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聪明的人_中国最聪明的人是谁排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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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朝阳：杨振宁证明了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了解科学应成风尚

雷递网 乐天 10月4日
2022年10月1日是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的100周岁生日。
搜狐视频联合高山科学经典、抖音于9月30日特别举办“科学大家杨振宁百岁华诞”节目，为杨振宁先生庆生。

搜狐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邦芬、《杨振宁传》作者杨建邺等9位不同领域的科学工作者，从不同角度讲述了杨先生的科学成就与他的个人故事，让大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位科学泰斗的传奇人生。
他可获至少3次诺贝尔奖 物理学术成就远超霍金

作为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杨振宁提出的“杨-米尔斯规范理论”轰动整个物理届，更凭借《质疑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研究，成为首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他一生投身于科学研究，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其事迹和精神也更值得大众了解与学习。
知名科普作家严伯钧、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特聘教授刘钝、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邦芬等嘉宾从科学历史、艺术修养、人文情怀等视角，向大众介绍了杨振宁在科学界的贡献，并全面解析了杨振宁能够成为一代大家的原因。
严伯钧表示，从整个科学史上，杨振宁先生、牛顿、爱因斯坦、薛定谔等超级大师，均是人类追求真理道路上最耀眼的指路明灯。
而杨振宁先生则是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物理学家，杨先生最重要的科研成果——“杨-米尔斯理论”，对粒子物理、量子场论以及数学领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在讨论到“杨振宁与霍金谁更伟大”的命题时，嘉宾们一致认为霍金只是因对物理学的大众传播而被熟知。孙昌璞从“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宇称不守恒”、“统计物理（演生论）”的三大革命性理论，分析了杨先生的学术贡献，表示这三大理论奠定了他在物理学界的泰斗地位。“业内人士普遍认同杨先生至少能获得三次诺贝尔奖。”主持人段玉龙说。
他不仅是一代物理大师 也是哲学家与艺术家
刘钝表示“杨先生对当代物理学的思考是很有哲学底蕴的”，比如杨先生曾用量子化·对称·相位因子三个主旋律来概括20世纪理论物理学的发展，以及用一两个关键词对泡利（威力）、费米（稳健、有力）、海森堡（深刻的洞察力）、狄拉克（笛卡尔式的纯粹）几位理论物理学家进行尝试性对比，这种高屋建瓴、高度凝练的洞察“不自觉带有哲学思考”。
刘钝还提道，“杨先生非常喜欢逛博物馆、美术馆，对西方不同时代不同的艺术家、不同流派的特点均能发挥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杨先生不仅深耕物理学，还是文字练达的中文写手、洞悉历史的观察家、哲学思考者，也是情趣高雅的艺术鉴赏家。
朱邦芬讲述了他对杨先生品位和风格的理解和认识。在他看来，杨振宁能够成为一代大家，是因为杨先生有对美的欣赏和追求，有独立的思考，能够用简洁的风格反映他深刻而清晰的思想。
他对后辈友善不吝教诲 宛如学术灯塔照亮科学前行者们
与杨振宁有过交集的学术后辈们，无不夸赞他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老师。在他们眼中，杨先生既是伟大的科学家，更是慈祥平和的老先生。《杨振宁传》作者杨建邺教授分享了撰写这本书的细节：“我当时住在杨先生家附近，他一有时间就打电话告诉我，我就去他家采访他。”杨建邺前后采访杨先生半个多月，杨先生还送了两本记录了他全部科研文章的文集给杨建邺，这才有了《杨振宁传》的诞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昌璞是杨振宁的博士研究生，对他而言，杨先生不仅指导学术理论及科研方面，也关心他的日常生活与感受，一次杨先生看到他办公桌贴女儿的照片，还问他是不是很想家，让他颇感温暖。
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回忆了自己和杨先生的交集，2005年他向杨先生报告量子信息技术发展工作，杨先生虽然高龄，但对于新鲜事物却充满好奇，并且有着非常清晰的思路。杨先生的鼓励更是让潘建伟感受到了大师对年轻一辈的教诲和友善之心。
对于杨振宁先生的家国情怀，孙昌璞分享道，“杨振宁先生在国内非常需要重量科学家的时候回到了祖国，给国内带来了很多建议，并且引进了非常多的优秀人才。”对国内的科学发展，杨振宁先生也以非常较真的态度去支援。曾出国留学的张朝阳也感同身受道：“这种文化认同感和爱国情愫是人类朴素的情感。”
他的理论贡献是全人类的财富 了解科学之美应该成为风尚
作为“物理科普大咖”，张朝阳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师李永乐也讲述了自己眼中的杨振宁，并且分享了关于知识科普与科学教育的理念和态度。张朝阳回忆，正是因为深受杨振宁、李政道等科学家的影响与激励，学生时代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后一路就读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并赴美留学继续深造。而今重拾物理，搜狐视频开播《张朝阳的物理课》，既是初心更是兴趣。
“我对杨先生几乎是一种膜拜。”在张朝阳看来，杨振宁先生思维的独创性和投身于科研行动的勇敢性，非常值得人们钦佩。“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是可以创造顶级的贡献或者是最伟大的贡献，杨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他表示，百年来物理学家们对这个世界了解得如此精微和深刻，这些理论及其应用，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了解科学、了解物理、了解数学之美，应该成为一种风尚。”张朝阳称。
李永乐则讲解由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学家提出的“宇称不守恒定律”，探讨了物理学中的对称和守恒的关系，进一步让观众感受到杨振宁先生对科学的突破性贡献，他的理论贡献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同时,李永乐也谈到了科学教育，他认为可以用更加多元化的方法来选拔出有特质的孩子，挖掘他们某个方面的天才特质及潜能，他希望在教育上能有更多的探索和突破。
一直以来，搜狐视频持续关注和涉猎包括物理在内的科学知识领域内容，邀请各个科学领域的优秀播主入驻，致力于打造专业的知识直播平台。根据新闻时事热点，输出“银河系探索之旅”、“去太空探求真知”等物理专题栏目；结合暑期和开学季等时间节点，打造“好奇一夏探索月球和大海”、“奇思妙想开学季”等科学公开课的主题策划。此外，从去年11月起，张朝阳开启物理直播课，凭借独树一帜的硬核直播风格，在开播短时间内便火爆出圈，迅速升级成为头部知识IP，对物理科学知识的科普和传播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本次“科学大家杨振宁百岁华诞”活动，同样是对物理学的一次科普与传承。物理学构建了我们生存的世界基本理论基石，更影响着每个人的思维方式与成长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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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王蒙
我常有一种感慨，这就是：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文人，实在是过于聪明了。
这里的聪明，是指一种做人之道，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活命智慧，一种处世技术，是指“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指一种形而下的立身手段。在这些方面，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有大名的文人，真可谓已臻于炉火纯青的至境，已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当代文坛上，颇不乏这类极善于识时务的俊杰。，这些人，为人为文，都那样善于把握分寸；一举手一投足，都那样恰到好处。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前进，什么时候应后退；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应沉默。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说话应多加谨慎，什么时候说话不妨稍加放肆。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顾左右而言他，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单刀直人，痛快淋漓。他们知道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获，怎样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报偿。
这些人的立身处世，借用《庄子》里的话，真可谓是“进退一成规一成矩，从容一若龙一若虎”。
于是，这些聪明的人，以他们惊人的聪明，为自己赢得了人生的大成功。
书生有时难免有所谓书生气。书生气，是一种不识时务、不会做人、不善处世、不懂分寸、缺乏现实感的表现，是与本文所说的聪明水火不容的。中国当代那些极聪明的作家、文人，虽是书生，却没有一点书生气。他们过人的聪明，早使得他们把注定在任何时代都不合时宜的书生气洗得干干净净。
他们过人的聪明，甚至使得他们从来就不曾沾染上书生气这种“恶习”。有诗云：“儒冠多误身。”其实，儒冠本身并不误身，误身的是书生气。不独在今世，只要有浓郁的书生气，在任何时代都必定处处碰壁。不独在今世，只要没有书生气，儒冠便非但不会连累，反而必定能帮助人活得好，活得如鱼得水，活得有名、有利、有地位。
有研究者说，鲁迅是深通世故而不世故。鲁迅的不世故，是偏不世故，是拒绝世故，是不屑于世故。深通世故的鲁迅，却专爱与当时的社会捣乱，十分不惮于与人结怨，并且说什么：“我所憎恶的太多，理应得到憎恶。”鲁迅固然也反对赤膊上阵而提倡“壕堑战”，但鲁迅是从“战法”而不是从“活法”上说这番话的。主张“壕堑战”，前提是要战斗，是为了更好地战斗，而不是仅仅为了活着，不是仅仅为了保全自身。
而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一些极聪明的人，则是深通世故而又极为世故的。当然，他们有时也战斗，但却是在绝对不会危害自身的情况下战斗，是在稳操胜券的把握下战斗。他们也运用“壕堑战”，但那前提，是要安全，是要保全自身，在这种前提下，他们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退，则藏。不妨放上几枪时，便瞅准某个合适的目标打上几枪；不能射击时，便不但不射，反而把枪也深藏起来，作出一副良民样，现出一派顺民相。
中国作家、中国文人立身处世上的聪明，其实是一种渊源久远的文化现象。中国先秦儒、道、法、兵等诸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作为一种形而下的处世之道、活命技巧来读，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生存之术。
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而极为早熟的，便是这种形而下的做人之道，这种技术性的生存智慧。这种做人之道，这种生存智慧，代代相传，一直到当代，仍在一些作家、文人身上有极为出色的体现。
中国文化是很世俗、很务实的文化，是充满了现实感的文化。而这种世俗性、务实性，这种现实感，也在当代那些作家、文人的聪明上，在他们精巧的做人之道、惊人的生存智慧中表现出来。
中国哲学（儒学）主要体现为讲究道德说教的“伦理学”，而中国是一个将政治伦理化的社会，且中国文人自古也与政治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因此，中国文人的做人之道、生存智慧，便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其实，即便在当代，中国的文场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官场，从文，在有些人那里，是从政的一种方式；既如此，那种做人之道，那种生存智慧，便不但是必要的，且在实践中越磨越精巧，越磨越圆熟了。
几年前，读到过一篇关于某个如今颇有名望的文人的文章，这位文人如今已过古稀之年，近十年来，他的散文随笔令众多读者喜爱，当有人问他是否被打成过“右派”时，他说：“我怎么会被他们打成‘右派’!”语气里有明显的得意，也有明显的对那些被打成了“右派”者的嘲弄。
这句话，这语气，真让人想到《庄子》里多次出现的对那些不懂得重生，不知道保全自身、为了某种信念某种道义而致祸者的讥嘲。
在这位如今是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看来，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真是大傻瓜，他们太不懂得做人之道了，太缺少生存智慧了，太不知道怎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了，质言之，太不聪明了。（我在这里不指出这位老先生的名字，只是因为我已记不清那篇关于他的原文，手头也找不到，而并非要为尊者讳，为长者讳，否则我也过于聪明了。)
当中国作家、中国文人为自己的聪明而沾沾自喜时，近代人文意义上的自由意识以及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便显得十分可笑，而那种超越世俗的精神需求，则更成为匪夷所思的了。
中国的儒家也好，道家也好，从某种意义上讲，都只能说是一种滑头哲学，都往往忽略了人的意志和品格。当面临严酷的现实时，当遇到强大挑战时，不屈服，不妥协，高扬自身的意志去与现实抗争，在对现实的超越中实现自我的精神超越——这是一种极愚蠢极不明智的做法。而聪明的做法，是要识时务，要现实些。不要用鸡蛋去碰石头，要用一种务实的态度，冷静地分析利害，寻找到一条远祸全身、趋利避害的现实途径。
有论者曾对中西两位文化先圣孔子和苏格拉底进行过比较。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拒绝宣誓改悔，从容地面对死亡。他说：“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种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前进，把通向理想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我就要继续拉住我遇见的每一个人，告诉他我的想法，绝不顾虑后果。”
而中国的孔子，则教导人们：“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比起苏格拉底，孔子显得很富有现实感，很识时务，很聪明。
“我怎么会被他们打成‘右派”？这句话里所显露出来的聪明，确乎是渊源有自的。
有些老一代作家、文人，还视这种传统的聪明为至宝，想要传授给青年人。
在 1994年3月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我读到萧乾先生的《给青年朋友们》一文，其中有些话，颇令人寻味。例如，萧乾先生在对巴金先生的大力提倡说真话“称赞之余”，“却做了点保留”，改成“要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并举例说明：“1955年在文联批判并宣布胡风为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上，书生吕荧跑上台去说了句‘我想胡风的问题还不是敌我性质’，他马上被台上两位文艺界领导制止，随即就有人上台把他揪了下来——一直揪到监狱里去。几年后，胡乔木虽然把他救了出来，‘文革’期间还是死在监牢里。至于‘文革’期间像张志新、遇罗克那样死于说真话的人就更多了。是这些活生生的事例使我对‘说真话’做了那样的保留，但我坚决认为不能说假话。能保住这一原则，有时也需要极大的勇气，甚至也得准备作出一定的牺牲呢！”
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一个重大的道义问题。
如果说真话是一种绝对命令，那么，便不管后果如何，都要坚持把真话说出来。然而，在萧乾先生看来，显然原则、道义，在个人的身家性命前，都是次要的。“书生吕荧”是太书生气了，那样的说真话，是过于不识时务了，过于缺乏现实感了，过于不聪明了。
而把“说真话”改成“不说假话”，其实不过是一次极聪明的心理自我调节，一次极聪明的自欺欺人。在说真话与说假话之间，往往根本就没有中间地带可供逃遁。例如，在批判和宣布胡风为反革命分子时，沉默，也就意味着默认，意味着赞同，在这种场合，不说真话，就意味着说了假话，意味着亵渎了某种神圣的原则、道义，意味着认可、助长了邪恶。
80年代，巴金先生主张知识分子都应该与全民共忏悔，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的。萧乾先生的逻辑是：吕荧这样的书生因为说了句真话便付出了身家性命，可见真话往往说不得。可以对此来一番逆向思维：如果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全都像吕荧那样跑上台去说真话；如果当时全中国的书生，都像吕荧那样说真话，情形又会怎样呢? 其实，吕荧这样的书生之所以显得那样缺乏现实感，那样不识时务，那样不聪明，只是因为其他人，其他的书生，都太有现实感、太识时务、太聪明之故。
王蒙先生在1993年第1期《读书》上发表《躲避崇高》一文，对王朔表示了赞赏。其中有几句关于王朔的话也很耐人寻味：
“他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 ——不往枪口上碰……他开了一些大话空话的玩笑，但他基本上不写任何大人物 ( 哪怕是一个团支部书记或者处长)，或者写了也是他们的哥们儿他们的朋友，决无任何不敬非礼。”
王朔的确是高智商的，是极识时务的，是太有现实感的，是过人地聪明的！王朔看起来什么都敢骂，什么都敢亵渎，但其实他是很懂得分寸，很善于掌握火候，很能够认清对象的，他是先估量了对手再行事的。他明白什么东西可以骂可以亵渎，但在骂时亵渎时要“适当搂着”，什么东西骂时亵渎时不妨任意尽兴。例如，在碰到知识分子时，碰到书生时，则像阿Q碰到尼姑一样，不妨痛痛快快地骂，痛痛快快地亵渎、嘲弄、挖苦，因为这些人，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是原本就可以被任意欺侮的。
一次，与几位友人在一起聊天，谈到王蒙对王朔的赞赏，友人说，王蒙对王朔的肯定，其实可以看成是对自身的肯定，王蒙与王朔之间，其实有着许多或内在或外在的相通之处。我觉得，这种看法确乎有道理。王蒙当然是极聪明的人。上文所引的王蒙说王朔的那段话，移到王蒙身上，也几乎是合适的。
《躲避崇高》一文中，王蒙对王朔的不少评析，都大体可用于王蒙自身。在王蒙与王朔的小说之间，的确可找出不少相同、相通、相近、相似之处，那种机智那种调侃，那种油滑，那种极度膨胀的叙事话语……都是二者共有的。王蒙成为王朔的知音，的确并非偶然。
近些年来，老有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不满意，老感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有着太大的差距，老盼望中国文学能早日与世界文学接轨、同步。其实，中国文学之所以难得有大的成就，原因之一，便是中国作家过于聪明了。形而下的生存智慧过于发达，形而上的情思必定被阻断、被遏制；内心被现实感被务实精神所充塞，非现实的幻想和不切实际的瑰丽的想象必定无存身之地。在技术性的生存上，在名利、地位上，在立身处世上，聪明确实极有用，但在真正的文学成就上，聪明终会被聪明误的。那体现为做人之道、生存智慧的聪明，对文学创作，绝对是有害的。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是愚笨人的事业，是需要有点书生气的。
眼下，人们正在热衷于谈论人文精神的重建。而中国作家超人的聪明，则是与人文精神形同冰炭的。那种技术性的生存策略，那种过于发达的现实感和务实精神，那种形而下的“术”，都绝对是排斥、阻碍真正的人文精神的。
什么是人文精神？苏格拉底刀架在脖子上也勇于说出真理，便是人文精神的表现；吕荧那种不识时务地说真话的行为，便是人文精神的表现。当中国文人自鸣得意地说“我怎么会被他们打成右派”时，当中国文人以吕荧为例告诫青年们真话不能说时，当中国文人激赏王朔式的高智商、王朔式的油滑调侃时，当中国文人都显得那样乖巧、那样聪明时，人文精神的重建和高扬，终让人觉得是件极虚无缥缈的事。
什么时候中国作家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谈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同步。什么时候中国文人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指望人文精神的重建和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