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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知识分子为何喜欢空谈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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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_member 发表于 2023-1-18 15:00: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王衍在西晋末年清谈老庄玄学,以虚浮之妙言为尚,最终导致西晋亡于石勒,自有其历史因缘关系。玄学是由东汉后期的清议发展而来,任何一种思潮在社会上泛滥成灾,都有相应的社会历史背景。
  
  我们知道汉代人才的选拔是由察举制度而来,所谓察举,也就是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中央政府荐举人才。那么地方如何荐举当地的人才呢?那就得根据社会的舆论,由此对人物的品评便成为察举制度必然的伴生物,因而有名的人就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也就有较多做官的机会。曹魏时,把人物品评制度化,就是各地设立九品中正来品评各地的人物。这个制度以地望为基础,为世族垄断仕途提供了条件,世家大族的政治在魏晋政治占据统治地位便是由此演化而来的。隋唐以后取士采取科举考试制度,那么人物的品评便由考卷的品评来代替了。过去我们考察和提拔干部是看履历和鉴定,现在是讲文凭学历,这些办法本质上都是把人们阶级和阶层关系固化。既然是靠文凭学历,而且与高考制度结合起来,那么势必有不少人输在起跑线上的问题。在古代靠名望选拔人才,很多时候也并不能取得真正的人才。这个办法当时人便认为流弊很多,魏明帝曹睿便说过选举莫取有名,如划地为饼,不可啖也。那时的卢毓,是主管朝廷人事的官员,便说过“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是从人事工作方面说的。
  
  对人物的品评盛于东汉后期,如郭林宗与许劭便是那时品评人物的名家。许劭与其从兄许靖都是以品评人物著名于世的,他们“好覈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后汉书·许劭传》)连曹操都要求他对自己的才能作评论,史载:“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许)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同上)为什么曹操要求许劭给他品评,因为许劭是当时士族舆论的代表,只要他说一句好的评语,马上就能博得众人刮目相看。
     
  
        
  
  然而,对一个人物的品评,是很复杂的问题。观察一个人过去的为人和性格,可以判断这个人未来的表现。但是决定一个人发展的原因还是很复杂的,既有他自己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客观条件的因素,时势造英雄说明外部的环境条件起决定作用。对于一个人的评定,有时盖棺也难以论定。民间有一句俗话“从小看看,到大一半”,说明一个人的某些性格和心理特征,是在童稚时期便已成型的,所以一个人童稚和青年时期的行为习惯,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他将来的前途。东汉末年,如郭林宗、许劭这样的人物在人物品评上,有他们独到的地方,当然也有不少是后人附益的。从当时的形势看,亦有士族借以互相标榜,以提高自己的身价和地位。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却往往是中央权力旁落,地方士族势力上升的一种标志。在具体人物品评上,只能说一些两可的话。为什么要说一些两可的话,因为议论人才优劣时,既要避免差失,又要不得罪于人,只能说一些玄虚莫测而又两可的话,这个人物品评在某种意义上与后世算命相面之术有相通之处。这样的话对人才的品评变成一种清议,逐渐走上神秘化的道路,在理论上老庄的哲学思想为其提供了必需的思想资料,这就是玄学所以兴起的一个历史因素。
  
  魏晋之间玄学的兴起,还有另外一个历史因素,那时一些知识分子,对司马氏欺侮孤儿寡妇篡窃曹魏政权不满。如阮籍与嵇康那样以空谈老庄之玄学和怪癖的名士脾气,对司马氏政权抱不合作态度,清谈之风亦由此而起。我们不妨以阮籍为例加以分析。《晋书·阮籍传》载: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也。”
  
  “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及帝崩,复为景帝大司马从事中郎。高贵乡公即位,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
  
  宣帝即司马懿,景帝即司马师,从上述记载,可见阮籍是司马氏政权极力想拉拢的士大夫中的代表性人物。到文帝司马昭执政时,也想拉拢阮籍为其服务。史传续称: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可见当时阮籍之放达,亦有其不得已之处,只能以醉酒来隐藏自己的意向,从而获免于难。史传续云:
  
  “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这里讲的玄远,无非是让人捉摸不住。不臧否人物,那就把东汉末品评人物的清议变成清谈,清谈的内容无非是老庄的玄学。司马氏强调以孝治天下,讲礼教,讲究礼仪的形式,即所谓世俗之士。阮籍并不反对孝,而反对那套虚伪骗人的礼俗,主张率性返真。他的母亲去世时,从表面上看他的行为放诞不羁,而骨子里,对母亲去世的悲哀是真诚地发自内心,是真实的孝心。史传续云:
  
  “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
  
  阮籍有《大人先生传》一文,他以群虱喻礼俗之士,其云:
  
  “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
  
  青白眼只是表现其对相关人士之好恶,礼俗之士在他眼中只是裤裆中的群虱而已,这是他对巴结司马晋的那些世俗之士的态度,他违反礼俗的那些行为,事实上是对晋王室虚伪礼俗的抗议。要知道晋武帝司马炎是当时特别注重礼仪形式的一个人,曾装模作样地服三年之丧,在阮籍看来这只是一种虚伪的形式。阮籍并不反对子女孝顺父母,他反对的是虚伪做作和形式主义骗人的东西,主张率真返其自然。他的行为从形式上看是背离礼教习俗的行为,他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是对母亲去世悲伤至极的真情流露。著名的曾为毛泽东引用过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句话便是出自阮籍之口,他是对着司马家族这些大人物而言的。魏晋之际那些士大夫背离世俗、带有乖僻的行为,是他们真情的表现,具有对现实批判的积极意义。东汉的名士,在行为上一般很少越出常规,而魏晋之际名士乖僻的行为方式,后来成为一个特定的名称,叫做名士脾气了。这种余风,我还在复旦中文系的教授身上见过,他曾与我住在同一小区,同一幢楼,我都抱着理解和同情的态度。
     
  
        
  
  西晋末年,那些礼俗之士,如王衍之类,当他们成为上层统治集团掌权的关键人物,也效法竹林七贤那样空谈老庄,不理政事,并借以掩盖自己腐朽堕落、贪赃枉法的行为,那么受伤害的是这个权利结构自身。空谈所以亡国的关键是在王衍那样手握大权的人物身上。我讲的是中国古代魏晋之际空谈误国的来历,各个时代空谈的内容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并不一样,都有其自身时代的烙印。今天的空谈也许带有舶来品的特色,它的特点就是月亮也是外国的圆,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不加分析地一概抱有虚无主义的态度,这也许是讨论空谈误国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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