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什么朝代的人_司马迁是什么朝代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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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评价司马迁：除了《史记》，另一个成就更加伟大
【毛主席评价历代文人之司马迁】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历代史书的典范，被誉为“二十四史”之首，鲁迅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梁启超也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之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毛主席一生熟读史书，对《史记》更是推崇有加，对它的作者司马迁，也是非常推崇。

毛主席早在青年时期，就开始阅读《史记》，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一封信中写道：“《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呢？实际上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
他的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对历史有着非常深的研究，其撰写的《论六家要旨》，司马迁读了许多遍，为其后来撰写《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谈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接着《春秋》再写一部到汉朝的通史，但是，这个想法还没有付诸实践，他就病逝了。临终前，他紧紧握住司马迁的手，对他说：“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流着泪点头，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
司马谈去世以后，司马迁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着手写这部史书，可是，他渐渐发现，要写一部史书，光看书是不行的，必须要有积累，要熟悉中国各地的历史。于是，他遍访中国各地，收集史志，了解地方发展史，收集了许多历史轶闻，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

毛主席对司马迁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就非常赞赏，在《讲堂录》里这样写道：“司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受了司马迁的影响，1917年暑假，毛主席与好友萧子升结伴游学，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走了沅江、益阳等五个县，了解了各地农民情况和风土人情，写下了很多记录和心得，为后来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5年，毛主席感觉身体稍微好一点了，便与护士孟锦云谈话，讨论到了《资治通鉴》，并提到了《史记》，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
其实，这也是毛主席一直在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许多伟大的作品，都是经历过伤痛或是屈辱，积压在心中的愤懑、不平到了顶点，最后通过笔端进行呐喊，才成就了伟大的著作。

早在1957年，中央要调吴冷西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毛主席特地找他谈话，说：“你到人民日报社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然后，毛主席又举了屈原和司马迁的例子，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放逐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到腐刑乃发愤著《史记》。”
毛主席对司马迁当年受宫刑后的委屈，也是非常理解和遗憾的，1949年底，他在去苏联访问的路上，就与翻译师哲谈起过这个事，说：“汉武帝七岁立为皇太子，十六岁即位，在位五十四年，把汉朝推向了全盛的时期。可是就这么一个还算有作为的皇帝，一旦臣子违逆他的意愿，竟下如此毒手。不过，和皇帝佬倌有什么理好讲？他没有杀掉司马迁，已算是手下留情了。不过，施以宫刑，也实在是够残忍的了。”
这段话中，毛主席在评价汉武帝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司马迁遭受宫刑的惋惜之情。

当年司马迁有个朋友叫任安，蒙冤受刑后，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能像当年为李陵喊冤那样，救自己一命。
但是司马迁已经看破世事，表示很难相救，就给他写了一篇著名的《报任安书》，其中有一句著名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这句话，毛主席就经常引用，比如在为纪念张思德而写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毛主席就写道：“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关于《报任安书》，毛主席还有一次经典的引用，就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讲道：“司马迁后来跟朋友解释说，他遭受了奇耻大辱为什么还要活着，主要目的就是完成史记。他为什么遭受奇辱，这是因为当时汉武帝糊涂，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么他做出这个决定了，受害的人怎么看？如果沉沦下去，人也就完了，要像司马迁那样，在逆境起飞，最后才有质的变化。
“现在为许多遭受挫折的同志平了反，要出来工作，是不是就必须安排到平职或是更高的职位上去工作？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然后，毛主席又引用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的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实际上，这里既有毛主席的无奈，也有对大家的鼓励。
在中国历史上，经常会发生各种不公正的事，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其实也避免不了，不过现在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让他们重新开始工作，但是，作为当事人，也要有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不能太消极，要学司马迁、屈原、左丘明、韩非等人，越是身处逆境，越要保持乐观的心态，要坚信共产党是一个公正的党，早晚会做出公正的评价。
因此，毛主席之所以如此推崇司马迁，除了他那部伟大的著作《史记》，还有他身处逆境而毫不气馁，反而愈挫愈奋的伟大精神，更加值得共产党人学习。
（参考资料：《毛泽东读史》《毛泽东年谱》《司马迁》《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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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今的历史书上把历史名人司马谈、司马迁写成“韩城人”，忽视了长期以来史书标注的“一说河津人”，这种不尊重历史的做法实在让人痛惜。

司马迁的父亲是河津人
我国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生于何地？有河津与韩城之说。而我认为司马迁是河津人，理由有三：
一有司马迁《自序》为证。司马迁在《自序》中讲：“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就是指河津，而不是韩城。先看司马迁自己怎么说。凡是熟读《自序》的人都知道，司马迁是在讲了自己的先祖从司马错到司马喜七世都世居“夏阳”(即韩城)，并对自己父亲韭硖傅木??统删?论六家之要旨)作了一番详细的介绍后，才说自己“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的。显然，这里有转折之意，“龙门”指的并不是“夏阳”。如果是指“夏阳”，为什么不说自己也生“夏阳”，或者干脆什么都不说。根据他先祖世居“夏阳”，谁还不知道他也生于“夏阳”，而突然冒出一个“迁生龙门”呢?在讲述自己与先祖同居一个地方时，前后运用不同的概念，这在行文上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尤其是对于司马迁这样的大手笔。从这里我们可看出，“龙门”肯定是另有所指。指哪里呢?只能是河津。
河津最有理由称“龙门”。河津与韩城仅一河之隔，我也认为，“龙门”两边的山都叫“龙门山”，“龙门”也为两县所共有，正如黄河所共有。但是，“龙门”作为一个地方的代称(“迁生龙门”，“龙门”是地方代称，不是指“龙门山”，也不是指禹凿的“龙门”，虽然这个代称由此而来)，只能是指一个地方，而不会指两个地方。那么，作为地方，河津、韩城谁更有理由称“龙门”呢?只能是河津。这与地缘文化有关。河津在河东，为之阳。黄河两岸所共有的东西，一般都以河东为代表，以阳为代表。如“龙门”所建禹庙，东禹庙规模很大，是主庙，西禹庙很小，是配庙，为何这样设计，这样建筑，就是这个缘故。河东又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尧舜禹时都建都在这里。“龙门”是禹凿的，而河津又紧邻都城，来往比较密切。“近水楼台先得月”，把河津称为“龙门”是很自然的事。夏朝是禹的儿子启建立的，也建都于河东，他绝不会舍近而求远，跳过河去，称韩城为“龙门”的。事实上，河津自禹凿龙门以来就称龙门了，河津有从北魏到北宋近700年的建“龙门县”的历史，并曾设立过“龙门郡”，这是河津先前就代称“龙门”的铁证。后来，“龙门县”虽改称“河津县”，但历朝历代，一说“龙门”。谁不认为就是河津?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迁生龙门”，指的就是河津。
大概怕后人会产生误会，司马迁在“迁生龙门”之后，紧接着说了一句话：“耕牧河山之阳。”这是对“龙门”就指河津的精确注释。在这里，河，就是指黄河。龙门山之南，黄河之北，谓之阳，指的正是河津这块地方。韩城与山之阳相符，但与河之阳是无论如何挂不上钩的。至于河津当时叫“皮氏县”，为何司马迁不说“迁生皮氏”而说“迁生龙门”?这是因为当时“龙门”的名气已经很大，外人甚至知“龙门”而不知“皮氏县”，这也是后来“皮氏县”改称“龙门县”的根本原因。
二有司马迁的坟墓为证。司马迁死后葬在河津。虽因年代久远，自然灾害的侵袭，司马迁的墓庙已不复存，但这有郦道元的《水经注》为证。郦道元是北朝人，伟大的地理学家。《水经注》是经他实地考察，“寻图访迹”，在对《水经》作了周详的考证韵基础上写成的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地理学名著，成书于公元六世纪初期，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地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说：“河水又南，右合陶渠水”，“又东南迳司马子长墓北。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树碑立桓。太史公《自序》曰：迁生龙门。是其坟墟所在也。”
怎么理解这段话呢?“河水又南，右合陶渠水”，说的是黄河出龙门又向南流去，右边靠近韩城的陶渠水。“又东南迳司马子长墓北”，这讲的是司马迁墓庙的位置。“东南”，即黄河之东南，即河津地界。“迳司马子长墓北”，说的是黄河迳直从司马子长墓的北面流过。这说明司马迁的墓庙在苍头村以西，石咀以南。黄河出龙门，流经清涧湾，直扑石咀。受阻，滑向西南流去。
“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树碑立桓。”这是郦道元当时看到的墓庙的情况，并说明这是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汉阳太守殷济到河津司马迁墓看了他的墓碑，为其功德所感动，才为他重修的。
“太史公自序曰：迁生龙门。是其坟墟所在也。”这是郦道元看了司马迁墓庙后所发出的感叹，即：太史公在《自序》中说他生于龙门，这是对的，这里就是他死后埋葬的地方。这里，郦道元也确认，“龙门”就指河津。
《水经注》郦道元的这段记载还能有别的什么解释吗?他生在河津，葬在河津，还不是河津人么?
有人以现存司马迁庙在韩城方凭，说司马迁是韩城人，这不对。众所周知，现存司马迁庙司马迁的坟是衣冠冢，而不是真坟。这说明该庙只是一座纪念性的庙宇，而不是真坟的所在地，这反而证实了《水经注》所载司马迁墓在河津的真实性。韩城司马迁庙为宋时所建，至今还不到950年的历史。司马迁是河津人，韩城人为什么给他盖庙?这是因为，司马迁祖居韩城，那里的人们也以司马迁为荣，遂建庙以示纪念，以彰其功德。这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说建庙是为了证明司马迁是韩城人，那就是建者所误了。若不是建者所误，那就是后人对建者所误了。
三有司马迁的后裔为证。河津今距司马迁墓东约10里，有个辛封村。村里有姓司马者20来户，近200来人，世称自己是司马迁的后代，且有家谱，至今还保存着世传的司马迁的朝王板。这个村也世称司马迁故里。这是司马迁是河津人的血亲证据。
韩城那边并没有姓司马的。说司马迁是韩城人，又找不到姓司马的，这说不通。有人说有后裔，因避难，改姓司、姓马、姓同、姓冯了。这也说不通。司马迁因受李陵之祸被判刑，但并未株连九族。他的女儿、女婿、外孙都活得好好的，且女婿、外孙都受到汉武帝的重用，缘何他的远在家乡的儿孙们要改姓呢?有人说不是当时改的，是后来改的。司马迁当时受难时都不改，后来平反了，又当了太史公，得以完成《史记》。《史记》问世后，司马迁声望逐高，为世人所敬仰，这只能庇护自己的子孙，怎么反而有害了呢?“辟莽乱”，“辟刘宋之祸”，也难以成立。封建社会的刑罚是很严酷的，哪有改姓就能避免得了的?封建社会也从未有过以改姓代刑罚的政策。况且，若要改姓，改姓一个就行了，为什么要改四姓?还有，如果确因避乱改姓，那么乱过之后，就应改过来，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改，还不返祖归宗呢?这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辛封村不仅有姓司马的，而且这个村名也叫得很不一般，很可能与司马迁有关。《汉书》载：王莽新朝时，封迁后为“史通子”。历经磨难的司马迁的后代及乡亲突然得到这样的荣耀，欣喜之余，把自己的村名由“太和坊”改为“新封村”，这是情理中的事。后来，为纪念司马迁，为纪念这个功名的来之不易，里边含有许多辛酸，把村名又演变为“辛封村”，谁又能说没有道理呢？这难道不也证明辛封村确是司马迁的故里，司马氏是他的后裔吗?
以上三证，足以证明司马迁是河津人。那么，司马迁的先祖世居韩城，其父亲也生于韩城，司马迁缘何就成了河津人呢？这是因为司马谈在年轻时迁居到了河津。虽然史无明确记载，但并非毫无依据。司马迁在《自序》中说，其父病逝于周南。但葬于何地，并没有说。把世居夏阳的世祖死后葬于华池、高门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唯独不交待自己的父亲也葬于华池或者高门，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疑点。这说明，司马谈很可能葬于别处，葬于他的迁居地河津。据司马迁后裔讲，距司马迁故里辛封村西北约10里的地方有一座司马氏的远祖坟，这座坟很可能是司马谈的墓。这至少是目前证明司马谈葬于河津的一个证据。

河津司马迁故里碑
司马谈为何要迁居河津呢?可能有两个因素，一是求学的因素。司马迁在《自序》中讲，“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这说明司马谈年轻时主要是在外求学，不然他就写不出《论六家之要旨》那样的使自己一步登天的旷世文章。那么，在哪里求的学呢?河津很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地方。河津是大学问家卜子夏的故乡，魏文侯时曾“西河设教”50年，不仅对河津，而且对河东及山西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武帝时离魏文侯时并不远，想必当时河津的教育事业也很兴旺，文化的底蕴比较雄厚，是黄河中游学子求学比较集中的地方，且河津与韩城离得很近，到河津求学应是司马谈最理想的选择。由于长期在这里求学，产生了感情，并认为在这片文化沃土上有利于自己子孙的熏陶成长(司马迁成为大史学家、大文学家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决定迁居。迁居就迁在当时的太和坊，即今辛封村。太和坊是大学问家卜子夏的故里，是“西河设教”的主场所。司马谈之所以迁居这里，这和司马谈迁居的动机和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二是返归故乡的因素。司马迁在《自序》中讲，其远祖是从晋适秦，人“少梁”的。那么，司马迁远祖是从晋的什么地方迁到“少梁”?最有可能是河津。因为河津、韩城离得很近，为避乱；过河就可以达到目的。河津是其远祖的故地，即使不是，山西总是，加上他长期在这里求学，有了感情，这就迁回了河津。事实证明，他也确实迁回了河滓。
最后，作一大胆推测：司马迁为什么叫“迁”?谁能说这与司马谈迁居河津毫无关系呢?谁能说这不是对其迁返故乡的一个永久性的纪念呢？我说，很可能是的。
司马迁是河津人应当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