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为什么叫三星堆_四川三星堆为什么叫三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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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是什么？长什么样子？三星堆古城是古蜀国都城吗？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星堆遗址的重要性日渐为四川省学术界的各个考古机构所认识。1987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三星堆建立了工作站，负责遗址的保护、发掘和研究工作，学术界对三星堆遗址与蜀王故都的关系逐渐有了深入而明晰的认识。


1929年出土后存放在燕家院内土砖墙侧的大石璧

20世纪80年代的考古发倔，在蜀王故都的探索上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突破性成果。首先是探明了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东起回龙村，西至大堰村，南迄米花村，北抵鸭子河，总面积约达12平方公里。分布最集中、堆积最丰富的地点，有仁胜、真武、三星、回龙四村。其次，找到了相当于夏、商、周时期的房屋基址40余座、陶窑1座、灰坑100多个、小型墓葬4座。再次，发掘出土大量陶器、玉石器。尤其是一、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人立像、青铜面像、青铜人头像、青铜神树、青铜龙、青铜蛇、青铜夔、青铜凤、青铜鸡，以及金杖、金面罩、象牙、海贝等稀世珍品上千件。另一重大发现，便是三星堆城墙的发现与确认（《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分载《文物》1987年第10期、1989年第5期；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2期），为蜀王故都的重见天日提供了铁的证据。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二号祭祀坑发现处

1988年以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三星堆遗址内东、西、南三面的土埂进行了全面调查和试掘工作，获得重大成果。试掘探明，城墙横断面为梯形，墙基宽40余米，顶部宽20余米。墙体由主城墙、内侧墙和外侧墙三部分组成。在主城墙局部，使用土坯砖，这是我国城墙建筑史上发现的使用年代最早的土坯垒筑城墙的实物例证。调查和勘测结果表明，被城墙所围的城圈范围，东西长1600—2100米，南北宽1400米，现有总面积3.6平方公里，面积超过郑州商城。城墙无转角，不封闭，北面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在古城的中轴线上，分布着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西泉坎等四处台地。文化堆积层较丰富、集中。1929年出土的玉石器坑和1986年出土的两个大型祭祀坑，都位于这一中轴线上，说明这个区域是三星堆古蜀国都城最重要的宫殿区。在城墙夯土内发现的陶片，均属三星堆遗址第一期。东城墙和南城墙内侧，发现城墙夯土压在三星堆一期（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化层之上，同时又被三星堆二期（相当于夏代至商代早期）偏晚文化层所叠压。从地层分析，三星堆城墙的时代相当于早商时期（陈德安、罗亚平：《蜀国早期都城初露端倪》，《中国文物报》1989年9月15日）。


三星堆古城东城墙发掘现场

这次调查、勘测和试掘，确认了三星堆城址是夏代晚期至商代古蜀国的都城，使数十年以来学者们对蜀王故都的探索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整个学术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三星堆古城西城墙发掘现场

关于蜀王故都，历史文献记载显得过分简略了。三代蜀王的故都所在，蚕丛、柏濩两代完全没有什么材料传世，至于鱼凫王的故都，文献记载也是浑浑噩噩，似乎所在皆有。《蜀王本纪》说：

鱼凫田于湔山（按：今都江堰市境内），得仙，今庙祀之于湔。
《华阳国志·蜀志》也说：

鱼凫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

按照《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的解释：

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

东汉刘熙的《释名·释州国》也说：

国城曰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

既然古蜀人在今都江堰市境内的湔山建立了鱼凫王庙，那么那里便似乎就是鱼凫王的故都所在了。

可是，持不同见解者大有人在。唐人卢求的《成都记》（[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6引）、宋人罗泌的《路史·前纪》都不以为然。这两部书均认为：

鱼凫治导江。

“导江”在今都江堰市南，与湔山并不在一个地点。不过，从大范围来看，两地都在今都江堰市境内，差距不太大。

宋人孙寿的说法，差距就很大了。他在《观古鱼凫城诗》的自注中写道：

温江县北十五里有古鱼凫城。

清嘉庆《温江县志》充分肯定这一说法：

（鱼凫王城）在县北十里。俗称古城埂。

这几种说法，孰是孰非，自古以来，人们并没有做过认真的辨析。

所幸的是，科学的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探索古蜀王国秘密线索的钥匙。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大批文化遗物的出土，大量文化遗迹的披露，尤其是古老城墙的发现，证实了上述古籍所载蜀王故都并非虚幻。因为，一座金碧辉煌的蜀王故都，已真真切切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三星堆古城墙遗址

三星堆文明的再发现，举世瞩目。但是，要确切证实三星堆古城是古蜀王国的故都，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证工作。

三星堆古城址的现存总面积为3.6平方公里。这样大的古城占地面积，即使在当时（早商时期）的全中国范围内，都是极其罕见的。城墙体的高大、坚厚，反映出可供支配、征发和役使的劳动力资源相当充足，进而可知居住在城内的统治者必然高高在上，统治着数量庞大的人口，控制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生产资源和社会财富。城圈的广阔，其实质是意味着城圈以内复杂社会的形成，表明其中的生活方式已经截然不同于史前的乡村，城圈内部的社会组织、政治结构以至整个社会的控制系统和运作机制，都已远远超出史前酋邦的水平。再结合对为数众多的直接生产者和从事非生产劳动的专业技术人员（比如各种艺人）的有效统治以及对自然资源、生产资源和社会财富的高度控制来看，一个具有集权性质的政府组织显然已经形成。


三星堆出土大型建筑遗址

在三星堆古城以内已经发掘清理的房屋密集的生活区中，出土了大量陶质酒器、食器和玩物。发掘清理的房屋遗迹，既有平民居住的面积仅仅10平方米左右的木骨泥墙小房舍，又有权贵们居住的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穿斗结构大房舍和抬梁式厅堂，还发现了面积达200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屋，更发现了面积达800平方米以上的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几种房舍的区别，揭示出其间深刻的阶级分化。在生活区内，发现了纵横交错的排水通道，出土了大量青铜艺术品和工艺陶塑制品、动物、乐器等，还出土大批玉石礼器和雕花漆木器，出土双手反缚、跽坐的石雕奴隶像，相反却缺乏农业生产工具（林向：《蜀酒探原》，《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1987年），表明这些区域是贵族统治者们的居宅。这就与其他仅出土大量生产工具、成品半成品和手工作坊遗迹的区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时也展示出建筑群依照房舍主人身份的贵贱高低进行分区的景象。


青关山大型建筑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海贝、象牙和玉石礼器，无一不是权势与财富的代表和象征。它们显然绝对属于城内的核心统治集团所拥有。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遗址内发掘出的4座墓葬，基本上谈不上有随葬品，更不用说有什么金银财宝。这当中的区别，透露出严重的贫富分化、阶级分化和严酷的阶级剥削的实质。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公鸡


三星堆出土的玉器

高耸的城墙，城墙外围深陷的壕沟，是阶级冲突加剧的象征。遗址内一些出土陶器上的早期文字符号（林向：《三星堆遗址与殷商的西土》，《四川文物》“三星堆研究专辑”，1989年；段渝：《巴蜀古文字的两系及其起源》，《成都文物》1991第3期，《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1期），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野的标志。


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上的文字符号

在三星堆遗址周围12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十多处密集的古遗址群，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相同。这些遗址群，既与三星堆古城土壤相连，又被三星堆高大的城墙隔开。它们毫无疑问是三星堆古城直接统治下的广大的乡村群落。古城内的粮食、生活用品和一应物品，多来源于此，取之于此。这正是古代城乡连续体业已形成的最显著实例。三星堆古城，显然首先就是作为这片广阔乡村的对立物，从中生长、发展起来，并凌驾在它们之上，对它们实施直接统治的。


成、渝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遗址分布示意图

古蜀地区各种生产资源、社会财富和富于战略意义及宗教神权巨大权威的自然资源，向着三星堆古城的单向性流动和高度汇聚，表现出三星堆古城对整个古蜀文化区的高度凝聚力、向心力和高度的社会控制；而古蜀文化区各地的青铜兵器等军事装备，又是从三星堆古城呈反向性地流向各个次级邑聚、边缘地区和军事据点，表现出三星堆古城对整个蜀文化中专职暴力机构和军队的强有力控制与指挥。这两种现象确凿无疑地说明，在古蜀王国的巨大社会控制系统中，起决定作用的调控枢纽，是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其核心是王权与神权。

以上所有的因素，无不揭示出人口集中的大规模化，人口结构中非直接生产者的大量产生，剩余财富的集中化，商业关系的广泛建立和远程贸易的产生，社会分层的复杂化和阶级社会的形成，大型居住区与贫民窟的对立，巨型宗教礼仪中心的建成，文字的产生和使用，专业艺人队伍的存在以及神权与王权的强化和统治机器的专职化、制度化，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整合起来看，正是业已形成为一座早期城市的最主要标志，构成一幅城市文明的清晰图景。


三星堆古城北城墙下的疑似建筑基址

即令从经济进步的角度来认识，三星堆古城所拥有的大规模青铜器生产、玉石器生产和金器制作以及昌盛的酿酒业、建筑业等，都无不显示出远远高于史前村落的经济发展程度。因此，作为城市化机制的核心，三星堆遗址也十分清楚地表现出它作为多种产业生长点和地区的增长中心的特点。因此毫无疑问，三星堆应是一座典型的古代中心城市，即都市，也是古蜀文明的高级中心之所在、权力中心之所在，即古蜀王国的都城。

（文字、图片选自《发现三星堆》第四章第一部分，标题为编者所拟）





《发现三星堆》
段渝 著
简体横排
16开 平装
978-7-101-15377-4
85.00元
内容简介

该书是一部科学、系统反映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三星堆文化研究成果的大众普及读物。全书四色印制，彩图600余幅，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地展示了三星堆文明的内涵。全书从三星堆——文明的重现、神权政体与文明、神权政体的运作系统、古蜀文明与夏商文明和长江中游文明、古蜀文明与欧亚古文明、南方丝绸之路——古代中印交通与中国丝绸西传等方面对三星堆文明的农业、手工业、城市、交通、贸易等经济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述，并对三星堆文明与中原及其他地区的文明以至西亚古代文明进行了比较研究。本书将深奥的学术研究成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出来，既具有学术高度，又具有普及性的特点，以科学性与知识性相结合的表述方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神秘的古蜀文明，并对笼罩着三星堆文明的诸种未解之谜一一给予了妙趣横生的科学解释。

作者简介

段渝，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师范大学杰出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等，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历史学科评委。出版专著11部、合著17部，发表学术论文36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1项、年度课题4项、省部级和国外科研项目10余项。获中国图书奖1项、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7项，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1项。多次在国外合作研究、访问和学术讲座。

（统筹：陆藜；编辑：白昕惠）
三星堆一经现世，就震动了海内外，因为迄今为止三星堆已经发掘的8个祭祀坑（更准确的说叫器物坑）中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成组的青铜人头像和青铜面具以及黄金制成的金箔等，都无法纳入到我们所熟知的中原文明体系中去解读，甚至放眼全世界，也没有能够与之相互参照的考古发现。

一方面是带有异域特征的黄金面具和金杖，以及已证实来自殷商体系的青铜尊、罍，另一方面却是三星堆独有的纵目面具，其中一组新发现的宽131cm、重131斤的超大青铜面具还亮相了2022年的央视春晚，更为三星堆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于是，“三星堆外来说”甚至“外星人说”甚嚣尘上。对此，著名先秦考古专家许宏曾做过一番精辟的回应：“大家看三星堆某些青铜器的造型感到怪异，那是由于我们的视野狭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发现超出了我们既有的认知范畴。至于外星文明的说法，那是开脑洞，与我们的考古研究无关。”

但不可否认的是，三星堆的存在，无疑对既有的中原文明为中心的认知体系造成了冲击，夏商周三代建立的国上之国和广域王权体系，在三星堆这里显得格格不入。
三星堆虽然发现有来自二里头夏文化的陶器、玉器和来自殷商文化的青铜器，但出土的金器却是在殷墟这样的大型王都都较为罕见的。

把三星堆的诸多考古发现解释为中央王朝传播到方国后形成的带有地域特色的自我创造，也解释不通。因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不见于中国其他地区，反倒是与苏美尔文明一处雕像上的神树高度相似；三星堆青铜分铸工艺、铜片补铸切割工艺最早源自公元前3000年的两河流域；权杖更是典型的古埃及文化产物。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三星堆到底和夏朝和商朝什么关系？难道三星堆真的是西来的吗？
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三星堆所处的时空范围。

本文所说的“三星堆”指的是以8个祭祀坑为主体的三星堆文化，而非三星堆遗址。有什么区别呢？文化是一定时间段内的某一群体创造的面貌相似的痕迹，而遗址则是所有在某一区域生活过的人类遗存，这个遗存可能前后差异较大，时间跨度也久远得多。
举个例子，二里头文化是夏朝中晚期的文化，但是二里头遗址却有上至仰韶时代、龙山时代下至商朝甚至秦汉时期的不同遗存。

同样，三星堆遗址也按先后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宝墩文化（时间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至夏朝），第二阶段是三星堆文化（时间约相当于商朝至周初），第三阶段则是十二桥文化（时间约相当于西周至春秋）。
由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带有二里头文化二期风格的陶盉，而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绝对年代测定为公元前1680年至前1610年之间，所以三星堆不会早于公元前1680年。三星堆祭祀坑含碳标本测年则晚到殷末周初，所以，三星堆的时空范围就在夏末到周初。

三星堆8个祭祀坑出现前后，正是三星堆文化的兴盛之时，这是三星堆文化的主体。而祭祀坑出现之前，成都平原还处于新石器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之间存在断裂，当华夏各地的部落方国向青铜为代表的国家文明渐次过渡时，成都平原的过渡却非常突兀，三星堆并非直接从宝墩文化发展而来，这预示着有外来群体的加入和推动。

事实上，传世史书中往往将古蜀和夏朝建立联系。《史记》曾记载“禹兴于西羌”，《蜀王本纪》记载“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大禹生于蜀、长于蜀，夏朝的桑蚕业源自蜀地”的说法，让我们不禁疑惑：莫非夏人的祖源地是在蜀地？
其实，大禹事迹在蜀地广泛传说，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如《史记》所言大禹的确生于蜀、长于蜀，第二种可能则是夏朝灭亡后夏遗民迁居蜀地，并将大禹的传说也带了进来。
而考古发现，印证了第二种可能。

首先，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青台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浙江良渚文化钱山漾遗址分别出土了桑蚕丝残留物，年代距今5000年，早于三星堆4号坑发现的丝绸残留物。
其次，三星堆出土了二里头四期的牙璋，众所周知，牙璋是夏文化的典型器物，在夏朝灭亡后，牙璋作为夏部族的一种传统文化而随着夏遗民向四方的扩散流传到了各地。
但，整个殷商时期牙璋都步入了衰落，商王朝甚至将流传下来的牙璋改制为其他器物使用。唯独在三星堆发现的牙璋，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在形制上还有改进和发展，出现了铜牙璋和牙璋形金箔。更重要的是，牙璋成为了三星堆人的祭祀重器。

第三，目前与大禹和夏后氏有关的考古学遗存均在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已被公认为夏朝中晚期文化，而夏文化的前身新砦文化、王湾三期文化也都在中原地区。
所以，无论是绝对年代的先后顺序还是考古发现，都表明，是二里头文化传播并影响了三星堆文化，而非三星堆文化衍生了夏文化。
更直接的证据来自三星堆本身。

三星堆出土的所有青铜人像，发型都只有两种：一种是辫发（头发编成辫子），另一种则是笄发（头发盘在脑后）。笄发青铜人像均为掌管祭祀的神职人员。
青铜人像中有4位戴着黄金面罩，他们两个笄发，两个辫发，数量相等。黄金比青铜还要稀有，辫发者能与笄发者共享此等尊荣，表明辫发者并不从属于神职人员，合理的解释是辫发者掌握着世俗权力（即王权）。
发型、服饰往往是区分不同族群的标志物，而三星堆这种独特的权力构成和源自中原二里头文化的祭祀重器，都在告诉我们，蜀地土著居民和夏朝灭亡后迁徙入蜀的夏遗民共同创造了三星堆文化。

独一无二的青铜纵目面具，正是本土加外来融合碰撞的产物，两颊上的榫孔表明，青铜纵目面具在祭祀时是组装在神庙柱状建筑上的，这或许是神权和世俗权力妥协的结果。
不仅如此，三星堆文化中还闪现着夏遗民对殷商的“愤恨”。
甲骨文中“蜀”字的写法有20多种，一个共同特征是都带有“目”字，与三星堆独具特色的纵目铜像吻合，这也就意味着甲骨文中屡屡出现的“伐蜀”、“至蜀”，所征讨的对象，正是三星堆人。

远在西南的三星堆，对深处中原腹地的殷商王朝而言并不具备威胁，两者间的矛盾冲突，更多的是源自三星堆中的夏遗民因素。事实上，在商汤灭夏后，也的确曾下令“一勿遗”（不放过一个）。
三星堆文化中虽然发现了明显来自殷商的尊和罍，但唯独不见代表殷商祭祀重器的鼎，三星堆人执拗地使用夏文化传承的牙璋作重器，这种差异凸显的也是夏商间的“世仇”。所以，当周武王号召诸侯共伐殷商时，排在第二位的盟军就是“蜀”。

也正是在商周鼎革的历史节点后，三星堆人废弃了位于广汉市的都邑，整体迁徙到了50公里外的成都金沙村。此后，考古工作者在金沙遗址发掘了与三星堆遗址高度雷同的象牙、青铜人像、金面具和玉璋。碳十四测定，三星堆和金沙为前后继承关系。
所不同的是，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仅剩辫发者。这意味着，经历了商末周初的战争后，三星堆群体发生了变化，与中原文明格格不入的神权统治退出历史舞台，世俗权力成为唯一最高统治者。昔日与殷商对抗的蜀，被纳入为西周治下的方国，中华文明多元归一最终完成。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三星堆中的异域文化因素到底怎么来的？

这就不得不提到著名的“中国弧”理论。所谓“中国弧”，即北起东北三省和赤峰地区，经内蒙古河套、陇东、青海东部、川西，连接西藏东部与云南，存在一条沟通东西方文明的弧线。
而三星堆刚好处于弧线的交界处，与我们传统观念认为的川蜀是一块封闭的区域相反，当时的蜀地恰恰是一块“开放的前沿”，可以沿“蜀身毒道”开展与域外文明的外贸交流。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来自印度洋的海贝，和早于张骞出使西域前就出现在中亚和印度各国的蜀布，正是这一交流的见证。
一如紧邻俄罗斯的黑龙江漠河会有大量俄式建筑道理一样，地处中西方交流前沿的三星堆，出现异域文化器物，也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