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从《叫魂》看中国官僚皇权的秘密

猥琐大叔求教pv

我一直觉得，书千万不要贪多，读书是能破内卷 juǎn 的。读书，不在于读万卷 juàn，在于读的好读的精。我读的书不少，但负责地说，我80%读过的书都忘了。真正的好书不能只读一遍，每隔几年读一遍，你都有新的收获。《叫魂》恰恰是这样一本书，读后会让你对过去看不透的中国历史和现实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读到某些段落，或许会心一笑。
与科班的读书分享会不同，思益读书会的共读是极具特色的，与其呈现专业细致的历史知识点，共读学员总能呈现自己独特的想法，融合自己的生活感受，这是凤毛麟角的，也是我欣赏的。
读书，不在于你要给出一个正确的回答。如果1000个读者有1000个对《叫魂》的理解，这就是一本耐读的好书。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思益读书会第二季·第二期导读老师
第24期SEE善思堂讲座嘉宾

策划人语 | 梁文道
相聚思益读书会，在第二季“读书破万卷 juǎn”。
我们现在都卷的很厉害，卷的好、卷不好，都容易兵荒马乱。但是读书，能够为自己留有一席之地，与现实拉开一段距离，一段批判的距离，帮助我们从更有趣、更客观的角度来观察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时代。



思益读书会第二季·第2期由许纪霖教授导读当代中国史学界的一本经典著作——《叫魂》，作者是美国汉学家孔飞力，汉语本名为孔复礼。它的中译本自1999年出版到现在已有23年，在国内的影响力却不曾减退。无论是20年前的读者，还是现在的我们，总会觉得书中述说的清朝故事与当下的现实有点相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实话，在阅读这本书前，我对清朝出过这样一桩事儿闻所未闻，而这样的事件，通常只是历史中的一个涟漪。在阅读过程中，它不断汇集能量，最终形成思想的巨浪，给予读者极大的震撼和冲击。这种阅读体验就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切片，来看整个中国社会跟政治运作的机理。这是这本书让我印象最深的成就，它引入了西方汉学界不同的研究方法，帮助我们重新看待中国历史，大大拓展对于中国史的研究切面和方向。
本篇回顾再现许纪霖教授的精妙导读，与六位共读人的惊艳分享，以下是回顾导览：



1 导读人开篇
1.1 定位 ·《叫魂》是本如何重要的书？
在历史学界的畅销书榜单和经典必读书单里，都少不了《叫魂》。事实上，不只是历史学专业，凡是关心中国历史、中国现实和中国命运的朋友，想要探究中国的政治秘密，阅读这本书也许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孔飞力 来源：http://harvard.edu

孔飞力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所谓名师出高徒，他的导师一位是美国赫赫有名的中国历史研究之父费正清，另一位也是具有世界声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权威史华慈。孔飞力一生著作寥寥，满打满算只有四本，但是几乎每一本都是经典。他在出版了第一本书后回到哈佛大学做教授，将近20年没有用任何著作成果交卷，在有些人开始质疑他的时候，他用一本新书震撼了整个学界，这就是《叫魂》。



“叫魂”案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一个光怪离奇的案子。孔飞力当年在北京的第一档案馆泡了整整大半年，不是单纯为写这个案子，而是通过这个案子探究传统中国政治权力是怎么运作的，皇帝和官僚系统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信息是如何流通的。叫魂案就像一个猫眼，透过猫眼可以一窥中国官僚皇权的秘密。
《叫魂》由陈兼教授和刘昶教授译成中文，他俩都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也都是我的校友和同事。两位著名学者亲自操刀翻译孔飞力的著作，使得中译本的翻译质量不亚于这本书本身，是难得一见的精品。1999年《叫魂》中译本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时，刚好碰到大事，随即引起了各界的重视，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并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成为一本长销书。
1.2 分解 ·《叫魂》可以这么看
叫魂案的大背景是康雍乾盛世：经济发展，人口暴涨，比清初翻了一倍，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流动人口激增，有些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沦为游民。以农为本的大清希望子民在各自的土地上安分守己，而增加的流动人口就给社会蒙上了不安定的纱帐，不仅是统治阶层觉得不安，民众也担忧游民会与自己争饭碗。这也是为什么“叫魂”，一个荒诞的说剪辫子可以钩取灵魂的传言，会在所谓的太平盛世中传之又传，凭空扣在游民头上，使得百姓信以为真，制造出社会面的大恐慌。
但是，叫魂案发生的历史背景并非孔飞力重点分析的内容。下面，我们将从“中国官僚机器的运作逻辑、皇权和官僚、皇权和江南”这三个看点出发，给大家梳理《叫魂》所揭示的清朝乃至中国传统政治的底层逻辑和运作秘密。




徐扬《乾隆南巡图》来源：陈丹青《局部》

官僚制的底层逻辑和运作法则是怎样的？我们大多数人以为，中国自秦始皇后是2000年不变的君主专制，所谓秦汉体制，但这个看法是存在问题的。我在《脉动中国：50讲传统文化课》里分析过，秦以后的政治制度应分为两段：一段是从秦汉到唐宋，这是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时期，除了皇权以外，还有相权，代表士大夫与皇权的平衡，治理总体开明。而我们熟悉的一套绝对的君主专制始自元朝，元明清三朝才是“皇帝一人说了算”，到了清朝特别是康雍乾时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当然，即便如此，单靠皇帝或者他的家族来治理天下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宰相”没了，但官僚系统还在，还有军机处和封疆大吏。那么，皇帝的意志如何贯彻？这是《叫魂》最精彩的部分。
透过官僚机器自身的逻辑，我们看到叫魂案发生后大致经历了三个步骤：
A. 事情刚发酵的时候是捂住；
B. 皇帝震怒以后是加码；
C. 最后皇帝发现是一套乌龙案后是刹车。
捂住。清朝的官僚体制是对上负责的“郡县制”。在自己的辖区里一旦出现了上面不愿意出现的事的时候，地方官员的第一反应就是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量谎报、瞒报，或是轻描淡写。于是，各地形成了一张非常默契的网络，对朝廷封锁消息，报喜不报忧。这也是皇帝的弱点，只愿意听到自己愿意听的东西，下面官员自然非常配合。
加码。皇上毕竟有自己的情报系统，事情捂不住后，乾隆震怒，下令彻查。山东巡抚富尼汉率先发动对“妖术”的围剿，有人带头后各省也只能跟进，随后各地抓妖党，水涨船高，比谁抓的多。这时，官僚原本形成的默契就瓦解了，政策层层加码，形成了各种冤假错案。
刹车。当“要犯、妖党”被押送到北京后，军机处大臣亲自审判，审来才知道很多事情牛头不对马嘴，便站出来纠错了。为什么发声的是军机大臣，而别人不敢？道理很简单，皇上越是信任的人，越敢说真话，因为皇上不会怀疑他的忠诚。如果不是皇上信任的人，甚至是他怀疑的人，通常会积极表现，阿谀迎合。此外，几位汉族军机处大臣从小熟读儒家经典，有一些实事求是的道德和勇气，最终用官僚机器的理性化纠正了皇权的为所欲为，乾隆意识到整个事件是一起小题大做的乌龙后，也不了了之。
1.3 追问 · 是什么总让乾隆如坐针毡？
我们都知道乾隆皇帝自恃甚高，自诩“十全老人、千古第一全人”。他又好高骛远，好大喜功，看上去桀骜不驯，实际内心充斥着危机感。是什么总让乾隆如坐针毡？我们来看乾隆与江南的关系。叫魂事件最早发生在江南，江南对满人意味着什么？清兵入关后一路南下，所向披靡，但到了南方还没过长江，就受到了抵抗，“扬州10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等等，均发生在江南。江南是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是汉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乾隆皇帝对江南的文化态度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乾隆七下江南，他非常羡慕、爱慕江南，甚至把江南的山水搬到北京；但同时，江南代表着比满族文明层次更高的汉文化，乾隆有着十足的自卑感，他总是怀疑汉人官僚的人心不服满清统治，而这个少数族群的政权随时有可能被颠覆。
所以，凡在江南出现的任何小事，在乾隆看来都是大事，他都会反应过度，一旦存在对政权的威胁，必须及时铲除。叫魂事件最早发生在江南，乾隆会马上联想到这种“剪辫”的“妖术”是对满清政权的挑战和反抗。所以他一定“宁可信有 ，不可信无”，无限上纲。


徐扬《乾隆南巡图》来源：陈丹青《局部》

2 共读人分享
2.1 无人导演的闹剧｜胡莹莹


胡莹莹 思益博雅2022级学员

《叫魂》是一本非常具有故事性，可读性，以小见大的纪史性的历史著作，对统治者、官僚、百姓这三个阶层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进行了细腻精彩的描写，这种精准的把握居然来自一位外国学者，可见功夫之深。
人们提到清朝，绕不过“康乾雍盛世”，但是这个盛世是如何到达极点之后就急转直下的？“衰败的种子其实早都在盛世之中埋下了”，叫魂事件也是其中的一个缩影。一个没有事实依据的捕风捉影的传言，愈演愈烈，最后朝廷不得不出面进行最高规格的清剿。为什么会发展到地步呢？
从百姓的视角看，“叫魂”的起因仅仅就是僧人嫉妒其他寺庙香火旺盛而散播的谣言。但是，“叫魂”谣言的传播让百姓们发现自己获得一个足以伤害甚至是杀死别人的新权力，能够用极低或没有成本就攻击别人，他们感受到一种无可抵挡的诱惑，因为”叫魂“比任何武器都有用、都致命的！作为平日受压迫、剥削、担心受怕的一群人，这种新权力的快感让他们沉醉其中，同时心生恐惧，担心其他人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加害自己。所以，百姓对于叫魂事件的态度是既渴望又恐惧，在这种矛盾情感的加持之下，他们成为了叫魂事件的”卫道者“，开始将所有的过错都推脱于叫魂，比如欠债者无力偿还债务，就诬告债主是叫魂的人。随着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快速传播开，叫魂案就演变成一个波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闹剧。
从官员的角度，作为拥有权力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虽然不担心百姓借用“叫魂”诬告自己，但是他们担心这个事情传到皇帝耳朵里之后，最后会被定性为“迷信”还是“造反”。伴君如伴虎，官员们默契地选择了最稳妥的方式，欺上瞒下，传递错误的信息。
乾隆作为帝国的掌权者，不过只是社会运作中“镶钻的齿轮“，他对待官员既不能放任，也不能完全信任；既不能对利益集团无动于衷，也不能把他们连根拔起，因为这是他维护官僚统治的根基。所以，他需要的一个理由——敲打各个利益集团，同时彰显皇权至高无上的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最后就是政治罪——威胁到帝国安全的各种形式的谋反。政治罪是超出常规的非常事件，日常的官僚机制无权处理，从而为帝国政治提供了燃料，而叫魂不过是在那个时候提供了一个发作的契机，让皇帝有了插足地方事务的正当理由整肃官僚体系，强化自身对于国家机器的控制，官宣自己对这个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及所有权。
最后，用第344页 《翻译札记》中的一段话结束我的分享：
我们在书中看到的是，他所讨论的全是历史，对现实并无半点影射。我们之所以在读此书时会感到似曾相识，那是因为现实中还常常有历史的影子罢了。



2.2 做一个清醒的人 | 马彦伟


马彦伟 思益博雅2022级学员

屁股决定脑袋——皇帝、官员、民众对叫魂案的关注点都不同。皇帝对汉化忧心忡忡，于是想借“叫魂案”之机，实现对地方官僚的有效控制；民众则主要考虑人身安全和生计问题，只有极个别借机栽赃他人，整治仇敌；官员夹在中间，既担心暴民的狂怒和异变，又担心君主的反复无常，他们的一致性很高，但还是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是令我印象最深的点。比如，有的官员疲于应付，皇帝稍微加码，他们才加大审问力度，或是想方设法搪塞过去；有的官员（比如山东巡抚）为了取悦皇帝，在提前探听相关消息后，用造假和刑讯逼供的方式向上表明自己的态度。
不同的结局——虽然在军机处调查之后，叫魂案被证明是无中生有，但不可能也不肯认错的皇帝还是象征性地让官员们继续调查了一段时间，而代价最大的就是底层百姓了。比如故事最开始的主人公吴石匠，打从别人找到他，他就很警惕地去官府报案，但他依旧连番被抓，甚至被送到北京受审讯。在整个叫魂案中，被逼供致残、致死的人里有四、五人，各省被抓的成百上千，人身安全在这样的社会里还有保障吗？官员们的结局也不太一样，有几百个官员被处理，比如那个造假的山东巡抚被降职处理，而没把叫魂案当回事儿的江西巡抚甚至隔两年还高升进京了，作者也强调说，江西巡抚确实心怀良知，也有较强的法律专业能力，最关键的是他跟军机处一样与上面有过硬的关系，有皇帝足够的信任。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的情况呢？我想，是皇帝制度的一种困境。皇帝在整个过程中无法得到更多的事实，就凭自己的想象而非基于事实和专业的判断做决策。官员只从自己的仕途着想，因为他们的前程更多是靠皇帝的恩宠和信任，实际能力也无法通过形式化的吏部考核和其中褒义的评价词语中展现，所以他们内心很清楚，讲政治是第一位的——讲政治永远大于讲事实，更不用说讲道理了。民间的撕裂也很大，一方面生产力跟不上人口翻番的速度，另一方面，一些民众可以借助“叫魂”获得不正当权力，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
在历史沉重的代价之下，我们能做点什么呢？我想，可以努力做一个清醒的人，看清楚，不参与，不作恶，在这个基础上，尽量将真相说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事实。
2.3 载舟之力应走向何方 | 罗波


罗波 思益博雅2022级学员

《叫魂》的故事本身非常简单，我相信十个人说出来，可能七八个都差不多。300多页的小篇幅，却足以让我们看到在众生百态的社会中，一个盛世危局下的不同层面。1800年前后的五十年，正是中国巨大变革的断层期，也是东西方历史的断层期，西方发展突然加速，而东方迷失了自我。在这个节点前，中国经济开始融入到区域性城镇化和商业化市场中，却未能把握住城镇化后走向近代工业机会，实现经济的对数增长。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叫魂》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
秦汉以降，皇帝制度建立。一姓统治的王朝为实现国家统一与安全的最高目的，要保证三点：第一，中央集权下的分权制衡；第二，皇帝敬畏社会，承认“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令才能长久执行；第三，保证社会的纠错机制，不光需要皇帝拥有不受制于利益集团的独立性和判断力，还需要有一群敢言善谏的官僚阶层能够及时纠正皇帝的误判。分权制衡和纠错机制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秘方，中国政治在元朝之后皇权独大，士大夫变成了“臣子”、“奴仆”，纠错机制慢慢丢失。在这个情况下，英明君主的出现使政治清明，但若昏君当权，社会就波动极大。
再看士大夫阶层，可以从“官、吏、役”这三个层次来分析。“官”掌握权力，在“叫魂”事件发生时，他们要么回避——不让这个事情影响我，要么逐利——借这个事件改变在官阶中的地位。“吏”受聘于国家政治体系，是按照国家制度执行和维护官僚体系的忠实者，虽然渴望通过努力获得认可，但当能力不足时，能够拿着一份安稳的俸禄在这个体系里后顾无忧地活着；“役”受雇于官和吏，因此他们的权力是临时过渡而来的，这一部分人一旦握有权力，会释放出巨大的力量。在“叫魂”的故事中，“官、吏、役”都有不同的展示。


徐扬《乾隆南巡图》来源：陈丹青《局部》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众的力量不容小觑。前阵子，马斯克成功收购推特引起一番讨论，如果把推特作为一种舆论力量去引导，应该如何对待这种社交化、多媒体化的点状化的民众舆论的力量呢？这种力量又将走向何方？结合“叫魂”的故事，这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2.4 “很像的” | 戴璐


戴璐 思益博雅2022级学员

我从小生活在杭州，也就是故事发生的这块“水乡泽国”的地方，加上孔复礼老师对浙江风景与风土、的描写精准细腻，更让我产生了与历史的奇妙同感和共鸣。《叫魂》一直都在我们家的书架上。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在翻开它之前，我其实被“一七六八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个副标题迷惑了，以为它是类似《聊斋志异》那种写怪栗乱神的书。
孔复礼老师写作的时间是在九零年左右，我们在译者札记部分也能读到，孔复礼对到他办公室取档案复印材料的译者之一刘昶说：这本书也是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无论是九零年代，还是当下，这本书都能映射出社会现实的多个层面来。正如书中第二章的一句话：
社会就像一面多棱镜, 将人们对叫魂的看法以各种各样的色彩反射出来。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书中的第一句话是令人震撼的开场，在阅读中不断回响。最令我关注的，是民众在叫魂事件中突然有了唾手可得的权力，最后演化成一场底层人互相污蔑、诋毁、伤害的惨剧。作者将原因归结为经济、人口以及制度因素， 但是否也有关乎人性的内部因素？
第二部分其实就是在说官员的这个对于这场危机的一定的反应。生活工作当中也经常就是会遇到这种我们一些官员，那算即便是在当代，我认为就是比如说一些欺上瞒下的这种行为，其实可能也是存在，所以说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就是有非常多这种就是即便其实是一个历史事件，但是也会有非常当代的折射。归究到根本，也是反映了一种基本的人性。
马彦伟同学讨论了穿越回去的设想，我就想到刘瑜老师的书里说，即便穿越回去，你觉得某个朝代特别好，你以为你可能是哪个大臣或者君王，但是大概率可能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里的“万骨”。
我想，作为理想中的一株底层苇草，不参与到祸害的漩涡中，可能就是我对人性的美好的期盼。
2.5 盛世下的高压锅 | 张逸帆


张逸帆 思益博雅2021级学员

“盛世下的高压锅”是我在阅读中不断在脑海里出现的词，可以分解成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作者提出来的，就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1768年的叫魂案到底为什么会发生？为何会用这种方式结束？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贯穿整本书的逻辑线。借助“四要素”框架分析事件，第一个要素是事件发生的条件，它限定了事情发生的边界；在这个范围内，还要关注行为者（action)、采用了什么样的行动（action）和这些行动背后的策略（strategy）。这张图里的中心是叫魂案。



在阅读中，我梳理出14对关系。其中，条件性的有三大问题：
④ 经济增长跟人口增长的矛盾
⑤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部分人口或地区被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从而产生了流民
外交政策与内政措施
叫魂案发生在清缅战争——乾隆对外征战的一次失利的背景下。
在皇帝与民众的关系中，我也列出了三个策略性问题：
⑦ 君权神授，奉天承运，与巫术之间的矛盾
《大清律例》中关于妖术的定性与乌干达的情况有相似条款，政府不能承认自己相信巫术。因为在奉天承运的语境下，只有天子能够跟超自然发生连接，一旦政府承认巫术存在，就意味着别人也可以通过巫术与超自然连接，所以他必须表明自己在同这种“假冒”的巫术行为做斗争。
⑧ 外来种族统治者与多数种族被统治者的矛盾
⑨ 妖术、谣言与政治/社会动员之间的矛盾
它到底只是一个残害人的巫术，还是已经进行了社会跟政治动员，也就是说他是一种叛逆。第116有一个精彩的论述：



妖术本身如果是祸害，在《大清律例》里面它就是一种变态行为，是很好解决的。但如果这个妖术代表的是一种政治或社会动员，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在皇帝跟官僚的关系当中，也有三组关键矛盾：
① 中央政权跟地方管理者之间的矛盾
因为皇帝对地方管理者是天然的不信任，天高皇帝远，认为无法掌控地方的一切。
②独裁者跟官僚体系的矛盾
一方面，我需要官僚体系，作为我权力的分担者，就是刚刚罗波哥讲的，他需要帮我分权，我才能治理。一方面我要担心你就是利用这部分的权利，你为所欲为。所以他在这种关系里面，他要不断的让政治罪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就我不断的通过一场又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或者自下而上的运动吧。自下而上的诱因引发的自上而下的运动，来进行运动的治国。
⑧ 外来种族统治者与多数种族被统治者的矛盾
这在统治者与民众和官僚的两组关系中都有呈现。
从行为者层面出发，皇帝本身的逻辑有两组矛盾：
皇帝的权威跟事实的自我矛盾。
清缴必须立即停止，他又强调地方不能够因此放松警惕。书的第二百二十三页大家可以看到那段很有意思：就皇帝的面子到底有多重要。
权力与安全感：独裁者的恐惧。
我们会理所应当认为，一个人越有权力越觉得安全，因为他手里掌握了别人的生死。前阵子读了一本书叫《阁楼里的暴君》，讲一个夏卡祖鲁的非洲暴君，权力越高，越没有安全感。这种安全感缺失来自于两个部分，一个是孔飞力教授讲的“真实的忧惧”，因为虽然皇帝权力很高，但仍旧需要依赖官僚体系，越依赖越担心它会分权；第二不安全感是一种幻影的恐惧，就是对于无法为他所见的势力的形成心生恐惧，他永远觉得有人要害他。
官僚的行为者层面也有两个问题：
③ 不同地方管理者之间的矛盾
我们这两年都有体会，比如各省不只认当地的核酸检测结果，以邻为壑
⑩ 事实跟政治忠诚之间的矛盾
当一个事件发生，我清楚知道它的事实，可是当这个事实与我向上表达忠诚相违背的时候，到底如何应对。
平民的行为者层面有这两组矛盾：
⑥ 乡土社会跟流动人口/外来者之间的矛盾。
流动者的增加对在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里，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妖术防范与妖术之间的矛盾
书里讲到一个很好玩的细节，山东民间传言说，要防止妖术伤害，就要剪掉全部辫子。这使得防止妖术的行为演化为另外一种妖术，这也是很可怕的地方。当你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你，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僚，在看到民间的这种荒谬行为的时候，要采取冷静的态度，防止自己又变成了那个凝视深渊的恶龙。
孔飞力在结论给出一个概念叫“受困扰的社会”（impacted society）：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妖术恐慌在中国带来的危害如此有限？孔飞力在第291页写到：



孔飞力似乎想说，妖术恐慌这个要素没有持续发酵，是因为官僚体系在踩刹车，但我的问题是，是官僚体系真的能系统性地踩刹车，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导致他踩了刹车？
我们了解霍布斯丛林陷阱（Hobbesian Jungle），大致是说，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为了争取生存，必须以他人为敌并时刻准备首先杀死对方，这种双向猜忌很可能造成不必要的伤害。群众运动有自我激化的机制，而在群众运动中如果谣言、误解持续不断，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会加剧，并加深“每一个人都会伤害我”的猜忌，最后走向失控。如果一个群众运动要有好结果，必然在某个关键点上，有人踩了刹车，而这个人是谁？它是偶然的还是系统带来的？如何从这个角度看“叫魂”案？这是第三个问题的第一部分。
第二个部分关于议题设置跟妖言惑众的关系。妖言惑众是一个把议题放大的过程跟工具，但议题设置本身是否影响妖言惑众扩大的程度？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共情度高的议题能够使得“妖言惑众”的传播范围更广、更深。为什么“叫魂”能够在1768年的中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本质上跟当时的中国人对“魂可以被吸出体外”的这种看法有很大关系，而如果“叫魂”发生在2022年，可能很难“火”起来。
道长评注
“叫魂”作为一个当时的社会现象，是否是社会运动？这一点我觉得在概念上是需要澄清的，在什么意义下，社会上的大规模告密迫害能够叫做社会运动？如果不先定义，我们就不能够把社会运动常见的一些的模型，比方说议题设定等等放置进去。
第二，巫术在作者写作的年代，正好西方史学界在广泛研究欧洲跟美国独立前的“猎巫运动”，这是当时全球史学界的一个趋势，还比如法国大革命前夕工人对猫的屠杀这样的异常事件。每个社会相应的政体在面对这样的现象时，是如何反应的？孔飞力很好地抓住了清朝发生的这个事件，借此来解读中国的权力文化。但西方相关文献档案详细和齐全程度远不及中国，可见中国很早就拥有了成熟的文官体系。
2.6 常规与创新 | 朱雨晨


朱雨晨 思益研究院 研究员

《叫魂》引用了卡尔·曼海姆的一句话：
官僚思维的基本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
孔飞立同意这个判断，并认为中国官僚集团在这个领域可以打高分。我认为，无论政权的性质，只要官僚集团形成，其行政逻辑，就是会以行政问题的眼光去处理思考所面对的一切问题，免责是它的第一诉求。所谓的"行政逻辑"，我认为是按照官僚集团的经验，针对要处理问题，按问题的性质进行分类和结构化。如果是套不进已有结构的新问题，他们会本能上把它转化为旧问题，放到他固有的结构当中，或者干脆隐瞒不报。
在免责逻辑下，官僚集团最欠缺的就是创新，没有创新的欲望，也没有创新的动力。可问题恰恰是"叫魂案"发生时，底层社会大变局的暗潮已经起来，譬如人口压力、经济体系等等，中国已经被动地进入了地理大发现之后都全球化时代。官僚集团对此几乎没有感知。当继续以这种行政逻辑去面对即将或已经到来的社会问题时，只会冷冻社会变迁的可能性。这也符合福山最近的研究结论，对于一个早熟的前现代国家，他的官僚体系也是早熟的，国家能力极为强大。
我在此引申一步，国家能力越强大，它冷冻和阻碍社会进步的能力相应的也就越强大。把新的社会诉求归类为旧有问题，往往会错失社会进步和制度创新的良机。前现代社会中的社会问题、法律问题一般都会政治化成为政治问题；而现代社会的政治问题往往会变为法律问题，通个诉讼、立法解决。这是一种社会机制的创新。法律问题解决后，新问题就有了规范，甚或说制度层面上的回应。而新的规范还需要不断优化。在这个基础上，立法机构的独立，以及在社会层面而言的广泛参与，使得制度创新更具可能性。
第二，无论是社会运动或是社会问题，包括君主自上而下发动的政治运动，但凡是这种突破常规的运动，似乎第一反应它都是对社会和对于官僚体制的扰动。细想一下，未必如此，因为并非所有运动式的政治治理都会有得不偿失的结果。偶尔的突破常规能够激活官僚体制，甚至激活整个社会的活力。将这种运动纳入日常运营和行政结构当中，社会的创新力和政府的治理能力都有可能上一个台阶。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文革后恢复高考。虽然宣布恢复高考是仓促决定，体制也准备不足，但这个非常规的突破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只是高考模式日渐死板，教育制度的改革和优化的速度越来越赶不上社会的期待。逐渐地，这个旧制度成了社会新矛盾的指向。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当时的突破常规对于社会的正向作用。国外六十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也是这种非常规的方式，发起并得到了社会响应之后和政府形成善意、良性的互动和回应。能否形成社会和行政层面的良性互动，一直考验着施政者的政治智慧。
第三，皇权和如今的公司，在组织结构上其实性质接近，都是金字塔权利模式，自上而下授权，形成代理和信息互动。各位都在这个结构的顶端，请时刻警惕自己可能存在的信息屏障。那么，如何突破这些屏障呢？在企业案例研究中我们发现，公司高层特别是创新公司会有意地，自上而下地发动一些非常规的动员令，我们称之为"战略项目"。这种战略项目一旦获得成功，就会屡试不爽，成为定期重复启动的好办法，并且逐渐纳入公司的运营管理模式当中，成为一个常态化项目。
但问题是，在金字塔结构中，也有科层制的管理惯性，使得一鸣惊人的成绩难以再现。可是，无论是上下游的合作伙伴还是客户，外界早已激起极高的预期，主动投入资源，使得这些发动者停不下来。当创新对战略项目被科层制吸收为常规动作，就只是修修补补，小优化，大的创新很难再发生了。我们马上能想到诸多例子，比如苹果的新品发布，淘宝的双十一，腾讯的99公益日，以及春节联欢晚会等等。从一开始的惊艳，几年后就有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在这个时候，公司也罢，政府也罢，另辟创新之路，才是常青之源。
3 导读人小结


许纪霖教授在第24期善思堂讲座中

《叫魂》部一流的经典堪称完美，以至于近乎毫无争议，通常不太能够激起持不同观点的争论。为什么关于巫术的讨论直到近20年才比较热？其中一个因素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欧美新文化史的崛起，学者们开始透过包括巫术在内的各种文化现象讨论历史。但《叫魂》的着眼点不在于文化史，作者的研究方法也更偏传统和古典，这与孔飞力在哈佛大学的学术经历密切相关。
朱雨晨提到官僚系统的特点是“把政治问题行政化”，按照马克思·韦伯和福山的说法，从理性化程度而言，中国是最早、最发达的文官制度，这个理性化就是一般来说的“去政治”，把问题都放在行政层面。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按照“去政治”的逻辑，官僚以自保乌纱帽为第一准则，整个办事风格也不会从政治的高度，而只是用官员的理性化思维来解决问题。
这个制度的设计的奇妙之处在于，官僚系统和皇权形成了一个对冲力量，当这里的对冲始终是有限的，皇权永远是主动方，官僚系统永远是工具方，是被动的，但这个被动的一面到某个适当的时机会发挥“刹车功能”，对皇帝和底层的狂热起个缓冲剂的作用。
民众不是消极的，虽然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但是他们的态度是以各种无意识的集体行动或通过某些士大夫的舆论反映出来。所以，皇上的某些冲动并不是一个人的狂热，背后也有民意基础，这个民意基础在叫魂案里就体现在民众普遍的恐慌构成了皇上的决心。从这点而言，民众和皇权存在某种同构的关系。借助皇帝-官僚-民众这个三角关系，我们窥探到中国政治的一些秘密所在，也可以观察到，同样一个事件在历史中重复发生。
关于黄仁宇先生和《万历十五年》，本来也是我想在这期思益读书会中推荐给大家的。它与《叫魂》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个时间点的选取都不算发生了什么大事，但“万历十五年”恰恰被黄仁宇认为是明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此后，明朝就走下坡路，皇上罢工，国家机器不灵了，一代不如一代。孔飞力叙述的叫魂案是不入正史的，但在孔飞力的分析里，这也是清朝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不是皇上罢工，而是过于狂热。乾隆时代也是清朝盛世的最高点，往后不断步入衰落。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思益博雅SEEliberalArts”
出品 |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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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 由懿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