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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事实上是礼学,是政治占星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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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_member 发表于 2023-1-17 08:32: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47分钟前
以下内容,主要来自于吴国盛《什么是科学》。

古希腊数学在全球同时代文明中,可以说是最发达的,有数学四科的说法,即数论、几何学、天文学与音乐(和声学)。
数论,我们以前译为算术,应该是一个错误,这是因为,古希腊的数论,研究的是数的理论问题,比如偶数、奇数、合数、质数等等,与计算基本上不相干!因为中国文化传统里只有计算这一块,所以古希腊的数论,就被误译成“算术”。
天文学为什么是数学科目?因为古希腊把天文学称之为球面几何学。音乐在古希腊,被认为是数字的和谐问题。
古希腊几何学与天文学成就最大,分别有巨著《几何原本》和《至大论》传世。
几何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缺席,但中国天文学传统极为深厚,成就极为可观,足以和古希腊天文学媲美,因此特别值得将二者进行比较。
事实上,许多人正是通过强调我们有发达的天文学,来强调中国古代也有科学,甚至遥遥领先。
然而,中国天文学在什么意义上是科学?
这个问题促使我们仔细比较古希腊和中国传统的天文学,看看它们在研究动机、主要问题、研究方法上有些什么区别。
经过比较,我们发现,中国古代天文学,根本不是古希腊意义上的科学,而是特别属于中国文化的礼学!
这个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理解礼学与科学的差异。
从远古时代开始,全球各民族都有观测和解释天象的活动。有实用的需要,如辨别方位、确定农时等,也有面对浩瀚星空的原始敬畏之情。
但是,天文学的发展,向来满足实用需要的少,满足原始敬畏之情的多,因为定时辨向用不着太多天文学知识。
伟大的文明都有发达的天文学,而促使他们发展天文学的动力,更多的是一些文化、意识形态的东西。
随着文明成型,各民族走上了不同的文化发展道路,那种原始的敬畏之情,也有了不同的文化表达方式。
古希腊人把天际现象看成是理念世界的最好样本,因为尊崇理念世界而尊崇天界视象,结果是,那种原始敬畏之情,转化为对理性的坚定信念。
同样,中国发达的天文学,也不像通常教科书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因为,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节气,精确到天就足够了。
而中国天文学家对于日月星辰的运动细节非常在乎和着迷,他们的动力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中国天文学最强大的研究动机,来自天人合一的观念,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种种文化观念和文化制度。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影响了中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国的天文学,有浓郁的政治含义和文化含义。

就政治层面而言,中国天文学获得了在西方不曾有过的高尚地位。历朝历代,朝廷都很重视设置天文机构,国家天文台从未中断运行。从秦汉的太史令、唐代的太史局和司天台、宋元的司天监到明清的钦天监,天文台一直享有很高的地位。首席天文学家官职可以达到3品。
与之相比,古希腊天文学家,则是纯粹的私人,是哲学家,是真理的热爱者(托勒密即如此称呼希帕克斯---他创立了球面三角学,被称为天文学之父)。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为什么这么重视天文学家?原因很简单,因为天文学家通天!
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有一个非常吊诡的潜规则:一方面,皇帝是天下至尊,一言九鼎,但另一方面,皇帝的地位并不是不可挑战的。
按照天人感应、天人相通的思想,皇帝之所以是人间主宰,是因为天授皇权,因为他顺应天道。如若不然,无道昏君,人人都可以讨伐,可以取而代之,这么做是替天行道,是正当的。
因此,做皇帝并不是那么容易,也需要时刻警醒。
问题在于,如何判断一个皇帝的作为是顺天应时,还是背天逆道呢?有一个非常简明的标准: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就说明皇帝是真命天子;若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就说明皇帝有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像地震、洪水、干旱、蝗灾这些今天被认为是“自然灾害”的现象,都被认为有强烈的政治含义,都是对皇帝的严重警告。
因此,历朝历代或多或少都有隐瞒自然灾害的倾向,目的主要是防止发生政权合法性危机。
总之,在中国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中,没有什么纯粹的天灾,天灾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祸。像地震这样的灾害,皇帝也要负责任。
地面上的灾是灾,天上的灾也是灾。像彗星出现,流星大作,甚至日食月食,都是灾异。尤其是日全食,更是非常严重的灾异。因为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太阳与人主是对应的。如今太阳被天狗所食,那说明人主德行有亏,上天是用日食对他发出严重警告。
正因为天象具有如此强烈的政治含义,所以,观察、记录以及解析天象的天文学家,在皇权政治中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皇帝不仅重视天文学,而且垄断天文事业,禁止民间研习。皇帝要垄断来自上天的信息,垄断上天传达的信息中包含的各种秘密指令。
于是,推动天文学发展的那种原始的敬畏之情,在中国文化中,表现为对一种贯通天人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忠实维护。
从夏朝开始,“伐鼓救日”就是国家礼制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外,皇帝还要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皇帝在日食期间,要素服斋戒,大赦天下。

不只是皇帝需要天文学,普通百姓也需要。古代老百姓遇大事,都要看看老黄历,看看哪天是黄道吉日。
因此,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就其研究动机而言,是政治占星术,是日常伦理学,一言以蔽之,是礼学。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礼学性质,规定了其独特任务和独特内容。如果说,古希腊天文学主要是解决行星问题,本质上是行星天文学的话,那么,中国古代天文学,本质上就是天空博物学、星象解码学、天文解释学。
作为天空博物学,其任务首先是详尽、忠实地观察和记录天象。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来说,天空中出现的每一种天象,都以天人感应、天人相通的方式对人事有影响,因而都很重要,都值得认真观察并忠实记录下来,不可忽视或遗漏。
依靠中国历代天文学家几千年来从未间断的持续观察和记载,中国人贡献了世界上最丰富、最系统的天象记录!
尤其是在异常天象的记录方面,中国天文学更是独领风骚,让西方天文学界望尘莫及。
从公元前214年到1910年,哈雷彗星共29次回归,中国史书记录一次不少。从汉初到1785年,中国天文学家共记录日食925次,月食574次。从公元前28年到明末,记录太阳黑子100多次。
这些,毫无疑问是世界之最。
作为星象解码学和天文解释学,中国古代天文学更高阶的工作,是对系统记录的丰富天象进行解码,而破解天象,是中国古代天文研究更正统更要紧的任务。
观天象的目的是“察时变”,比如,“五星聚舍”即五大行星同时出现在天空同一方向,被认为是“明君将出”的征兆,寓意是要“改朝换代”;而“荧惑守心”即火星“停留”在心宿,被认为代表着非常凶险的征兆,君主应格外小心。
所有这些今天看来奇奇怪怪的说法,却构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主要内容。
今天有许多人试图对中国古代天文学进行糟粕与精华的分离工作,认为其推算预报部分是科学,是精华,其占星学部分是迷信,是糟粕,这完全是在犯时代误置病。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基本动机是星占,目标并不是寻求“自然规律”,而是寻求天象对于人间事务的所谓“寓意”、“意义”。因此,它是星象解码学、天文解释学、政治占星术,是礼学,但是从来不是古希腊意义上的科学!
江晓原教授在《天学真原》中,深刻认识到了中西古代天文学的这一根本区别,始终不使用“中国天文学”而称“中国天学”,以免与西方天文学混同。
事实上,正是这种混同,让许多人提出“中国古代天文学一直领先世界,直至哥白尼之后才落后”的说法。
他们没有想过,中国古代从未有过古希腊那种科学意义上的天文学,如何比较?谈何领先与落后?

把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古希腊天文学相混同,从而视之为“科学”的最强大理由是,中国古代天文学把推算预报日月行星的位置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并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推算方法,相当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这套推算方法,被称为中国的数理天文学,以与古希腊数理天文学相对应。
表面看来,中国的历法与古希腊天文学,都发展了各自的方法,致力于预测日月和五大行星的方位,并且把预测结果诉诸实际观测进行检验,而且根据检验的结果对推算方法进行改进,所不同者只在于古希腊人采用的是天球层叠的几何模型,而中国古人采用的是内插等数值。
因此,表面看来,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古希腊天文学一样,都有一套出于“工具理性”的完整的探究程序。
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古希腊数理天文学的“工具理性”源自古希腊哲学的纯粹理性,也就是说,古希腊天文学之所以用几何建模方法研究行星,是因为他们相信,天界本来就是“几何的”,遵循着几何学的规律。
而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工具理性”,却没有这样的纯粹理性作为后盾。相反,中国天文学家眼中的“天”,是一个有意志、有情感的人格化存在,天界是人格化的“天”显灵的场所,而不是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场所!
虽然我们的古人曾经说过“天行有常”,但是这个“常”虽然可以理解为规律,但是它与今天的自然规律,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下面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是天文学与宇宙论的脱节。中国天文学家积累了巨量的观测资料,还有不错的推算方法,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认识宇宙---既没有淘汰落后的宇宙模型,也没有支持先进的模型。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种有影响的宇宙结构理论,一种是“盖天说”,一种是“浑天说”。但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宇宙论,居然长期并行于世。显然,在中国古代精英看来,宇宙结构理论就属于“奇技淫巧”,不值得认真对待。
而第三种宇宙论“宣夜说”,宣布日月星辰运行没有什么规律。这恰恰表明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另一个极端---天行未必有常。于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而没有宇宙论支持的“常”(规律),显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是推测有误并不必然证伪推算理论。推测的日食没有发生,是否要责罚天文学家?不一定。
按照天人合一的理论,当食不食,可以解释为帝王有德,感动了上天,所以日食就没有出现。
唐代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就充分证明: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研究的根本不是独立的客观规律!
因此,我们才说,中国天文学的推算技术,只能是“历算术”,二不是像古希腊天文学那样的“科学”。
而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天文学,直到皇权政治解体,新文化运动之后才真正兴起。

以上是吴国盛教授书中的内容,以下是我的解读。
“今天有许多人试图对中国古代天文学进行糟粕与精华的分离工作,认为其推算预报部分是科学,是精华,其占星学部分是迷信,是糟粕,这完全是在犯时代误置病。”
这句话让不少人不以为然。他们觉得,就是应该这样分离开啊!中国古代天文学确实有精华啊。精华部分是科学,理所应当啊。
这里,我想打另外一个比方。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者,与工业革命时期西方的工人,有些工作都是非常相似的。如果我们抓住他们表面上工作的相同点,就说中国古代也有工业革命,可以吗?!
事实上,我们知道,工业革命是一个系统工程,手工业者与工业革命中工厂的工人,他们的工作,无论表面上多么相似,而实质上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上面的说法非常荒谬。
这个类比,与中国古代与西方天文学的对比,完全一样。天文学同样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国古代只有天人合一的“天学”,根本就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天文学,无论取得了多少观测成果,那都是“天学”的成果而已!
这就像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无论多么能干,其成就都只能说是手工业成就,而不能说是工业革命的成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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