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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2023年1月19日首发于微信公众号“Ale的摄影防潮箱”。此系列文章为本人原创，禁止各种形式抄袭，引用需注明出处。感谢顾卫民教授的指导。
阿贝的出生地，1886年翻修前的阿克霍夫1号 {1}
1840年1月23日，恩斯特·阿贝出生于爱森纳赫的一个贫寒家庭，父亲乔治·亚当·阿贝 (Georg Adam Abbe, 1813—1874) 本是一名书籍印刷工人，失业后在爱森纳赫当地的一家纺纱厂工作，每天工作14到16个小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成为一名纺纱监督。但报酬可怜，环境恶劣，食物糟糕，家庭疏离，教育缺失。
乔治·亚当·阿贝 (Georg Adam Abbe, 1813—1874) {1}
阿贝在晚年回忆自己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爱森纳赫的一名纺纱监督。直到50年代早期，他每天都必须站着工作14到16个小时：如果业务正常，就早五晚七，工作14个小时；如果业务繁忙，就早四晚八，工作16个小时——没有中断，连吃午饭也来不及。
在5岁到9岁的时候，如果天气还不错，我会和小一岁的妹妹天天轮流给父亲送饭。我母亲更愿意走很远的路自己去。父亲就靠着机器或蹲在盒子上，捧着碗，急匆匆地扒饭，而我站在一旁。一吃完，他就把空碗还给我，马上回去工作。我父亲身材魁梧，比我高半个头，精力充沛，但在48岁时，就弯腰驼背，老态尽显。他身体没那么好的同事们，在38岁时就已经如此了。[1] 如此恶劣的工作条件正是欧洲1848年革命的原因之一，到1849年夏天，贵族开始打击革命，普鲁士警察国家也在残酷地迫害革命者。一开始，爱森纳赫所在的图林根州对待革命还比较温和，许多来自德累斯顿的革命者逃亡到爱森纳赫，寻找临时住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鲁士警察也在图林根展开搜捕。
阿贝的父亲乔治虽然不是革命者，却是一位自由主义工人。当时阿贝一家租住在一栋磨坊 (Burgmühle) 中，乔治曾经在里面偶然发现过一个隐蔽的隔间，但一直没有声张。革命年代，他就在这里收容了许多革命者，小阿贝就经常给这些政治难民带食物。[2]
1863年爱森纳赫的城堡磨坊 (Burgmühle) {1}
当警察来搜捕时，不满十岁的阿贝就要向革命者发出适当的信号，让他们保持安静。曾有一名革命领袖因受伤而不得不长期驻留，当出发之日来临，年幼的阿贝就在晚上独自带他来到偏远的地方乘坐马车启程，因为他体型尚小，行动隐蔽，不易被发现。[3]
亲眼看到争取民主权利和社会进步的革命战士被普鲁士警察国家施以政治迫害的童年经历，可能已经在阿贝的心里种下了自由民主和人文主义的种子。阿贝后来也从未真正抛下对普鲁士及其国家性格的厌恶，反而增加了对整个图林根州、特别是萨克森-魏玛的地方主义情感。而作为工人的儿子，他自己说，当好运来敲门，自己拥有一家兴盛的工厂后，他不会转过头铭记父亲沧桑的面孔和疲惫的身体，又翻过脸来用资本家的手段刻剥工人。[4]
但阿贝的童年总是贫穷的，父母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让他上中学，好在，纺纱厂的老板愿意支持阿贝的学业，但条件是，阿贝中学毕业后要为纺纱厂工作。阿贝进入了实科中学，对科学充满热情，而且学习优异，获得过奖学金，提前一年在1857年春天完成了中学学业。但大学对他来说，似乎可望而不可即。命运再一次帮助阿贝。1856年底，魏玛政府允许顶尖的实科中学学生进入大学，而且，父亲的老板也愿意放弃约定，允许阿贝毕业后不在纺纱厂工作。1857年4月，17岁的阿贝顺利进入耶拿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但不幸的是，当年7月14日，阿贝的母亲因肺结核去世，在当时，肺结核是无法治愈的绝症，会导致身体虚弱和早逝。阿贝后来在1861年4月11日收到了母亲的遗产，包括一些旧椅子、旧桌子，还有一些厨房用具，总价值76.5塔勒。[5]
1859年春天，阿贝离开耶拿，前往哥廷根大学学习。
恩斯特·阿贝 (Ernst Abbe, 1840—1905)，约1860年。蔡司档案馆。
哥廷根和耶拿类似，都是一个学术小镇，属于汉诺威王国，而不是普鲁士王国。阿贝本人因为政治原因并不喜欢普鲁士。而且相比耶拿，哥廷根离阿贝的家乡爱森纳赫更近。不过阿贝选择哥廷根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哥廷根大学的良好声誉。数学王子高斯 (Carl Friedrich Gauss, 1777—1855) 从1807年到1855年去世一直在哥廷根大学工作，高斯在30年代与物理学家韦伯 (Wilhelm Eduard Weber, 1804—1891) 的合作非常成功，使哥廷根大学的物理和数学名声大振。另外，韦伯也是“哥廷根七君子”之一，因为反对新任国王废除汉诺威1833年自由宪法而被解除教职，1848年革命后，韦伯重返哥廷根任教。
韦伯 (Wilhelm Eduard Weber, 1804—1891) 肖像。鲁道夫·霍夫曼 (Rudolf Hoffmann, 1820—1882) 制作的石版画，原型照片摄于1840年左右。{2}
在哥廷根大学，阿贝就参加过韦伯和数学家黎曼 (Bernhard Riemann, 1826—1866) 的课程，而韦伯和黎曼正是他最喜欢的老师。在韦伯的指导下，阿贝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热和机械功等价定理的经验证明》(Erfahrungsmige Begründung des Satzes von der quivalenz zwischen Wrme und mechanischer Arbeit)，韦伯评价这篇文章“非常清晰，有洞察力”(vorzüglich klar und scharfsinnig)。[6]
恩斯特·阿贝 (Ernst Abbe, 1840—1905)，约1860年。蔡司档案馆。
1861年3月23日，22岁的阿贝顺利获得了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在大学学习期间，他不仅学习了数学、物理学、天文学，还学习了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在他看来，康德哲学可以完全替代宗教神学。毕业后，阿贝到法兰克福物理协会工作了一年半，在那里和许多自由派人士有广泛的接触。他对宗教持保留和宽容的态度，但他强烈反对宗教信仰偏执 (religiser Intoleranz)，因为阿贝始终支持宗教和政治思想自由。[7]
1861年左右，阿贝 (Ernst Abbe, 1840—1905) 在哥廷根大学时期。弗里德里希·科尔劳施 (Friedrich Kohlrausch, 1840—1910) 绘。{3}
1863年，阿贝回到耶拿大学成为了一名讲师 (Privatdozent)。很可能在这时，阿贝和蔡司 (Carl Zeiss, 1816—1888) 有了第一次会面，因为阿贝的物理讲座需要蔡司制造的仪器。
但阿贝的经济状况一直都非常紧张。在耶拿大学读书时，他就获得过几次奖学金，还通过私人教学赚取额外的资金。当阿贝来到哥廷根时，这里的住房和生活花费都比耶拿要高，他还是努力获取奖学金，并为王国内外的学生提供私人课程。[8]而当阿贝回到母校耶拿大学，成为一名讲师时，依然十分贫穷。因为讲师没有稳定的经济保障，不能向大学支取薪俸，报酬直接来自于学生的学费，而且数量非常少，难以维持生计。
1863年左右，恩斯特·阿贝 (Ernst Abbe, 1840—1905) 在耶拿大学当讲师。蔡司档案馆。
雪上加霜的是，儿时的穷困让阿贝落下了终身的怪病，有时剧烈头痛，好几天不能工作，一旦不能工作，就失去了经济来源。尽管阿贝的生活已经十分俭省，但总会有一些必要的开支。1865年初，阿贝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父亲也无法帮助他。所以阿贝打算放弃大学讲师的工作，参加高等教师的考试，然后去某所高等学校找个位子，尽管他自己不情愿，但起码会有经济保障。幸好耶拿大学校董莫里茨·泽贝克 (Moritz Seebeck, 1805—1884) 十分重视阿贝，极力挽留。泽贝克煞费苦心，从1865年4月份开始请求国家的补助，书信来书信往，终于在6月6日为这位大学讲师争取到了每年200塔勒的特殊补贴，以解燃眉之急。[9]
莫里茨·泽贝克 (Moritz Seebeck, 1805—1884) {4}
不过阿贝仍然希望获得更多的资金，所以当蔡司请他设计光学仪器的时候，阿贝也应允了。1866年7月3日，阿贝和蔡司达成合作协议。后来国家给阿贝的补贴涨到了300塔勒，到1875年涨到了1500马克。[10]当时谁也没想到，蔡司、耶拿大学和国家付出的津贴，日后会获得多么大的利息。
对阿贝影响最大的老师是耶拿大学的教授卡尔·斯内尔 (Karl Snell, 1806—1886)。当阿贝在耶拿时，他几乎每天都能和斯内尔见面。
卡尔·斯内尔 (Karl Snell, 1806—1886) {1}
阿贝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朋友很少，所以他就经常到斯内尔的家里去拜访，由此与斯内尔的小女儿伊莉丝 (Elise Snell, 1844—1914) 相识。伊莉丝的母亲去世得早，斯内尔续娶了亡妻的妹妹，这样一来，伊莉丝的姨母又成了自己的继母。为了避免矛盾冲突，年轻的伊莉丝选择前往英国，并在那里工作。60年代中期，伊莉丝的继母也去世了，她就帮父亲操持家务，不时接待来客。
伊莉丝 (Elise Snell, 1844—1914) {5}
恩斯特·阿贝教授博士 (Prof. Dr. Ernst Abbe, 1840—1905)，1870年左右。蔡司档案馆。
在长期的交往中，阿贝和伊莉丝两人互生情愫，而且阿贝又是斯内尔的得意门生，还在1870年5月5日成为耶拿大学的副教授。所以在1870年6月28日，阿贝和伊莉丝的订婚仪式正式举行，并将婚礼日期定在1871年夏末。但在婚礼举行的地点上，阿贝和自己恩师、未来的丈人斯内尔发生了矛盾。斯内尔坚持要在教堂举办婚礼，但阿贝拒不接受，冲突似乎不可避免。随后两人选择用书信，以正式却温和的方式进行沟通。最终，斯内尔选择让步。
1871年9月24日，在提出水浸显微物镜设计方案后的第12天，阿贝和伊莉丝的婚礼正式举办。当时阿贝32岁，伊莉丝27岁。婚礼地点是耶拿地方法院，而不是教堂。婚礼宴席在斯内尔的家里举行，只邀请了最亲密的人。在宴会上，斯内尔替代牧师，为这对新人作了最美好的新婚祝词。[11]
阿贝成功完成了长达三年半的艰苦计算，又迎来了新婚，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在蜜月中，他们先去了阿贝的家乡爱森纳赫，然后途经法兰克福、纽伦堡、慕尼黑，最终到上巴伐利亚的特劳恩施泰因。这个地方并不知名，很少有外地人光顾，阿贝选择去特劳恩斯泰因主要是为了见一见哈拉尔德·舒茨 (Harald Schütz)。舒茨是阿贝少数的朋友之一，两人结识于1859年7月22日，但已经许多年没见面了。
哈拉尔德·舒茨 (Harald Schütz)。蔡司档案馆。
蜜月结束后，这对新婚夫妇在斯内尔家中过着非常幸福和谐的生活。1872年11月18日，伊莉丝生下了女儿玛格丽特 (Margarete, 1872—1945)。1874年4月30日，伊莉丝又生下了女儿宝拉 (Paula, 1874—1945)。
宝拉 (Paula, 1874—1945)、玛格丽特 (Margarete, 1872—1945) 和伊莉丝 (Elise, 1844—1914)，1886年。蔡司档案馆。
但在1875年初，两个年幼的女儿患上了严重的斑疹伤寒，然后是妻子，然后是阿贝自己。虽然万幸阿贝一家平安度过，但阿贝大约三个月没有参加工作，没有收入，医药费又十分高昂，家庭陷入经济困难。[12]
恩斯特·阿贝 (Ernst Abbe, 1840—1905)，1875年。蔡司档案馆。
恩斯特·阿贝 (Ernst Abbe, 1840—1905)，1875年左右。蔡司档案馆。
恩斯特·阿贝 (Ernst Abbe, 1840—1905)，1875年左右。蔡司档案馆。
所以在1875年4月，阿贝写信给蔡司，书面要求蔡司分享光学产品带来的利润。蔡司同意了，并在1875年5月15日起草了一份合作协议，不过这份协议直到1876年夏天才签署，并在1879年8月25日进行了公证，阿贝正式公开成为蔡司公司的平等合伙人。
恩斯特·阿贝 (Ernst Abbe, 1840—1905)，1875年左右。蔡司档案馆。
1876年秋天，蔡司怂恿自己26岁的大儿子罗德里希进入公司工作，1879年10月1日，罗德里希也正式成为了蔡司公司的共同所有人。
由于企业盈利的大大增加，财务状况趋于稳定，蔡司开始为员工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1875年1月1日，蔡司开始推行公司健康保险计划，向员工提供各种福利，比如在特定许可的医生处看病免除医疗费，报销医药费，以及在不能工作的情况下，提供长达12周的经济支持。这让蔡司公司成为当时最具有社会意识的公司之一。[13]而当阿贝开始管理企业后，公司更加关注员工福利，而且开始以各种形式资助科学研究。
恩斯特·阿贝 (Ernst Abbe, 1840—1905)，1876年。蔡司档案馆。
1886年5月13日，阿贝建立了一个秘密的、用于科学的基金，以便每年向耶拿大学捐款，支持数学和科学领域的教学和研究。1887年，阿贝又设立了一个基金，为所有员工提供丰厚的老年和遗属抚恤金。
1887年，阿贝的妻子伊莉丝 (Elise Abbe 1844—1914) 43岁。蔡司档案馆。
而在1888年12月3日蔡司去世后，为了纪念蔡司，蔡司公司和肖特公司开始实行养老金制度。[14]而阿贝还是担心在自己去世后，公司会因为管理者的个人性格而产生倒退，特别是想到蔡司光学厂的另一位所有人，罗德里希。
罗德里希·蔡司 (Roderich Zeiss, 1850—1919)，1877年左右。蔡司档案馆。
罗德里希是老蔡司的大儿子，母亲因难产去世。因父亲在商业上的成功，罗德里希接受了优质的教育，希望成为一名医学博士和外科医生。但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他因意外，左肩和右手都严重受伤，无法成为一名外科医生。1876年，他服从父亲的意愿进入蔡司公司。为了达到父亲的期望，他也积极地参与产品研发和管理，但罗德里希和阿贝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好。在1885年，罗德里希在没有照会阿贝的情况下，解雇了年轻的镜片抛光工赫特尔 (Hertel)，而阿贝十分反对随意解雇工人，但罗德里希愤怒地回应，自己会坚持独立决定的权利，有必要维持自己的权威。他还宣布，自己打算用更多的精力，维持公司的“秩序”。[15]老蔡司去世后，罗德里希继承了父亲的股权和财富，但也丧失了给父亲带来成功的动力和雄心，开始安于现状。[16]
恩斯特·阿贝 (Ernst Abbe, 1840—1905)，卡尔·布劳利希 (Carl Brunlich, 1850—1900) 摄于1888年。蔡司档案馆。
这时阿贝正为如何处置自己的遗产而发愁，主要是自己对蔡司光学厂和肖特玻璃厂的股权，以及由此而来的大量财富。阿贝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他也不想让某个具体的人来管理两个大工厂。他本打算让耶拿大学或魏玛政府继承自己的财产，但后来因法律原因而放弃。经过了解，他打算将遗产捐赠给一个法人，这就是在1889年5月19日成立的卡尔·蔡司基金会 (Carl Zeiss-Stiftung)。
1889年5月19日，卡尔·蔡司基金会契约的最后一页，上面有阿贝 (Carl Ernst Abbe, 1840—1905) 和他妻子伊莉丝 (Elise Abbe, geb. Snell, 1844—1914) 以及魏玛政府的签名。蔡司档案馆。
接下来就是说服罗德里希退出公司，交出对两个工厂的所有权。为了使罗德里希同意，阿贝甚至提出辞职，而罗德里希自己也知道工厂离不开阿贝，最终勉强同意。
恩斯特·阿贝 (Ernst Abbe, 1840—190)，1890年。蔡司档案馆。
1891年6月30日，阿贝和罗德里希共同发布公告，宣布两人放弃对蔡司光学厂和肖特玻璃厂的所有权，阿贝致辞说：
……为了创造公司长期生存的安全基础，我们似乎必须选择这条道路：重要的是使公司独立于私人企业主，他们永远无法保证坚持履行职责。我对自己说，我的家人也不能保证一定完成这项任务，所以我必须置个人利益于度外，采取这些预防措施。
因此，早在几年前我就决定不让家人继承公司，而是在1889年合法成立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卡尔·蔡司基金会，并让其成为我的合法继承人……我想在困难时期保障财务安全：盈余不应被视作私人财产，而是当作度过危机、战争等的储备金。从财务安全的角度来看，这可以保证所有者在困难时期仍有多余的财富。这就是取消私人所有的原因……法人实体的引入是为了避免所有意外事件，例如人类作为所有者会导致的那些事……
这一切对内部管理没有影响。最重要的是，不应因此就认为公司具有“国有企业”的性质，一般来说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了解我对个人独立看法的先生，会相信我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确保非专业人士不得干预企业的实际管理……我认为我从来没有被怀疑过，当我拒绝某人某事时，是为了中饱私囊。自去年10月1日起，我就是基金会里的一个普通领导，就像你们一样，拿着与责任相称的固定薪水……希望我们能一起过上长久而繁荣的生活。[17] 阿贝总是一方面从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利益角度看问题，另一方面也从工人们的利益角度看问题。他放弃个人利益是为了企业利益的长存，也是出于对企业长远利益和个人情感的考量，他真诚地努力提高工人的福利水平。阿贝只接受“在和平调和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强调用“先进工人和先进企业家反对落后工人和落后企业家”的口号，取代“工人反对企业家”的口号。这与当时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十分契合，所以在1893年的国会选举中，阿贝还号召选民为社会民主党投票。[18]
1891年7月1日，卡尔·蔡司基金会被授予法人资格，成为蔡司光学厂的唯一所有人和肖特玻璃厂的共同所有人。[19]作为罗德里希退出公司的补偿，按照协定，他获得了一笔非常丰厚的财富，而阿贝除了自己亲属应得的一小部分财产外，自愿放弃一切。罗德里希可以凭借相当可观的利息，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而阿贝将自己降为企业的普通工人，支取有限制的、固定的收入。
办公桌前的恩斯特·阿贝 (Ernst Abbe, 1840—1905)，1894年。蔡司档案馆。
不过阿贝的工作并没有完成，他还需要编撰一部基金会的章程。从1891放弃工厂产权之后，阿贝的精力都集中在制定基金会的章程上，参加法学讲座，与法学家深入沟通。
1894年的一个讲座晚会，阿贝 (Ernst Abbe, 1840—1905, 前排中间) 和几位耶拿大学教授们在一起。
最终在1896年8月，阿贝公布了基金会的章程，共有122条，第一条即陈明了卡尔·蔡司基金会的宗旨：
A. 在基金会公司内
1. 发展精密技术工业部门，这些部门是在基金会创始人的合作下，由光学厂和玻璃厂引入耶拿的，从而使上述工业机构保持在非个人的所有权之下。也就是说：
2. 永久关注上述企业的经济安全，永久关注其产业劳工组织的保护和进一步发展——作为许多人的生活来源，作为科学和实际利益之间的纽带；
3. 为了更好地保障所有员工的个人和经济权利，履行比个人业主所能永久保证的更高的社会责任。
B. 在基金会公司外
1. 不仅在基金会的工作范围之内，而且在工作范围之外，促进上述精密技术工业部门的普遍利益；
2. 参加为促进耶拿及邻近地区工人公共利益的组织和行动；
3. 促进自然科学和数学的研究和教学。[20] 基金会作为一个法人，虽然以盈利为目的，但所有利润都归基金会本身所有，而不像其他大多数公司，利润归股东所有，因为基金会就是蔡司光学厂的唯一所有人，没有其他股东。当肖特 (Otto Schott, 1851—1935) 在1919年将自己对玻璃厂的产权移交给基金会后，基金会也成为了肖特玻璃厂的唯一所有人。因此，这两个大企业完全摆脱了股票投机的风险，也防止和工业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个人控制企业。
1898年，保罗·鲁道夫 (Dr. Paul Rudolph, 1858—1940) 在向阿贝 (Ernst Abbe, 1840—1905) 和肖特 (Otto Schott, 1851—1935) 展示自己的无链自行车。蔡司档案馆。
虽然基金会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但其利润的使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必须将一定份额用于企业自身的正常资本需要，以维持财务安全，实现必要扩张，预见章程规定的所有义务；必须将盈余的一部分以奖金等的方式返还工人；需要将一部分资金用于普通科学和地方公共需要。[21]如果基金会不能实行基本的形式，追求规定的目标，阿贝也在章程中规定，当最终发现形式和目的不在可行时，就要清算基金会，资产的一半归耶拿和韦尼根耶拿 (Wenigenjena) 社区自行分配，另一半归耶拿大学，继续独立追求初创的目的。[22]
在管理制度上，每一个要素，如管理层、劳工、社区、政府，都是对章程负责，而不像其他普通公司一样，对中央董事会负责。而卡尔·蔡司基金会由于不存在股份投资，管理层是理事会。被选中的理事通常都是年轻人，从而能够工作很多年。这最初是因为阿贝和他的直接继任者都是具有大学精神的年轻人，而不是已经成名的年长科学家。在阿贝有生之年接替他的是齐格弗里德·查普斯基，查普斯基在1884年秋被聘为阿贝的私人助理，不久就成为阿贝最亲密的同事。在查普斯基接替阿贝的理事职位时，他也才40岁出头，还相对年轻。当阿贝在1903年退休时，查普斯基已经担任公司要职超过15年了。1907年，查普斯基在一次相对简单的手术后死于并发症，接替他的是30岁的沃尔特·鲍尔斯菲尔德 (Walter Bauersfeld, 1879—1959)，他担任这个职位长达51年，直到81岁时在1959年退休。
1905年，查普斯基 (Siegfried Czapski, 1861—1907) 在办公桌前。蔡司档案馆。
这让大量的蔡司科研人员不必追求更高的管理职位，以求获取经济和专业上的成功，而是让他们能够保持在专业前沿，根据管理的大方向、市场需要和技术要求制定分内的业务决策。[23]
工人问题也绝对是阿贝关心的重点。阿贝在1896年成立了工人委员会，负责工人的利益。委员会成员超过百人，由18岁以上的工人以直接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再从其中选出7人进行领导。工人委员会可以自行举行会议，有权就公司内部与其权益有关的事务，向理事会提出意见，尽管最终决定权在理事会，但可以自由讨论。[24]不过，阿贝从未想过将管理权交到工人手上，尽管他本质上是一位民主主义者，对穷人非常同情，但他非常清楚精神文化的高度价值。阿贝的常识和经验总会缓和他的理想主义，对他来说，乌托邦并不存在。[25]
在聘用人员方面，阿贝首先规定，不得考虑其出身、信仰或政治派别，聘用和聘用合同的延续、职位和薪酬的提升只能取决于他的技能和表现。[26]阿贝本人是无神论者，对同事们的信仰一向不关心。[27]比如阿贝最亲密的同事和接班人查普斯基，就是一位犹太公民。[28]
在工作时间方面，1896年的章程规定，每天不得超过9个小时。相比于阿贝父亲每天14到16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这位工人的儿子为自己的员工减轻了大量的负担。但在六十年代阿贝刚和卡尔·蔡司合作时，每天还有近12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7点，午餐休息1小时，早餐休息15分钟。后来在阿贝个人的建议下，蔡司厂的工作时间逐渐缩短，到1891年缩短到了9个小时。[29]九小时工作制一直延续到1900年春天，因为阿贝听说英国部分地方在推行八小时工作制，薪水没有降低，但工作的数量和质量还是一如既往，他也跃跃欲试。1900年3月29日，阿贝开始推行八小时工作制。[30]经过为期一年的试验，业绩并没有下降，也没有任何负面的迹象，八小时工作制就在卡尔·蔡司基金会中确定下来。[31]睡眠八小时，工作八小时，娱乐八小时的口号在一百二十多年前的卡尔·蔡司基金会实现了。
在工资方面，章程设定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规定，将一个拥有三年工龄、超过24岁的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作为标准，任何人的薪酬不得超过其十倍。[32]这极为有效地限制了企业内的贫富分化，也间接促使企业的管理者提高工人的收入。阿贝还考虑到工人的失业问题，他规定，凡年满18岁并完成三年工作的工人都有权获得解雇补偿，包括六个月的额外工资。许多企业主对工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肆无忌惮的做法，在这里不复存在。
在福利方面，基金会设有健康保险基金，如果一家之主或家中成员生病，都将获得固定工资的四分之三，即使病了一年甚至更长，只要尚未痊愈，补偿一日不少。看病费、医药费、如果有住院费，都由疾病基金支付。此外，凡在40岁之前进入公司，工作满5年，超过20岁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一旦残疾，都有权领取养老金。阿贝认为是工人的努力带来了公司的利润，所以在年底，他会根据年度收益，额外给每位工人奖金，通常是其工资的4%到10%，但理事会成员不在此列。一年中，工厂有12天假期，即复活节、圣灵降临周和圣诞节，但工资照发无误。工厂配有大面积的足球场和其它运动场地，还保留了附近山区的一片树林，用以游乐。阿贝不同意限制员工的私人生活，所以并没有为他们建造房屋，但公司很乐意向镇上的建筑协会提供资金，为数百名蔡司人建造属于他们自己的舒适小屋和美丽花园。[33]阿贝不将其视为自己的恩惠，而认为这些福利都是“蔡司人”“肖特人”应得的权利。
1900年，阿贝 (Ernst Abbe, 1840—1905) 在自己别墅的花园门口，被里德尔 (Paul Riedel, 1852—1909) 抓拍了下来。所用摄影镜头是蔡司Protar，这一商标也是在1900年1月11日开始使用的，在此之前都被称作消像散 (Anastigmat)。{6} 蔡司档案馆。
完成了所有的这些任务，阿贝在1903年4月1日最后一次参加工作。因为少年时代的贫穷让他落下了一生的病根，时常剧烈头疼，而年轻时的阿贝，常常彻夜工作，耗费身体。他为了维持精力，喝浓茶、咖啡，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而为了睡觉，又需要大量的安眠药。后来女儿玛格丽特向舒茨夫妇痛苦地抱怨说：“如果不是那些可怖的安眠药，爸爸本可以健康快乐地活到90岁。”[34]
1903年，阿贝 (Ernst Abbe, 1840—1905) 和他的家人。左起：二女儿宝拉 (Paula Wette, 1874—1945)、大女婿恩海因 (Otto Unrein, 1862—?)、妻子伊莉丝 (Elise Abbe, 1844—1914)、大女儿玛格丽特 (Margarete Unrein, 1872—1945)、阿贝、二女婿瓦特 (Theodor Wette)、？、？。蔡司档案馆。
但阿贝在60多岁时，身体已经很差，而且几乎拒绝了所有来自朋友和医生的善意建议，不愿接受任何治疗，只在1901年前往瑞士的卢加诺，1903年前往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疗养，有过短暂的好转。
1903年，阿贝 (Ernst Abbe, 1840—1905) 和妻子伊莉丝 (Elise Abbe, 1844—1914) 在前往那不勒斯的船上。一同前往的还有阿贝的好朋友，动物学家安东·多恩 (Anton Dohrn, 1840—1909)，他在那不勒斯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动物学研究站。蔡司档案馆。
1903年，阿贝 (Ernst Abbe, 1840—1905) 在旅行途中。通过背景的建筑可以看出，这张比上一张行驶得稍远。蔡司档案馆。
阿贝在1903年前往那不勒斯时。{7}
1903年9月24日，阿贝向全厂员工宣布辞职退休，为了纪念阿贝退休，基金会的1800名员工在10月2日举行了火炬游行。但从1904年春天开始，阿贝的体力和精神逐渐衰弱，以至于到10月，人们就已经开始为阿贝准备后事了。1905年1月13日晚阿贝睡下后，在十点钟左右感到呼吸急促，但不久好转，妻子伊莉丝直到十二点钟也才去睡觉。快到14日凌晨两点的时候，看护阿贝的守卫发现阿贝的呼吸变慢了，马上叫来伊莉丝。在妻子的陪伴下，恩斯特·卡尔·阿贝微弱地呼吸了几次后，溘然长逝，终年64岁，再过9天就是他65岁的寿辰了。[34]
在阿贝 (Ernst Abbe, 1840—1905) 去世后取下的面部模型。蔡司档案馆。
1905年1月17日的阿贝 (Ernst Abbe, 1840—1905) 葬礼。蔡司档案馆。
阿贝在基金会之外的私人财产足以在他去世后为妻子和两个女儿提供经济上的独立，但肖特想要履行转移产权的承诺就有些困难，因为按照欧洲古老的传统，他有儿子要继承自己毕生的事业，就像老蔡司要求罗德里希的那样。肖特在1885年和凯特 (Kthe Pielke, 1862—1926) 结婚后，膝下有五个孩子：女儿伊娃 (Eva Schott, 1887—1876) 和丹妮拉 (Daniela Schott, 1893—1981)，儿子罗尔夫 (Rolf Schott, 1889—1915)、埃里希 (Erich Schott, 1891—1989) 和格哈德 (Gerhart Schott, 1895—1989) 。最终在1919年4月1日，肖特向卡尔·蔡司基金会移交了产权，基金会成为肖特玻璃厂的唯一所有人，不过肖特本人一直积极参与公司事务，直到在1927年1月1日退休。
1895年，奥托·肖特 (Otto Schott, 1851—1935) 和他的家人。左起：小女儿丹妮拉 (Daniela, 1893—1981)、二儿子埃里希 (Erich, 1891—1989)、大儿子罗尔夫 (Rolf, 1889—1915)、大女儿伊娃 (Eva, 1887—1876)、妻子凯特 (Kthe, 1862—1926)、小儿子格哈德 (Gerhart Schott, 1895—1989) 和肖特。蔡司档案馆。
肖特的长子罗尔夫接受了教育，本打算成为玻璃厂的重要一员，但不幸的是在1915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肖特的二儿子埃里希和他的哥哥在同一个军团里服役，但塞翁失马，由于病重，被送回了耶拿。尽管埃里希在大学里学的是别的职业，但在哥哥罗尔夫战死沙场之后，他觉得有义务肩负起哥哥在公司的担子。1917年，埃里希开始在肖特玻璃厂的科学岗位工作，并在1927年接替了父亲在理事会的职务。[35]1935年8月27日，奥托·肖特去世。
阶段小结
在卡尔·蔡司诞生的年代，德国的自由主义兴起，他们要求自由的经济活动，宽松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参与权利。1815年，蔡司诞生的前一年，耶拿大学出现了第一个大学生社团，他们提出“忠诚、自由、国家”口号，使用黑-红-金三色旗作为“统一与自由”运动的象征。[36]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所在的图林根地区邦国林立，即使它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成为大公国，但相比起普鲁士和奥地利，他们都是资源有限的小国，同样，这里的政治等级秩序也不像普鲁士和奥地利那样严格。蔡司的成长正处在这样一个谨慎的自由化时期，传统的阶级社会正在向市民社会转变。所以蔡司接受了较为良好的职业教育，并成功获许在耶拿开设工场。王国的统治者、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大公国的大公是蔡司的教父，著名的耶拿大学教授施莱登也是蔡司要好的朋友，而蔡司只是一个普通的机械工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市民阶级之间的距离逐渐缩小。蔡司也同样追求政治参与和国家统一。他在1861竞选耶拿市议员，后在1863年当选，并在1867年1月联合签署了一份公开信，反对新成立的德国人民党 (Deutsche Volkspartei)，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蔡司希望德意志能在普鲁士的统治下统一。[37]这不仅与自由主义和市民社会有关，还和蔡司的宗教信仰有密切关系。
蔡司在魏玛的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受洗，这里自1525年宗教改革后，一直是路德宗教区的教堂，所以很明显，蔡司是一位基督新教路德宗信徒。他的两任妻子都是临近地区牧师的女儿，而且第二位妻子奥蒂列还是马丁·路德的第九代后裔。我们可以推测，蔡司对新教的信仰十分虔诚，所以对新教盛行的普鲁士怀有好感。此外，新教的信仰也一定激励蔡司认真工作，坚持准确，追求进步。在路德看来，工作不止是简单的职业，更是天职和圣召，做好自己的工作，出色地完成职业要求是神圣的，就是在侍奉上帝，事关每个人灵魂的救赎。所以在建立工场后，蔡司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很高，努力升级产品，二十年如一日地寻求工业与科学的结合。
在19世纪中叶蔡司建立工场的时候，德国的工业也迎来起飞。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光学瓶颈的突破提出了要求，必须以科学的大工业工厂生产替代经验的工场试凑。蔡司很幸运能够遇见阿贝，这也是时代给他的机遇。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德国为促进经济的长远发展建立了一整套的教育体系，这也为社会阶层的流动提供了最直接的途径。纺织业往往是工业化的先头部队，而阿贝正是一名纺织工人的儿子。纺织厂老板希望阿贝学成后能够为自己工作，所以资助阿贝上了中学，使他踏上求学之旅。同时得益于魏玛政府的新政策，阿贝才得以进入大学深造。作为底层工人的儿子，阿贝通过现代教育体系，成为了一名知识分子。工业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动。
在另一方面，工业化也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急剧改变。在前工业时代，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这种传统的、“自然的”劳动节奏在工业化时代被打破。人们要持续不断地劳动，遵守时间规定，进行自我约束和节俭——这些“工业性伦理”作为18世纪以来新教教士、民族教育者与国民经济学家所宣扬的劳动道德的具体化，为整个社会确立方向。对产业工人来说，他们必须每日劳动长达16小时，每周劳动长达85小时，甚至90小时，否则难以保证最低生存所需。[38]这在纺织业中尤其如此，阿贝父亲因此未老先衰。直到六十年代，蔡司的工场还在实行12小时工作制。这就是阿贝决心推行改革的原因之一。
早期工厂的恶劣生产条件和超长劳动时间成为最尖锐的一个“社会问题”，工人运动也在阿贝的童年时期逐渐兴起。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在1848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年幼的阿贝也在某种意义上参加了1848年欧洲革命。作为工人的儿子，阿贝自然有对工人深切的共情。所以他在参与管理蔡司时，一手将蔡司工人的工作时间从12小时缩短到了9小时，最终成功推行了八小时工作制，成为时代的先锋。其它种种工人福利政策，都表明工人问题的解决是阿贝改革的重点。
自由主义思想是阿贝决心推行社会改革的另一个原因。如果说蔡司成长在谨慎的自由化时期，那么阿贝经历的就是自由化的澎湃浪潮。1848年欧洲革命就是底层平民和自由主义学者向君权独裁的斗争，阿贝的父亲收容革命党，也一定对他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样，在耶拿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学习，使他产生了对康德哲学的认同，而不是宗教神学。阿贝敬爱的博士导师韦伯教授是“哥廷根七君子”之一，恩师和岳父斯内尔教授也是自由派人士，并强烈反对普鲁士的强权统一。同样，阿贝延续了老师的思想，不仅反对宗教的绝对权力，更反对君主的绝对权力。
阿贝是一名社会民主主义者，他通过建立卡尔·蔡司基金会贯彻自己的理想。用法人所有代替自然个人所有、工人委员会、八小时工作制、工资倍数上限、福利政策……但作为企业主，他清楚地明白某些限制的重要性。阿贝兼具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于一身。他从未忘记自己艰难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反对封建的容克反动派与普鲁士军国主义反民族、反人民利益的政策。但他同时也坚持资本主义的本质，拒绝工厂中的阶级斗争和工人掌权。可以说卡尔·蔡司基金会体现了对社会主义的某种回应，但它是建立在坚实经济和管理基础上的大厦，而不是社会实验性质的乌托邦。
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德国的崛起在本质上是经济的崛起。蔡司和阿贝仅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将一个默默无闻的作坊建设成为一流的大企业；德意志帝国也在半个世纪内，将分裂的国家打造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企业之于国家，犹如细胞之于生命。蔡司光学厂作为德国光学工业的代表，其后不仅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更有人物、时代与社会互动的大历史。
图片注释
{1} 阿贝思想保护协会
{2} 韦伯肖像
{3} Moritz von Rohr, “Ernst Abbe,” in Zeitschrift des Vereins für Thüringische Geschichte und Altertumskunde / Beiheft, vol.21, 1940, p.11.
{4} Moritz von Rohr, “Ernst Abbe,” in Zeitschrift des Vereins für Thüringische Geschichte und Altertumskunde / Beiheft, vol.21, 1940, p.16.
{5} Herbert Koch, “Else Abbes Verwandtschaftskreis,” in Thüringer Fhnlein, vol.8, no.5, May 1939, p.213.
{6} The Official 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Office, vol.92, part.2, p.2329.
{7} Moritz von Rohr, “Ernst Abbe,” in Zeitschrift des Vereins für Thüringische Geschichte und Altertumskunde / Beiheft, vol.21, 1940, p.209.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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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Brüche, “Ernst Abbe und sein Werk: Ein Rückblick auf das 120jhrige Bestehen der Werkstatt von Carl Zeiss,” in Physik Journal, Jun., 1965, vol.21, no.6, p.261.https://zh.annas-archive.org/md5/e8ecd22382783ad390db4bd79d0e18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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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rence J. Gubas, Zeiss and Photography, Las Vegas: Private Printing, 2015, p.19.
- ^孟钟捷：《德国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08页。https://zh.annas-archive.org/md5/088045eb673a5a8a677610b2cd4bf89b
- ^Stephan Paetrow and Wolfgang Wimmer, Carl Zeiss: A Biography 1816-1888, Weimar: Bhlau Verlag, 2016, p.74.
- ^乌尔夫·迪尔迈尔等：《德意志史》，孟钟捷、葛君、徐璟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28、229页。https://zh.annas-archive.org/md5/c3ad49862a25d4f7f86f589c5823b4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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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12 08: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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