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事实上是礼学，是政治占星术

蓝天天使2017

47分钟前
以下内容，主要来自于吴国盛《什么是科学》。
一
古希腊数学在全球同时代文明中，可以说是最发达的，有数学四科的说法，即数论、几何学、天文学与音乐（和声学）。
数论，我们以前译为算术，应该是一个错误，这是因为，古希腊的数论，研究的是数的理论问题，比如偶数、奇数、合数、质数等等，与计算基本上不相干！因为中国文化传统里只有计算这一块，所以古希腊的数论，就被误译成“算术”。
天文学为什么是数学科目？因为古希腊把天文学称之为球面几何学。音乐在古希腊，被认为是数字的和谐问题。
古希腊几何学与天文学成就最大，分别有巨著《几何原本》和《至大论》传世。
几何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缺席，但中国天文学传统极为深厚，成就极为可观，足以和古希腊天文学媲美，因此特别值得将二者进行比较。
事实上，许多人正是通过强调我们有发达的天文学，来强调中国古代也有科学，甚至遥遥领先。
然而，中国天文学在什么意义上是科学？
这个问题促使我们仔细比较古希腊和中国传统的天文学，看看它们在研究动机、主要问题、研究方法上有些什么区别。
经过比较，我们发现，中国古代天文学，根本不是古希腊意义上的科学，而是特别属于中国文化的礼学！
这个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理解礼学与科学的差异。
从远古时代开始，全球各民族都有观测和解释天象的活动。有实用的需要，如辨别方位、确定农时等，也有面对浩瀚星空的原始敬畏之情。
但是，天文学的发展，向来满足实用需要的少，满足原始敬畏之情的多，因为定时辨向用不着太多天文学知识。
伟大的文明都有发达的天文学，而促使他们发展天文学的动力，更多的是一些文化、意识形态的东西。
随着文明成型，各民族走上了不同的文化发展道路，那种原始的敬畏之情，也有了不同的文化表达方式。
古希腊人把天际现象看成是理念世界的最好样本，因为尊崇理念世界而尊崇天界视象，结果是，那种原始敬畏之情，转化为对理性的坚定信念。
同样，中国发达的天文学，也不像通常教科书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因为，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节气，精确到天就足够了。
而中国天文学家对于日月星辰的运动细节非常在乎和着迷，他们的动力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中国天文学最强大的研究动机，来自天人合一的观念，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种种文化观念和文化制度。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影响了中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国的天文学，有浓郁的政治含义和文化含义。
二
就政治层面而言，中国天文学获得了在西方不曾有过的高尚地位。历朝历代，朝廷都很重视设置天文机构，国家天文台从未中断运行。从秦汉的太史令、唐代的太史局和司天台、宋元的司天监到明清的钦天监，天文台一直享有很高的地位。首席天文学家官职可以达到3品。
与之相比，古希腊天文学家，则是纯粹的私人，是哲学家，是真理的热爱者（托勒密即如此称呼希帕克斯---他创立了球面三角学，被称为天文学之父）。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为什么这么重视天文学家？原因很简单，因为天文学家通天！
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有一个非常吊诡的潜规则：一方面，皇帝是天下至尊，一言九鼎，但另一方面，皇帝的地位并不是不可挑战的。
按照天人感应、天人相通的思想，皇帝之所以是人间主宰，是因为天授皇权，因为他顺应天道。如若不然，无道昏君，人人都可以讨伐，可以取而代之，这么做是替天行道，是正当的。
因此，做皇帝并不是那么容易，也需要时刻警醒。
问题在于，如何判断一个皇帝的作为是顺天应时，还是背天逆道呢？有一个非常简明的标准：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就说明皇帝是真命天子；若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就说明皇帝有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像地震、洪水、干旱、蝗灾这些今天被认为是“自然灾害”的现象，都被认为有强烈的政治含义，都是对皇帝的严重警告。
因此，历朝历代或多或少都有隐瞒自然灾害的倾向，目的主要是防止发生政权合法性危机。
总之，在中国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中，没有什么纯粹的天灾，天灾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祸。像地震这样的灾害，皇帝也要负责任。
地面上的灾是灾，天上的灾也是灾。像彗星出现，流星大作，甚至日食月食，都是灾异。尤其是日全食，更是非常严重的灾异。因为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太阳与人主是对应的。如今太阳被天狗所食，那说明人主德行有亏，上天是用日食对他发出严重警告。
正因为天象具有如此强烈的政治含义，所以，观察、记录以及解析天象的天文学家，在皇权政治中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皇帝不仅重视天文学，而且垄断天文事业，禁止民间研习。皇帝要垄断来自上天的信息，垄断上天传达的信息中包含的各种秘密指令。
于是，推动天文学发展的那种原始的敬畏之情，在中国文化中，表现为对一种贯通天人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忠实维护。
从夏朝开始，“伐鼓救日”就是国家礼制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外，皇帝还要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皇帝在日食期间，要素服斋戒，大赦天下。
三
不只是皇帝需要天文学，普通百姓也需要。古代老百姓遇大事，都要看看老黄历，看看哪天是黄道吉日。
因此，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就其研究动机而言，是政治占星术，是日常伦理学，一言以蔽之，是礼学。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礼学性质，规定了其独特任务和独特内容。如果说，古希腊天文学主要是解决行星问题，本质上是行星天文学的话，那么，中国古代天文学，本质上就是天空博物学、星象解码学、天文解释学。
作为天空博物学，其任务首先是详尽、忠实地观察和记录天象。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来说，天空中出现的每一种天象，都以天人感应、天人相通的方式对人事有影响，因而都很重要，都值得认真观察并忠实记录下来，不可忽视或遗漏。
依靠中国历代天文学家几千年来从未间断的持续观察和记载，中国人贡献了世界上最丰富、最系统的天象记录！
尤其是在异常天象的记录方面，中国天文学更是独领风骚，让西方天文学界望尘莫及。
从公元前214年到1910年，哈雷彗星共29次回归，中国史书记录一次不少。从汉初到1785年，中国天文学家共记录日食925次，月食574次。从公元前28年到明末，记录太阳黑子100多次。
这些，毫无疑问是世界之最。
作为星象解码学和天文解释学，中国古代天文学更高阶的工作，是对系统记录的丰富天象进行解码，而破解天象，是中国古代天文研究更正统更要紧的任务。
观天象的目的是“察时变”，比如，“五星聚舍”即五大行星同时出现在天空同一方向，被认为是“明君将出”的征兆，寓意是要“改朝换代”；而“荧惑守心”即火星“停留”在心宿，被认为代表着非常凶险的征兆，君主应格外小心。
所有这些今天看来奇奇怪怪的说法，却构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主要内容。
今天有许多人试图对中国古代天文学进行糟粕与精华的分离工作，认为其推算预报部分是科学，是精华，其占星学部分是迷信，是糟粕，这完全是在犯时代误置病。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基本动机是星占，目标并不是寻求“自然规律”，而是寻求天象对于人间事务的所谓“寓意”、“意义”。因此，它是星象解码学、天文解释学、政治占星术，是礼学，但是从来不是古希腊意义上的科学！
江晓原教授在《天学真原》中，深刻认识到了中西古代天文学的这一根本区别，始终不使用“中国天文学”而称“中国天学”，以免与西方天文学混同。
事实上，正是这种混同，让许多人提出“中国古代天文学一直领先世界，直至哥白尼之后才落后”的说法。
他们没有想过，中国古代从未有过古希腊那种科学意义上的天文学，如何比较？谈何领先与落后？
四
把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古希腊天文学相混同，从而视之为“科学”的最强大理由是，中国古代天文学把推算预报日月行星的位置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并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推算方法，相当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这套推算方法，被称为中国的数理天文学，以与古希腊数理天文学相对应。
表面看来，中国的历法与古希腊天文学，都发展了各自的方法，致力于预测日月和五大行星的方位，并且把预测结果诉诸实际观测进行检验，而且根据检验的结果对推算方法进行改进，所不同者只在于古希腊人采用的是天球层叠的几何模型，而中国古人采用的是内插等数值。
因此，表面看来，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古希腊天文学一样，都有一套出于“工具理性”的完整的探究程序。
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古希腊数理天文学的“工具理性”源自古希腊哲学的纯粹理性，也就是说，古希腊天文学之所以用几何建模方法研究行星，是因为他们相信，天界本来就是“几何的”，遵循着几何学的规律。
而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工具理性”，却没有这样的纯粹理性作为后盾。相反，中国天文学家眼中的“天”，是一个有意志、有情感的人格化存在，天界是人格化的“天”显灵的场所，而不是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场所！
虽然我们的古人曾经说过“天行有常”，但是这个“常”虽然可以理解为规律，但是它与今天的自然规律，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下面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是天文学与宇宙论的脱节。中国天文学家积累了巨量的观测资料，还有不错的推算方法，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认识宇宙---既没有淘汰落后的宇宙模型，也没有支持先进的模型。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种有影响的宇宙结构理论，一种是“盖天说”，一种是“浑天说”。但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宇宙论，居然长期并行于世。显然，在中国古代精英看来，宇宙结构理论就属于“奇技淫巧”，不值得认真对待。
而第三种宇宙论“宣夜说”，宣布日月星辰运行没有什么规律。这恰恰表明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另一个极端---天行未必有常。于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而没有宇宙论支持的“常”（规律），显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是推测有误并不必然证伪推算理论。推测的日食没有发生，是否要责罚天文学家？不一定。
按照天人合一的理论，当食不食，可以解释为帝王有德，感动了上天，所以日食就没有出现。
唐代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就充分证明：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研究的根本不是独立的客观规律！
因此，我们才说，中国天文学的推算技术，只能是“历算术”，二不是像古希腊天文学那样的“科学”。
而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天文学，直到皇权政治解体，新文化运动之后才真正兴起。
五
以上是吴国盛教授书中的内容，以下是我的解读。
“今天有许多人试图对中国古代天文学进行糟粕与精华的分离工作，认为其推算预报部分是科学，是精华，其占星学部分是迷信，是糟粕，这完全是在犯时代误置病。”
这句话让不少人不以为然。他们觉得，就是应该这样分离开啊！中国古代天文学确实有精华啊。精华部分是科学，理所应当啊。
这里，我想打另外一个比方。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者，与工业革命时期西方的工人，有些工作都是非常相似的。如果我们抓住他们表面上工作的相同点，就说中国古代也有工业革命，可以吗？！
事实上，我们知道，工业革命是一个系统工程，手工业者与工业革命中工厂的工人，他们的工作，无论表面上多么相似，而实质上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上面的说法非常荒谬。
这个类比，与中国古代与西方天文学的对比，完全一样。天文学同样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国古代只有天人合一的“天学”，根本就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天文学，无论取得了多少观测成果，那都是“天学”的成果而已！
这就像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无论多么能干，其成就都只能说是手工业成就，而不能说是工业革命的成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