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农民对犹太人生活的看法

聪明牛得

罗马尼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脱颖而出，在地理和图形上都大大扩大了规模，从俄罗斯获得了比萨拉比亚的领土，从奥地利获得了布科维纳的领土，从匈牙利获得了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大罗马尼亚的精英们在他们的议程上有一个现代化项目，专门旨在建立一个保证罗马尼亚民族繁荣的国家。


事实证明，少数群体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模棱两可的。根据民族主义的设计，这些人被视为不忠诚，被视为对罗马尼亚国家稳定的威胁。在比萨拉比亚，现代化进程的每一步都感受到了俄罗斯的遗产，尤其是在与该省俄罗斯化的城市精英和官僚机构打交道时。
罗马尼亚国家致力于保护其新获得的土地并深切关注社会主义入侵的危险，将其犹太人，特别是比萨拉比亚犹太人视为其最重要的内部威胁，并相应地对待他们。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罗马尼亚，学校，大学，政党，国家机构和当局共同培育了反发射主义。煽动性的公共话语、反犹太立法、非官方禁止犹太人担任重要官职以及针对犹太人的不受惩罚的暴力行为，都促成了社会反犹太主义的进一步合法化，并强化了人民对犹太人作为局外人的看法。
在比萨拉比亚，犹太人早在大屠杀开始之前就被诋毁为一个民族。正是这种不断的诽谤和将犹太人排除在社区的心理地图之外，为罗马尼亚国家与纳粹结盟的外邦人准备了未来对犹太人的人身攻击。
罗马尼亚特别重视建立一个强大的小学网络，作为将比萨拉比亚文化融入旧王国的一种方式，而中学教育必须由学生家长支付，部分是由大众需求塑造的。该州在农村地区开设了许多新学校，并从旧王国招募了许多需要的人员。


早在1918年，被征召入罗马尼亚军队的教师就复员，并在比萨拉比亚分配了新的教学岗位。与此同时，许多其他被教育部和军队招募为宣传员的人最终也在比萨拉比亚担任各种教育角色，包括中小学教师、学校行政人员和代课教师。
前“宣传人员”旨在培养学生的“罗马尼亚主义”精神往往意味着同时灌输仇外心理和反犹太主义。这种情况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罗马尼亚秘密警察的报告承认，在比萨拉比亚，“特别是教师”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宣传高度反犹的库兹党及其意识形态。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比萨拉比亚南部一个村庄的一位老师写的一封信，他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你知道臭意德人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他们污染了我们的空气，用从皮肤上流出的毒蛇汁毒害了我们......最危险的意德人是来自比萨拉比亚、布科维纳和马拉穆列什（1918年后罗马尼亚的所有领土）的人......来自该地区的所有教师和任何名叫克里斯蒂安的人都希望接近[人民]赋予生命的香脂，即L.A.N.C.[库兹党]“纳杜西塔村的另一位老师公开了他的意图，即为库齐斯特党公开表示，”一个廉价商品的合作，不是意德人投机的。
一位在佩尼村长大的摩尔多瓦人记得，他小学的一些老师鼓励摩尔多瓦儿童“在课间休息时殴打意德人”。即使孩子们不一定像受访者声称的那样遵循这些教师的命令，但它仍然表明激进的反犹主义者在比萨拉比亚农村担任教学职务，他们并没有将他们的活动限制在政治领域，而是准备在年轻一代的新罗马尼亚人中分享和培养类似的观点。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像许多来自大罗马尼亚的学生一样，来自比萨拉比亚的学生从事反犹活动，公开支持右翼运动。早在1923年，基希讷乌警方就报告说，“镇上的年轻男子将这个反犹组织的独特徽章作为领带别针”，由铁卫队领导人提供。有时，反犹青年冲进乡村，寻找机会发泄他们的敌意。
一位来自霍吉内什蒂的摩尔多瓦小贩回忆说，在1930年代，一群右翼学生经常来到他们的村庄，从一个家庭搬到另一个家庭寻找犹太人。由于担心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犹太居民急于锁上他们的房屋和大门，有时甚至钉在院子的入口处。年轻的袭击者没有气馁，手持警棍，跳过大门进入犹太人的房屋，在那里他们殴打业主并摧毁他们的财产。


两个右翼政党，全国基督教防御联盟（L.A.N.C.），由亚历山德鲁·库扎（因此其党员经常被称为库扎主义者），以及由科尔内留·科德雷亚努于1927年创立的铁卫队，在整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挥了特殊作用。
比萨拉比亚赞成对右翼政党传达的信息特别敏感。这在1937年大选期间变得很明显，当时许多县投票支持库兹主义者的反犹政党，而铁卫队的人数要少得多。与1930年代初相比，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当时大多数农民投票支持温和力量，特别是全国农民党。NPP在执政期间（1928-1933）无法解决惊人的农业问题，这在比萨拉比亚农民中引起了极大的失望，使右翼政党有机会利用这种挫折感。
传统上与反犹运动相关的每个话题都在库兹主义者和铁卫队的公共话语中找到了代表：罗马尼亚城市中的犹太人人口过多;犹太人通过酒精、烟草和其他恶习剥削农民;犹太人对新闻界的控制;罗马尼亚文化的非国有化;直截了当地向罗马尼亚的敌人服务，并代表外国利益。
然而，对于比萨拉比亚农民来说，库兹主义者承诺为了罗马尼亚人的利益而征用犹太人的资产被证明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份秘密警察报告指出，库兹主义者向民众承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取消所有债务，没收犹太人的财产，消除犹太人的所有国家工作。
另一份警方文件解释说，库兹主义者在比萨拉比亚的巨大受欢迎程度“不是出于民族情绪，而是希望看到右翼政党在国家中履行库兹党宣传的承诺。
在authorities的宽容眼皮底下，库兹党的定期游街成为1930年代比萨拉比亚的流行庆祝活动。教堂举办圣化党旗的仪式，而伴随教师、律师和其他公众人物的公开演讲则吸引了巨额的欠款。


例如，在Scieni，来自邻近村庄的16个库兹组织带着他们的旗帜抵达，来自布加勒斯特的一名参议员前往参加活动。在Dondueni的Cuzist旗帜神圣化仪式上，附近的村庄带来了20多面旗帜，约有1，200-1，500人聚集在一起，主要是年轻男女。瓦索卡的库兹旗帜的祝福吸引了2，000-2，500人，典型的反对犹太人的演讲标志着庆祝活动。
1937年，乌兹派在比萨拉比亚获得了最大的选票，为21.3%，而整个罗马尼亚为9.15%。特别是犹太人口集中的比萨拉比亚中部和北部地区，成为库兹派据点。
警方证实，“反犹宣传......随着选举的到来...由于经济形势困难，大量俘虏了农村基督徒人口“，还宣布”基督徒和Jews之间的敌意是相互的。
铁卫队的反犹太主义是另一种类型。它融合了宗教信仰与对政客的谴责以及对罗马尼亚复兴的神秘言论，同时也将暴力作为打击犹太人和“Judaized”罗马尼亚人的工具，他们允许犹太人“接管”罗马尼亚。
显然人数较少但更具侵略性的铁卫队也在比萨拉比亚人中找到了追随者。像库兹主义者一样，铁卫队在整个地区进行了宣传旅行，以招募支持者。他们以紧凑而有组织的团体步行，穿着民族服装，唱着爱国歌曲，给公众留下了持久的印象。
七十多年后，两个来自希罗瓦的村民仍然清楚地记得铁卫队成员在村子里集会时常唱的一首歌的诗句：“军团，让我们在整个草地上跳舞吧，因为我们在家里，我们就在我们的国家！1933年6月，来自加拉西的铁卫队参观了比萨拉比亚南部的13个村庄，而另一组来自布勒伊拉的队伍则沿着行程游览了比萨拉比亚其他9个村庄。


其他团体成员联合起来，从基希讷乌到提吉纳进行了八十公里的行军，后来声称他们在途中遇到的人中遇到了“一致的民族主义精神”。军团是社会的行为中团结起来，他们对我们的国家构成了危险，特别是在那些苏维埃俄罗斯的地区，犹太人占了上风。
罗马尼亚警方的报告经常谴责“犹太城镇的颠覆运动”，并专门指责“犹太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受到共产主义的感染，并且远没有作为公民对罗马尼亚国家的良好情绪。Tighina的一份信息报告同样宣称，“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部门发现的大多数案例中，犹太人是作为宣传者，发起者和领导者参与共产主义组织的人。
在比萨拉比亚，“犹太人和共产主义”的主题，虽然是罗马尼亚当局广泛而持续的痴迷，但并没有成为比萨拉比农民当代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尽管国家关注这个问题，但比萨拉比亚外邦人的回忆中没有提到当地的Jews与左翼意识形态之间或犹太人与苏维埃政权之间可能存在联系。
一位来自科德雷安卡的摩尔多瓦人最接近暗示这样的指控，他说犹太人遇害的原因是“他们（犹太人）不站在这一边，也不站在另一边[分别是苏联或罗马尼亚当局]。另一位摩尔多瓦人强调，人们“在战争或军队中永远看不到犹太人”，并得出结论，这意味着“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经济困难，特别是在全球1929-1932萧条期间痛苦，加剧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先前存在的敌意。在此期间，罗马尼亚的国民收入下降了45%，而每公顷耕地的债务增长到6，585罗马尼亚列伊。农民的困境因农产品价格下降速度快于村民采购的工业品价格而加剧。
笔者认为，许多农民只是通过犹太买家与经济市场互动，因此农产品价格的灾难性下跌激起了对这些犹太商人的愤怒，据信他们正在抢劫农民。


大多数外邦人对比萨拉比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记忆都发挥了他们对摩尔多瓦人和犹太人之间严重经济不平等的看法。它们唤起了犹太人舒适生活的形象，拥有相对奢华或高价值的物品，而这些物品是基督徒完全无法获得的。
此外，犹太人被认为避免了困难的体力劳动，将其完全留给农民，他们自己工作到骨子里。
这些回忆通常包括一个比较维度，这往往突出了犹太人和摩尔多瓦生活方式之间的质差异。
例如，犹太人应该吃鸡肉，而摩尔多瓦人吃玉米面包;犹太人睡在柔软的枕头上，而摩尔多瓦人则躺在粗糙的地毯上。摩尔多瓦人的声明强调，“他们（犹太人）富有，他们做生意”，“犹太人有好房子......但我们有小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