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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大盗》：从“脸书”公司数据门事件，看选民自由意志的悖论

原创 | 书影君
如果你是一个资深网民，那么以下网络行为一定无比熟悉：搜索信息、浏览新闻、给朋友圈点赞、网上购物、网上约车叫外卖、定位导航等等。
在享受互联网带给我们的生活便利时，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每天自愿留在网络上的海量数字痕迹，正在以数据的形式，存储在了那些提供服务的数据公司的服务器中。

而这些数据的背后，又有一双眼睛在默默地注视着、分析研究着，并最终得出关于你的一切结论。
单一来看，每一个个体的信息毫无价值，但如果是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个体信息，汇聚而成的信息洪流，全部掌握在少数数据公司之手，那么从量变到质变，结果就不一样了。
这些数据公司，如同掌握信息洪流闸门开关的管理者，举手之间，便可以酿成滔天巨浪，瞬间吞没一切。
因为这些数字痕迹，被挖掘成了一个年产值达万亿美元的产业。

2019年上映的美国纪录片《隐私大盗》，围绕2018年发生的“脸书”公司数据门事件来展开拍摄，并试图思考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
我们的数据，究竟属于谁？
利用我们这些或自愿或不知情而提供的数据，那些大数据公司，又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本片的宗旨，是探讨个人数据的法律属性，以及数据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每一个人做出的选择。
但看完纪录片，我还思考着一个更深的问题：个体与数据，究竟谁才是信息时代的主人？
一、5000万客户数据泄露的“脸书”公司数据门事件2014年，英国剑桥大学心理学教授亚历山大·科根，推出了一款名为“这是你的数字化生活”的App，在脸书上向用户提供个性分析测试。
这款软件的推介语是“心理学家用于做研究的App”，因为一次测试可以得到5美元，所以共有27万名脸书用户使用了这一应用。

借助这一应用，科根可以获取这27万人的居住地址、兴趣爱好等个人信息，甚至包括他们“点赞”的内容。神奇的是，平均基于68个“点赞”，研究者就可以预测用户的肤色（准确度95％）、性取向（准确度88%）以及政治倾向（民主党或共和党，准确度85％）。
而且，这个实验可预测的内容远不止于此，还包括智力、宗教信仰，以及酒精、香烟和毒品使用。
最可怕的是，因为这款在线测试软件可以同时获取受测用户在“脸书”上所有好友的全部信息，所以科根最终实际共获取多达5000万用户的数据。
最终，科根又把这些数据卖给了一家名叫“剑桥分析”的商业公司。而这家公司，帮助特朗普竞选总统，以及为英国脱欧公投提供服务。
2018年3月17日，有媒体报道剑桥分析公司“窃取”了这5000万“脸书”用户的信息。同日，剑桥分析公司发布声明，声称得知科根违反脸书政策后删除了全部数据；“为避免嫌疑”，没有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使用任何科根提供的数据。但这依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2018年3月21日，马克·扎克伯格在“脸书”用户数据泄露事件持续发酵5天后，首次打破沉默做出回应。
2018年3月23日，英国伦敦，英国信息委员会执法人员搜查了“剑桥分析”公司总部。经过调查，发现“剑桥分析”公司涉嫌“窃取”5000万“脸书”用户的信息，操纵了美国大选及英国脱欧公投。
2018年3月25日，“脸书”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在英美数家主要报纸上刊登致歉信，就脸书公司在保护用户数据方面犯的错误道歉。

2018年4月11日，扎克伯克接受了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接连5个小时的质询。而“剑桥分析”公司和它的母公司也因为此次事件最终申请破产。
二、一家可以操纵选举的数据分析公司身处舆论漩涡的“剑桥分析”公司成立于2013年，创始人是亚历山大·尼克斯。它的母公司是英国战略交流实验室公司。

亚历山大·尼克斯
2014年，“剑桥分析”公司参与了44场美国政治竞选。据其官网介绍，它在24个不同国家和地区拥有分部。
在《隐私大盗》这部纪录片中，揭开黑幕的主要有三个人。

戴威·卡罗尔
一名叫戴威·卡罗尔的大学教授，他专门从事数据分析研究，是最早一批站出来尝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数据隐私的人之一。
他依照欧洲的法律，向剑桥分析公司提出了交出其公司保管的自己个人数据的要求。
一位是“剑桥分析”公司曾经的高管布瑞特尼·凯撒，因为内疚于自己曾经所做的事情，最终决定向世界揭开这层黑幕。

布瑞特尼·凯撒
她不但向戴威透漏了许多该公司曾经利用大数据分析建立模型并用来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选举的内幕，还在英国议会下院的数字、文化、传媒及体育特别委员会作证，揭露了许多惊天秘密。

卡罗尔·卡德瓦拉德
而英国《卫报》的调查记者卡罗尔·卡德瓦拉德，也是推动黑幕大白于天下的有力推手。
经过调查，“剑桥分析”公司利用大数据影响大选结果的操作基本原理如下：
首先，利用网络社交媒体收集海量用户数据，包括用户的姓名、住址、点赞对象、浏览历史等等。
其次，通过分析这些海量数据，分门别类建立用户模型。
最后，根据每一个用户的不同模型，定点精准投放各种精心设计的新闻、运动号召、宣传口号等等，来影响那些态度暧昧的摇摆选民，最终影响大选。
“剑桥分析”公司曾经利用技术参与过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竞选。

在欧洲，“剑桥分析”公司帮助曾在上世纪80年代获得成功的复兴政党参与了2012年意大利政治竞选活动；2014年帮助乌克兰展开颜色革命，使亲西方总统维克多尤先科掌权。
在肯尼亚，“剑桥分析”公司曾两次用于帮助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先后在2013年和2017年获得选举胜利。当然除此之外，最大应用就是其在英国脱欧的投票中让英国脱欧及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击败希拉里当选。（以上资料参考钛媒体发表的《Facebook事件背后，剑桥分析公司扮演什么角色》一文）

纪录片中通过调查得知，剑桥分析有过这样一起成功的案例。
在2013年，中美洲的两个国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大选中，“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分析就曾影响过选举的结果。
在选举之初，当地的两大政党在支持率上始终僵持，双方都想要拉拢更多的选民。
这时，其中一方的印第安政党在“剑桥分析”公司的帮助下，策划制定了一套营销方案。

在分析了当地选民的用户特征之后，他们发起了一项名为“Do So！”（这样做！）的网络活动。
这项活动的核心有些类似于早前风靡网络的“冰桶挑战”和“瓶盖挑战”一样，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主动参与其中。

通过这样的操作，“剑桥分析”公司将“反抗政治和投票”的主题，进行了病毒式传播。最终这项运动达成的结果是——黑人支持率暴跌，印第安政党借此顺利进入国会。
对于类似的成功案例，剑桥分析公司的CEO及高管显然很是得意。
其实，政治宣传广告在美国大选期间是允许的，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他的竞选团队策划了一个“阿拉莫计划”，主要内容就是在脸书上每天投放100万美元的竞选广告。
但引起争议的是，“剑桥分析”公司利用的用户数据，是在用户不知情的状况下，而无数选民所能看到的信息，也是“剑桥分析”公司特意挑选的内容。
换句话说，你看到的，只是他们想让你看到的。
比如特朗普与希拉里选举总统期间，因为“邮件门”等事件，“骗子希拉里”这个口号，便流传开来。
它出现在无数新闻采访、恶搞小视频之中，并精准投放给对希拉里态度摇摆的选民面前，最终影响了这部分摇摆选民对希拉里的印象，导致他们最终将票投给了特朗普。
三、互联网令我们的世界更宽广，还是更狭窄？随着互联网深度融合进入每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之中，真实与虚拟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但每一个人认识这个世界的途径，并没有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扩大。
相反，这个途径却越来越狭窄。
上网多了，你就会发现，现在的新闻推送是根据你浏览记录智能推送的，100个人用同一款新闻软件，却有可能看到100种不同的新闻页面。

这种根据客户习惯爱好精准推送的智能模式，投其所好的同时，却也将客户的视线局限在了他的认知范围内。
久而久之，他的眼光越来越窄、眼中的世界也越来越狭窄。一个人爱看负面新闻，那他的世界就是一个充满暴力和血腥的世界。一个人爱看美食和旅游，那他的世界永远充满了牛排红酒和鲜花美景。
“脸书”“推特”等数字社交媒体，这些原本是用来联通世界的工具，最终却变成割裂世界、堵塞人与人之间了解渠道的工具。
发展科技的初心，到底在哪里呢？
四、选民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西方国家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看上去是个好东西，但却越来越受到生命科学研究进步而产生的挑战。
这个挑战，就是科学家对于人类自由意志的质疑。

2015年，伦敦国王学院经过对双胞胎的研究后得出结论，一个人投票给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工党还是保守党，57%是出生之前就被基因决定了。
当每一个选民，投票选举自己满意的政客时，他头脑中究竟有多少自主意识？
这个自主，不是说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是说，你不知道他做出的选择，究竟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还是受到外界信息或内在基因潜移默化的影响的结果。
同样的道理，正如纪录片中剑桥分析公司所做的事情一样，了解选民、编造故事、影响选民、改变选举结果。

这一系列的操纵过程之中，选民如同被操纵的木偶，他的自由意识，又在哪里？
从这个推断可以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西方引以为傲的民主投票制度，有多大程度上是在反映着每一个选民的自由意志？如果不是选民自由意志的产物，那么被选举出来的执政党，他的合法性又有多少？
内在基因也好，外在信息也罢，当有其他因素影响到一个人的判断和选择时，你无法在坚信民主投票的客观公正和平等。
而这些问题一旦存疑，那么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也就被动摇了。

英国电视广播第 4 频道在一次卧底采访中，剑桥分析公司的高管洋洋得意地吹嘘，“打败骗子希拉里”这个概念，是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并且在对选民的信息定点投放过程中，影响了许多原本要投票给希拉里或态度摇摆的选民。
他们最终的选票，便投给了特朗普。
于是，一家公司便通过选民的手，选出了他们想要选出的总统。
而每一个普通的选民，对此毫无所知。并以为这一切都是因自己的投票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