几次不接受了，就没有人敢讲话了。只要讲了他觉得对，立刻接受，立刻自悔，立刻自责，这样的皇帝，这样的人，可不多呀。
　　
　　唐太宗所以接受群臣的意见，接受宰辅的意见，他是鉴于隋朝的教训。隋炀帝的特点是刚愎猜忌，史书上讲“予智自雄”，自以为聪明，结果人情瓦解，全国的盗贼蜂起他都不知道，最后亡国。这个教训唐太宗深深地记在心里。所以他经常讲，一个人的耳目有限，思想不一定周到，思虑难周，非得集思广益才能达到智。不听大家的意见，拒谏，自身会招祸。这都是贞观多少年之后，还反复讲这个问题。
     
  
        
　　
　　因为历史上记载着，隋炀帝拒绝别人的意见，他自己讲，有谏者我当时不杀，但是到最后绝对不让他在地上，他只好到地下去。当时很有名的故事就是萧瑀对伐辽问题提出意见，立刻把他赶出朝廷，到地方上做一个小官。还有一位董纯建议隋炀帝能到江都去看看，因为他去扬州，董纯建议他是不是也能到江都，结果立刻把提出意见的人杀了。结果导致隋朝没有哪个人敢讲意见。史书上记载，直到丧国亡身而不顾。隋朝的败亡，隋炀帝的倒行逆施，给李世民深刻的教训。他说这是我所亲见，所以我恐惧审慎，一旦生活条件改变了，地位稳固了，就忘了过去的苦难了，但是唐太宗不忘。
　　
　　当时能够进谏的大臣，除了魏徵之外，还有一批贤明的宰辅，像房玄龄，唐太宗跟他一见，好像是旧相识一样。还有杜如晦，这个人也是了不起的人，也是宰辅，唐太宗非常听他的意见。魏征是河北巨鹿人，太宗发现他的才能，放在重要的位置。在李世民尚未杀他的两兄弟的时候，魏徵就向李建成建议说，你应该早想办法，免得自己亡身。魏徵这个话，李世民后来知道了，在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以后，唐太宗跟魏徵讲，说你这个话不是离间我们兄弟吗？魏徵坦承地说，当时他听我的话，他就不会有今天的祸。他既维护唐太宗，又为当时另外一个人着想，这是伟大的胸怀。这个话一出，唐太宗的不愉快就没有了，而且送以厚礼。那时魏征还没有当宰相，拜谏议大夫。唐太宗常常说，魏徵敢于直谏，敢于“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
　　
　　还有王珪，也是当时的宰辅，也敢于直言。唐太宗跟王珪讲，如果我有过失的话，你能够直言，我才能改呀，我们一起这样做，国家的安全和安定有何忧虑呢？当时房玄龄，魏徵，李靖，温彦博，戴胄和王珪同知国政。有一次他们在宴会上一起吃饭，唐太宗跟王珪说，你问题看得深刻，看得又准，识鉴精通，而且善谈论。我请问你，你和大家相比，谁更优秀呢？谁更贤呢？王珪讲，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之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写得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理繁杂的事情，条条有理，我不如戴胄。他能讲出他的同僚的各自的所长，这是王珪。我们很容易记住魏徵，但是跟魏徵同时的这些宰辅，一个个胸怀如此，难怪唐太宗喜欢。
     
  
        
　　
　　还有虞世南，大家了解他的书法，他的长相，其貌不扬，很瘦，衣服宽大不修边幅，个性强，“志性抗烈”，所以一旦论到古代帝王的得失，他一定讲出很多激烈的意见。但是唐太宗能够接纳。唐太宗讲，我跟虞世南商榷古今，我哪怕有一句说对了，虞世南都会感到高兴，但是我只要一句话说不对了，虞世南立刻不高兴，“未尝不怅恨”。这样的君臣关系，好像大臣处在审视的地位，皇帝讲了一句正确的话，他内心非常高兴，一句话讲错了，立刻显得不高兴。唐太宗说，他诚恳如此，“朕用嘉焉”。如果大家都像虞世南这样，天下何忧不治？唐太宗夸赞虞世南的特点，说他有五绝，第一是德行，第二是忠直，第三是博学，第四是辞藻，第五是书翰。虞世南死的时候，唐太宗大哭，说虞世南和自己就像一个人一样，是一体，这是何等样的皇帝呀？他说虞世南“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善，必将顺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他说今天他去世了，朝廷当中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了，真可惜呀，原文是“痛惜岂可言邪?”。
　　
　　还有一个例证，贞观二年的时候，隋朝的通事舍人郑仁基，他的女儿长到十六七岁了，绝顶美丽，当时无人能比。“容色绝殊，当时莫及”。唐太宗的文德皇后发现此人出众，就想把她选到宫里做嫔御，伺候唐太宗。唐太宗当然也同意，事情已办得差不多了，诏书都发出了。可是这个时候魏徵提了意见，他说听说这个女孩子已经有主了，听说已经许配给陆家，如果叫她到朝廷来，有损圣德。唐太宗听后大惊，立刻说，如果人家已经有主的话，断不可以。这个时候其他几个宰相，房玄龄、王珪等都讲，说有主这件事还不够明确，还没有定下来，现在诏书已发，就不要终止了。这样一讲，唐太宗有一点迟疑。但是魏徵这个时候讲，以臣度之，如果你这样做了，等于把陛下跟太上皇等同了。因为李渊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这个意见太厉害了。唐太宗于是另发一个手诏，说郑氏之女已受人礼聘，前日出的文书“事不详审，此乃朕之不是，亦为有司之过”，这是我的不对，相关的方面，管这件事情的，也有过错，要求立刻停止这件事。
     
  
        
　　
　　要知道魏徵这是什么样的意见呵！那么漂亮的女孩子，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漂亮绝伦，已经下诏书了，决定了，还要“朝令夕改”，何等了不起！但如果不发第二个诏书，第一个诏书就没有失效，置那女子家庭于何地？问题是还认错，说是自己的不对，有关的机构不对，这太了不起了。
　　
　　再讲一个例子。贞观六年的时候，魏徵的地位相当之高了，但是也有人妒忌他，说魏徵对他的亲戚过分照顾，等于提出魏徵的一个问题来。唐太宗就让御史大夫温彦博查查有没有其事。并叫温彦博跟魏徵讲，代表唐太宗讲，你提了我数百条意见了，我都接受了，现在人家说你有这么一件事，你应该注意一点，这是小事，但是不要因为这种小事有损你的公共形象（有损“众美”）。因此你应该考虑一下，注意这个问题。但是过了好几天，唐太宗见到魏徵，问到底有没有不对的地方？怎么不存形迹？魏徵说，前天温彦博给他讲了这个意思，但“君臣同气,义均一体”，没有弄清是非，就存形迹，这样君臣关系不会好的，最后对国家不利。皇帝提的意见，魏徵理都不理，当做没有这回事，不存形迹。结果不是魏徵做了自我批评，而是批评魏徵的唐太宗，当今皇帝做了自我批评。他说以前说的那个话现在越想越后悔，真是不对，你不要在乎我这个错。魏徵这个时候给唐太宗下拜，说“臣以身许国,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负。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
　　
　　唐太宗问忠臣跟良臣有什么区别？魏徵说，“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而忠臣就是“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徒有其名。”忠臣就是拼一死，你杀了我也不怕，这叫忠臣。其实杀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皇帝也有过失，所以宁做良臣，不要做忠臣。唐太宗说，你讲出这个话，我永远不敢忘国家利益了，不敢忘社稷，赐给你二百匹上好的绢。
     
  
        
　　
　　唐太宗有一个规矩——中国历代都有皇帝的《起居注》，有专门大臣，史臣把皇帝的言论、行动都记下来，一直有这个传统。但是唐朝有一个规定，皇帝不准看《起居注》。怎么写的你不能看，这个规矩太厉害了。虽然像唐太宗这样的英主，有时未免也想看看人家怎么写他。他跟姓朱的史官说，我还是想看看。这个史官叫朱子奢，说你要看，后来的史官就容易招祸了。史官全身畏死，悠悠千载，以后还能做吗？后来唐太宗还是未能看到《起居注》。后来的皇帝，也有想看的。这些史官都很讲原则，有一位史官讲，说我让你看了我就失职了，你如果看的话，我以后写我就会回避，不敢把真相写出来。
　　
     
  
        

　　所以我有一个结论性的意见。唐朝的贞观时期，是宰辅制度的典范。你要知道，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帝制社会，皇权天下独尊，有一无二，所以长期的中国帝制社会都是皇权过重。但是这个社会居然有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是从唐朝开始的，皇帝有话跟宰相商量，宰相可以直接讲自己的意见，皇帝不直接对外单独讲宰相不知道的意见，他对外发布的法令都是经过宰相斟酌过的。这样一种制度，是相权对皇权的一种分解，对皇权的一种再平衡，使得唐朝这个社会是一个良性的社会，这跟宰辅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皇权是绝对的，如果皇权没有制衡，皇帝就要犯错误。贞观时期唐太宗所以不犯错误，少犯错误，就是由于宰相制度起了作用。宰相制度是帝制制度改良的一个成功的尝试，唐朝创立了典范。但是宰相制度，除了需要有贤臣，也需要有英主。唐太宗之后，越到后来这种宰辅制度虽然存在，但是皇帝如果不是英主，问题照样多得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