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宠臣变身卖官批发商

UFO爱好者

　　买官卖官，古今亦然，唐代武则天时期尤甚。
　　
　　唐朝人张鷟撰写的《朝野佥载》，为作者耳闻目睹的社会札记，记述了唐代前期朝野遗事轶闻，尤以武后朝事迹为主。因属时人记时事，所载内容多为第一手资料，所以颇有参考价值，为《太平广记》、《资治通鉴》以及后世治唐史者广为引用。《朝野佥载·卷三》记载着这样一段轶闻。
　　
　　张昌仪，是唐朝武则天宠臣张易之的哥哥。张昌仪任洛阳县令时，凭借张易之的权势，凡下属官员行贿请托办事，没有不答应的，一时风声鼓动。有一位姓薛的人，一次在大街上拦住张昌仪，送上黄金五十两。张昌仪收下黄金并接受了他的投状。张昌仪上朝时，将薛某的投状交给了主管选拔官吏的天官侍郎张锡。不曾想几天后，张锡将薛某的投状丢失，于是来找张昌仪查问投状人的姓名。张昌仪回答：“我也记不清了，凡是姓薛的就给他们安排官职就是了！”张锡查阅档案，内有姓薛的六十多人，结果全部授予了官职。
　　
　　此事《资治通鉴·卷二零六》中也有记载：“易之、昌宗竞以豪侈相胜。弟昌仪为洛阳令，请属无不从。尝早朝，有选人姓薛，以金五十两并状邀其马而赂之。昌仪受金，至朝堂，以状授天官侍郎张锡。数日，锡失其状，以问昌仪，昌仪骂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记，但姓薛者即与之。”锡惧，退，索在铨姓薛者六十馀人，悉留注官。锡，文瓘之兄之子也。”
　　
　　《朝野佥载》中还记载有另两则买官卖官的轶事。
　　
　　唐中宗时，礼部侍郎郑愔握有选拔官员大权，贪污受贿，声名狼藉。一次，郑愔在考查应选人员时，看见有人在靴带上系了一百钱。郑愔询问其原因，此人回答说：“当今选拔官员，没有钱就办不成事。”郑愔听了无言以对。（《朝野佥载·卷一》）
　　
　　唐中宗时崔湜为礼部侍郎，贪污骄横。他哥哥凭借他的权势，父亲仰仗他的淫威，都以答应替人办事为名，收受别人大量钱财。崔湜父亲崔挹当国子监司业，有一次接受了一名候选官员的钱财，崔湜不知情，将此人列入不能任职张榜公布。此人连忙向崔湜申诉说：“你亲人收了我的钱，为什么不授我官职？”崔湜问道：“那位亲人是谁？我抓住他一定鞭杀。”此人又说：“你要鞭杀，就要有亡父之忧。”崔湜听后大悟，惭愧不堪。（《朝野佥载·卷四》）
　　
　　由此可见，武则天时期她的宠信们“贵显已极，势倾朝野”到了何等地步，全社会贪财纳贿、卖官鬻爵风气到了何等程度？！
　　
　　武则天在她长达四十年的实际统治期间，贪污受贿始终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武三思、武攸宁等仗着是武则天的亲属，苛取民财，聚敛钱物。朝臣之中，贪污受贿之徒，亦不在少数。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因受到武则天的宠爱，权倾一时。张氏亲戚依仗二张权势，作威作福。张昌仪，是张易之的哥哥，依仗权势显赫起来，成了手眼通天、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在官场上倚权仗势，为所欲为，无论谁求他买官升官，“请属无不成”。只要舍得花银子，凡事他都有求必应，没有办不到的。《资治通鉴》还记载张昌仪一则丑闻。张昌仪起建一座宅第，华丽超过当时的李氏诸王及诸公主。有人气忿不过，夜晚在他新宅大门上书写八个大字“一日丝能作几日络？”“丝”谐音“死”，“络”谐音“乐”，意思是说你都快要死了，还能快活几天呢！张昌仪让家人将字擦去，可旋即又被人写上。再擦、再写，竟达六七回之多。于是，张昌仪不再让人擦字，而是自己取笔在这行字下面批注四字:“一日亦足”。可见其气焰嚣张和厚颜无耻之极。
     
  
        
　　
　　郑愔，由张易之兄弟荐为殿中侍御史，又与崔日用、冉祖壅等侫附武三思，人称“崔冉郑，辞书时政”，依附武则天宠臣做官发财。崔湜，在武则天执政期间得宠于一时。他出卖桓敬投靠武三思，不长时间就被武则天提升为中书令。崔湜又建议武三思诛杀李氏五王，免除恢复李氏王朝的希望。得到武氏家族的宠信。以后，崔湜任兵部侍郎，他父亲崔挹任礼部侍郎，父子同时官任尚书省副职，是自有唐朝以来未曾有过之事！崔湜见朝中谁有权势便谄媚依附，一会儿是宫内女官上官昭容，一会儿是张易之与韦皇后，一会儿又是太平公主。崔湜甚至将自己的妻子和二个女儿，一同进献给太子宫中，由此而得以官任中书侍郎行使宰相的权力。有人张贴出榜文说崔湜：“托庸才于主第，进艳妇于春宫。”（“本是个庸才却身居宰相要职，原来是将自己美貌的夫人进献给东宫的缘故啊！”）
　　
　　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历来如此。武则天和她的宠信们正是执掌了选拔任用官员的大权，贪赃受贿，买官卖官，将唐朝天下弄得乌烟瘴气。
　　
　　唐朝时期，科举制不断壮大，打破了汉魏以来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不过，世族在唐代虽然衰落，但在选官取士方面仍有相当大的影响。世族入仕的主要途径则是先辈地位和特权下的“门荫”制度。唐代选举官员的门荫入仕制度是对科举选官的一种补充形式，主要对象是贵族弟子，诸如皇亲国戚和五品以上高级官吏的子孙及公主、郡主之子等，均可凭借父祖资荫，通过担任一定时间的亲卫、勋卫、翊卫等三卫卫官和斋郎、挽郎以后，即可获得作官资格。这就为唐代新旧世族入仕提供了直通渠道。
　　
　　同时，唐代的科举制度本身也存在许多弊端。如考试制度不够公平、严密，科考过程中允许大臣“公荐”，这样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请托现象。达官贵人既可凭借权势替亲友向考官说情，甚至决定录用名单，而普通举子也只得奔走于考官和显宦门下，以求其推荐。再如，科举考试结束后，中举者只取得了入仕的资格，要做官的话，还必须通过吏部主持的考核，其间不公现象容易产生。唐人就此指出：“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史家马端临对此评说道：“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选官制度的局限性，为买官卖官风气盛行提供了空间。
　　
　　更重要的是，只要把握选拔任用大权的人贪赃枉法，即使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再怎么合理，也不过是形同虚设。武则天在篡夺政权的过程中，对凡是可能妨碍她掌权的人，都遭到清洗。对支持自己的官员以及宠幸的面首，则任其贪污盗窃、卖官鬻爵。武则天一伙深谙要把握政权的主动权就必须掌控人事权，故滥施禄位，收天下之心。当时官场上出现张昌仪这种荒唐的“官帽”批发事件，盖由专制政体下的权力腐败所致。武则天的宠臣们因背后拥有巨大的“隐权力”，贪赃枉法，作奸犯科，胆大包天地破坏正常的官员选拔任命制度，又有谁敢来监督和约束他们？！
     
  
        
　　
　　到了天授元年，武则天自己登极称帝，改唐建周之后，更是大开科举，滥任官吏。致使官员充斥，人浮于事。时人编歌谣讥讽当时的现象说：“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托校书郎。”武则天有时也会注意到她任用的官员是否称职，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为她的新政权服务，她派出十道存扶使，巡视全国各地，其任务之一是要他们保举地方上的人才到朝廷来做官。被保举的人中间却有不少是滥竽充数的，但都容易获得官职。对此，有人作诗讽刺道：“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瞎了眼晴的皇帝）。”其实，女皇没有眼瞎，她精明得很，只是为了一己私利，不惜败坏吏治、祸国殃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