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揭秘：为何溥仪怕太监怕得睡不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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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监这种存在，就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种最不人道的产物。在古代所谓的“寺人”“阉人”“阉宦”、“宦官”，都是对于受过“宫刑”的罪人的一种称呼上的沿革。在古时是使用这些人来做那些看门或是洒扫苦役的。后来由于帝王宫中的后妃、嫔嫱、姬妾、宫女之类愈来愈多，使用一般男子充当仆役，便有了很多不便之处，于是便逐渐广泛地使用起太监来。到了这个时候，当太监的人，已经不再是那些受过“宫刑”的人，而是由普通的人来充当了。有的自幼就被贪图富贵而不顾儿子终身幸福的父母所摧残，也有的是自己本人为了要向上爬，致不惜残害自己肢体去找那寻求富贵的捷径，而甘心去当太监的。
　　不过是当了太监，也不能百分之百地享到自残生理的所谓“酬报”。有的当了一辈子太监，却永远处在层层压制之下，去过那牛马一般的苦生活，也有极少数的人，凭借着偶然的侥幸机会，得到了皇帝等统治者的看中，而去过那富比王侯的生活。像是在清宫中，曾和那小德张一同进宫的洪兰泰，就是当了一辈子的苦太监，终于潦倒而死的一个实际例子。
　　据说在明朝曾是太监极盛时代，太监的数目，最多时竟达到十万名。像是在明朝的有名太监魏忠贤、刘瑾、王振之辈，都是在当时不独威震宫内，而且是威震全国的人。他们都有操纵皇帝生杀大权的莫大势力。
　　清朝的太监虽说较明代为少，但在最多时亦曾达三千余名，尽管清朝鉴于明季宠任太监的流弊，曾由历代君主三令五申地严戒太监的干预政治，但在慈禧时代的皮硝李(李莲英)和隆裕时代的小德张，却也都是结交大臣、贪赃纳贿的有名太监，都曾闹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总之，因为那些当太监的人，他们是有机会能够每日接近君主，而收到近水楼台之利的，并且他们的思想知识，又都是在普通人的水平线下的居多，所以他们的假势欺人、营私舞弊的事，是自然会不断发生的。
　　在清代宫中的太监，也是和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其他阶层一样，是有着严然的等级制度。例如，“都领事”(即都总管)，他便是统辖宫廷中的四十八个单位的太监头子。据说清代皇帝在祭天上表文时，照例在表上要写上皇帝和最高级大臣以及都总管的名字，并说这是意味着“一君一臣一奴”的意思，也就是代表全般社会的意思。在都总管下，尚有大总管、二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小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最下层的“地方打扫处”太监等之分。总管便有权责打其管下首领以次的太监，依此类推，也是和封建社会中的其他阶级一个样，都是在宝塔形的一层压一层的等级制度下，显示出家长宗法制触须的到处延长。现在想讲一下，关于从我眼中所看到的，我耳中所听到的关于太监的几个实例。
     
  
        
　　“钱粮名字”和“御制名字”
　　从前在宫中的太监额数，虽然有固定的限额，但在无形之中，仍是有一种严格的自然限制，那就是认师傅的制度，一般是在入宫时须得认一名宫中在职的太监做师傅，自己再以徒弟身份拿出一些倾家之有无的钱来，买个名字而进入宫中。所以，在当时的宫中，例如有一个叫李德顺的太监，他的本来姓名根本就不是李德顺，而是王庆平，而现在他所顶替的这个李德顺名字，甚至是几十年或是百年前的一个人的姓名。他既是顶替这个有名无人的姓名入了宫，他便得丢掉自己的真姓真名，而以这个沿用已久的旧姓名，变成为有册可稽的宫中太监李德顺了。当时把这种名字叫“钱粮名字”。其次是“御制名字”。这是当某一太监，能够在偶然幸运下，被选中为伺候君王的“御前太监”时，那么，他就有可能得到皇帝的赐名之恩。当时把这种名字叫做“御制名字，”不过是当时过境迁老病物故之后，这个“御制名字”便又成为供后来者“冒名顶替”的所谓“钱粮名字”了。
　　再者当太监在宫中当差时，固然是有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尊卑上下之分，但是在宫外，他们却有一种“行会”式的互相扶助组织，在这种组织中，也有相当的公积金，供作他们之间的养老、埋葬之用。这是本着他们之间的“同类爱”而作出来的互助义务组织。都是在有钱者多摊，无钱者少摊或不摊的精神下，积年累月设置起来的。例如，在北京西郊海淀附近，就有一个“太监公墓”。其中所埋葬的并不只是清朝时代的太监，还有不少明朝太监的坟墓也在其中。不过是，阔太监的坟要大些，墓碑也讲究些，而一般的太监则是按照个人的身份财力各有大小之不同而已。并且在那里还有专门担任看守坟墓的人(不是太监)，一直到了民国十六七年的时候，仍是如此。
　　“替僧”、“打手”和“牢狱”
     
  
        
　　在清朝旧制中，每一代皇帝，照例要有一名太监替皇帝去当喇嘛。把这种“太监而喇嘛”的人，当时叫他做“替僧”。凡是当了“替僧”的人，虽然不能套用“太监而喇嘛”的公式而去享有太监加喇嘛等于皇帝的“福分”，但是他却有太监加喇嘛加皇帝等于“替僧”的资格。所以，凡是选中为“替僧”的人，他便可以经常在相当优厚的待遇下，过他那一辈子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我在宫中时，就有一个照例的“替僧”。他的任务是除了按照规定一个月念上几遍藏经之外，其余的日子就是以“替僧”的资格，身上穿着喇嘛的服装，手中提着鸟笼子，到街上游逛作消遣的。
　　宫中还有一个专门保管内廷档案，抄缮年节等日的礼节单子并掌管打人的单位，叫做“敬事房”，除了普通的师傅打徒弟用不着劳这帮正规化打手的大驾以外，像是总管责打其管辖下的太监时，特别是君王责打太监时，照例就得劳他们亲自下手了。例如，皇帝发出厉声“传敬事房”的口头命令时，于是，这些专业打手便“雄赳赳”地把满装竹竿或竹板的黄布口袋拿了来。当听到责打多少的吩咐后，挨打的人，便须柔顺地趴卧地上，高耸双臀恭敬候打。而“敬事房”的太监这时便“狐假虎威”地从袋中抽出打人的工具，同时更“叭”的一声，把满盛笞具的布袋用力掼在地上。然后便按照吩咐下来的数目，用力笞在受笞者的双臀上面。同时还有人站在一旁高声“一、二、三、四……”地喊出笞打的数目。这就是清宫中以太监打太监的概略情形。
　　在宫中除了“敬事房”这帮御用打手之外，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惩罚机关，就是在内务府大臣管辖之下的宫廷专用监狱——“慎刑司”，凡是被认为应从重严办的太监，便交到这个“慎刑司”里去加以刑讯、监禁和行刑。“慎刑司”这三个字从表面上看来仿佛是个好字样，因为慎重用刑谁能说不好呢？不过这也如同在过去专制时代从那嗜杀成性专制魔王口中所喊出来的“刑期无刑”一个样，其表面的字句和内容是完全不相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就拿“慎刑司”来说吧，它并不是什么“慎刑”，而是专门看着主人的颜色，秉承主人的意旨，而专门蹂躏人权和草菅人命的机关。当然，在那清朝统治的二百余年之中，只由于专制君主的一喜一怒一爱一憎而致在这“慎刑司”中受过淫威滥刑的太监等，真可以说是不计其数的了。
     
  
        
　　“灯火小心”
　　在那人间天上的“紫禁城”中，每当夕阳西下，暮色苍茫的时分，便可以在那静悄悄的“乾清宫”周围，听到一种神秘而带有凄厉的呼声，那就是从康熙时代起，每日无缺地一直狂喊了百多年的一个同样声音。所喊的内容是：“搭闩，下钱粮，灯火小——心——”九个字。“搭闩”就是说要在门上搭闩，“下钱粮”就是说要把门上了锁，“灯火小心”就是提醒注意火烛预防火灾的意思。因为按照清宫定例，每天到了天色黄昏的时候，除了各处的太监和在乾清宫东侧“日精门”值夜的侍卫并值夜“侍医”之外，其他一切男性工作人员，都须完全退出“乾清门”之外。到了这个时候，便有一名“敬事房”的太监绕着“乾清宫”的周围走廊一周，边走边喊上记的九个字。并把“小心”两个字的声音特别拖长，于是各处的太监(如“尚书房”“南书房”“懋勤殿”“日精门”“月华门”……等处的太监之类)，每处都有一名太监站在自己单位的门口，当“敬事房”太监走了过来喊到“心”的时候，他便也随声附和地喊出一个“超长音”的“心”字来。这便是他们一天最后的一次照例“差事”。
　　这种定例，据说是创始在康熙时代。
　　有一天康熙曾吩咐太监到了晚间关门时，必须各自点查一下门上好了闩和锁没有，并须加意预防火灾。于是便相沿成风，经过了一百多年，虽然是每天晚上都照例实行，从无一次间断，但却愈来愈形式化了。到了后来，简直变成为一种完全形式上的滑稽行动。只是随帮唱影地喊出一个“超长音”的“心”字来，便算是完成了“门禁”和“防火”的任务，至于什么“闩不闩”“锁不锁”的问题，反倒成为次要的东西了。
     
  
        
　　从这里不独可以看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家长制度的遗风来，同时也可以看出清朝统治阶级，不但是在政治生活上已经腐败得到了臭不可闻的程度，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是腐朽得到了只剩下一个形式上的空壳地步。从前对于推陈出新曾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赞词，但是这里却可以拿“变腐朽为滑稽”来作为结论了。
　　受过我连累的可怜的太监们
　　在我小的时候，有一天在御花园和隆裕太后一同散步。那时当太后走路时，照例得有两名太监分为左右搀扶着她。不过是，我在这里非要附带加几句注解不可——太后既非老态龙钟也非腿上有毛病，而是由于以下两种原因：其一是清朝贵族中的一种惯性排场，其次是满族妇女都穿有奇厚的鞋底，没有人搀扶可能会有跌倒的危险。这时，我也在太后的身边走着，搀扶着太后前进中的两名太监中之一，名叫陈德的人，一个不小心踩了我的脚，我便哭了起来，于是这位“爱子心切”的太后，便唤来敬事房，即刻责打了他几十大板。
　　陈德固然是不幸，但由于他的粗心，踩了皇帝的脚，以致挨了几十板子，在那封建专制的清宫中，姑且可以算是尚属说得过的事情吧？可是还有比他尤其不幸的太监受过我的连累呢！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渐渐地懂得爱起时髦来。于是，就经常令我身边的两个姓李的太监，到街上店铺里给我买些洋袜子、皮鞋之类的东西。不料事被端康太妃知道，她认为皇帝而穿洋袜子、皮鞋那还了得，于是把我叫了去，大声训斥了半天。这还不算，更把给我买东西的两个人，每人重责了二百大板。直把他们打得皮开肉绽不能行动，并且还把他们从我身边撵走，罚在“地方”充打扫苦役。
　　我曾收拾过太监的“残局”
　　我由于年岁的增长和所受的惟我独尊空气的“潜移默化”，我的脾气也就与日俱增起来。因之任凭自己的喜怒责打太监的事情，也一天天的多起来了。同时，历代专制君主所经常爱犯的“独夫疑心症”，我也未能例外，发完脾气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疑心生鬼，总害怕受到责罚的人会要怀恨和图谋报复。于是，就在察言观色之下，愈发觉得自己是一个孤独者，真是除了自己之外，差不多到了别无可信之人的程度。
     
  
        
　　后来，在一九二三年夏初某夜晚，在清宫西北角方面发生了很大的火灾，就在几小时之内，便把“建福宫”附近的“静怡轩”、“慧曜楼”“吉云楼”“碧琳馆”“妙莲花室”“延春阁”“积翠亭”“广生楼”“凝晖楼”“香云亭”等地方都烧成一片焦土。
　　虽然在当时只以“失慎”二字了事，甚至还有人认为是由于我在“建福宫”西花园内“敬胜斋”小戏台内看了电影的缘故，所以才使电线走的火。但是我已经多少年没有在那里看电影，而且平日又不开电灯怎能会有漏电之可能？所以，我总疑惑是有某些太监当盗窃了其中的古物珍品之后，为了灭迹才放的火，所以尽管在当时并没能够究查出什么原因来，但我对于太监的疑团却愈积愈深。
　　不久，又在我所住的“养心殿”东套院的东厢房“无逸斋”的窗户上，有人在夜间塞上了一团棉花，点上了火，幸被另外的太监发现，立即把它扑灭，未致延烧成灾。这时愈发使我认为这是太监因为怀恨而干出来的。
　　不料却又听到一种完全出我想象之外的怪话：有些太监竟在我背后偷偷传说这次的火，是我自己放的。我听了这样的话以后，已不是再生太监的气，而是害怕起太监来了。我想：太监既是把我恨到这种程度，谁敢说他们不能聚众谋乱或是对我施行暗害呢？我更想：既是如此，倒不如先发制人，把太监一齐驱逐掉。
　　在我想要决心驱逐太监的前两三天，我真是愈想愈怕、愈怕愈想，简直弄得我连睡觉也睡得不安稳。于是我便对我妻子婉容讲，叫她在夜间不要睡觉，要坐在屋中看守着我，并叫她注意听风，如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要立时唤醒我。我还在我床边放有一条应变的武器——木棍以备万一，这时我的庸人自扰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
　　于是，我就在这两三天的“杯弓蛇影”之后，终于在某一天下定决心，就以看我父亲载沣为名，到当时的醇王府去搬救兵去了。当我把这一决意告诉了我父亲之后，这个胆小怕事的醇亲王，在一起初，大摇其头，只是拼命地劝我先回宫去，慢慢再作商量。于是在他那满头大汗、气急败坏的神情中，使我看出了他的弱点，原来他所怕的，就是我赖着不走啊，我就以“如不答应即日驱逐太监，我便待在这里，决不回宫”来作要挟，结果，他屈服了，就由“内务府大臣”通知了当时的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和步军统领聂宪藩以及警察总监薛之珩。他们来了之后，我就请求他们帮助进行遣散太监的工作。他们便都应允了我的要求，表示准备在必要时帮助宫中护军维持秩序和协助办理遣散太监回家的工作。于是，就在当日一天之内，除了在三位太妃及我妻子处留有少数太监之外，把宫中几百名太监都遣散了。至于他们被遣散之后，如何还乡和维持目前的生活，我是连想也没有去想，只是把他们一概逐出宫门完事。我等到太监都已遣散完毕后，才如释重负，回到宫中。后来由于三位太妃对我说太监太少不够用，我遂把三位太妃处的太监，每处更多留下三十余名。
     
  
        
　　不料我这种神经质的疑神疑鬼病所引起的驱逐太监的这件事，却被当时各报纸当做一种引人入胜的好材料，竟自把它大加美化，做了好些不符实际的渲染和赞扬，差不多都刊出大字标题，写着“废除了几千年以来太监制度的英明举动”等的字样。真是天知道！我的内心深处所藏的东西，是和这些“英明”之类的字句无有任何相同之处的。可是在当时，我对于这种预料之外的不虞之誉，丝毫也未感到什么受之有愧，反而竟自我陶醉在这些赞扬词句之中。居然也竟自恬然无耻地大得其意，认为自己的这一手，干得很“漂亮”，自己确是一个了不起的“维新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