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汪政变前后的档案记载

德行天下853

蒋、汪政变前后的档案记载
孙果达（知乎专栏《史苑踏石》）
《党的文献》载文说：“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文字宣传是一回事，而实际上苏俄和共产国际还有另外的一手——武力解决统一战线内的矛盾，对此过去几乎根本没有提及。”【李玉贞：《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一书编者采访录，《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95页】当然，“另外一手”绝不会用“武力解决”蒋介石。
一、“国民党时代”
1926年11月4日，在北伐刚刚开始之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的福京就在信中秘密坦言：北伐的直接目标就是“将中国统一在国民党的政权之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54页】（下简称《档案》）
鲍罗廷也非常直率地回答来自中共的批评：“现在是历史上的国民党时代”，“国民党作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体现，必须取得政权。”【茅家琦：《孙中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8页】
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国民党的领导’这句话，在斯大林口中叫得异常响亮，所以始终要我们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用国民党的名义，国民党的旗帜领导群众。”“国际还电令我们‘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所以八七会议以后，自从南昌暴动一直到占领汕头，共产党仍旧是隐藏在左派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帜之下。” 【档案》第6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54-355页】
二、“将武器藏起来”
1927年2月25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阿尔布列赫特向共产国际报告“急需钱。有5万元就可以买到武器、手榴弹等，可是没有钱。几乎没有武器。”【档案》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129页】
1927年3月28日，联共政治局做出决定：“ 给上海党中央发去如下电报：‘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循我们关于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档案》第4卷，第169页】
1927年3月31日，联共政治局会议又决定：“给上海中共中央发去对今年3月31日来电的如下答复: ‘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档案》第4卷，第167页】也就是说，中共中央3月31日准备抵抗的请示电报被莫斯科当天就否决。陈独秀说：“罗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档案》第6卷，第353页】
三、“提供贷款”
1927年3月31日的联共政治局秘密会议还同意向国民政府提供贷款：“就贷款问题答复鲍罗廷同志，我们原则上同意向国民政府提供贷款，但要说明鉴于各种困难希望分两期付款，并请告知：可否一部分贷款用商品支付和用哪些商品支付。我们认为，形式上应以我国经济机构的名义来组织贷款。建议有关贷款问题暂时保密。”【《档案》第4卷，第168页】
四、“榨干柠檬”
1927年4月5 日，四一二政变前一周，斯大林就中国大革命的形势在莫斯科机关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详情请参阅本专栏文章《“榨干柠檬”》），他用非常生动直白的语言表露了一个利用“右派”的基本策略：“榨干柠檬”。从字面上看，“柠檬”是非常抽象的“右派”，但斯大林显然认定凡是妨碍“喘息”政策的就是“右派”，就是“柠檬”。或者说，需要“扔掉”的当然不可能是蒋介石。
五、禁止“提供武器”
1927年4月30日，联共政治局做出秘密决定：“在政治局作出特别决定之前，禁止向中国任何人提供武器。”【《档案》第4卷，第218页】
1927年6月9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出指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是清楚的。没有两种选择，不能提出是退让还是前进的问题。只有一条道路:我们必须进攻，我们必须战斗和胜利。这不是冒险的策略，这个策略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共产国际建议中国共产党采取进攻的策略。”【（美）罗伯特·诺恩、津尼亚·尤丁：《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4页】
中国共产党没有武器，但必须进攻。此后的共产党在武装斗争中不仅得不到一枪一弹，甚至还为了得到所谓的军援而付出了西路军的惨重代价。
六、“制止农民暴动”
1927年5月马日事变时，斯大林决定：“我想给鲍罗廷送发指示，叫他反对没收和分配国民党党员和国民军军官的土地。我们有足够的权威使中国群众接受我们的决定。”【《档案》第5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59页】“除非共产党人制止农民暴动，否则资产阶级左翼要转到敌对方面，而这就意味着内战。” 【《档案》第5卷，第559页】
七、“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生命攸关的悲惨的而对于国民党来说是胜利的1927年事件，在开放的档案文件中反映得比较少(国外出版物中也是如此)，因而不能排除这种情况，即许多说明苏联领导对华政策严重失误的文件，被有意识地从一般档案库中抽出，转入专门的保管系统，甚至被销毁。”【《档案》第1卷，绪论第8页】确实，“喘息”政策当时大规模销毁相关档案的证据起码有三：
1927年5月5日，苏共政治局举行保密会议：“责成机关领导对及时归还和销毁所寄送的秘密材料进行特别严格和仔细的监督。”【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7页】
1927年5月12日，苏共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专门保密机构，制定各种细则“以便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甚至决定“有必要派遣专人去中国，以保证销毁所有多少有损名誉的文件，并防止其他人可能的暴露。”【《档案》第4卷，第246页】历史事实证明，这类档案就此绝世，“专人”确实完成了秘密使命。至于“防止其他人可能的暴露”，显然就决定了随后的大清洗。
销毁加伦的档案。汪精卫政变后，联共政治局会议立刻在1927年7月21日做出专门决定：“建议加伦同志烧毁自己的档案。”【《档案》第4卷，第415页】当时加伦正担任武汉政府军事总顾问，其收到来自莫斯科的命令显然与汪精卫的政变密切相关。也许，加伦还为此在大清洗中送了命。
八、向蒋介石“献媚”
1927年7月14日，汪精卫政变的前一天，联共政治局的秘密会议决定：“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通过科兹洛夫斯基同志答复南京政府，暂时只以口头方式答复”，“苏联政府和南京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处在两个国家正式外交关系的另一个层面上，因此苏联政府认为完全可以正常地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何况苏联政府注意到南京政府发表了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声明，而帝国主义也是苏联的敌人。”【《档案》第4卷，第413-414页】
1927年7月16日，汪精卫政变的后一天，斯大林于索契致信莫洛托夫：“您匆匆忙忙办理跟蒋介石的外交关系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这算是什么——是向张伯伦的献媚还是其他诸如这类的东西？干吗如此匆忙呢？”【《档案》第七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1928年3月23日，苏共政治局决定：“利用宋庆龄在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问题上对南京、武汉和冯的中央施加压力。” 【《档案》第7卷，第15页】
1928年6月14日，斯大林主持联共政治局会议决定：“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给我驻华代表发出指示：必须表现出绝对的克制和尊严，不死乞白赖地要同北京或南京当局就建立正常关系等问题进行谈判。”【《档案》第7卷，第492页】这个决定表明“喘息”政策急于恢复与蒋介石的关系，已经从原先“匆匆忙忙”地“献媚”演进至失去“克制和尊严”的“死乞白赖”。
九、优待蒋经国。
斯大林“非但没有因父亲的事，迁怒儿子，而且同意蒋经国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28年秋天，蒋经国由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被保送到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去学习军事和政治。”【王金海、佐恩：《蒋经国全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33页】
另一本重要著述也提及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陈雪：《国共谈判中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党的文献》载文说：“面对确凿的档案，我们必须承认，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中一直非常强调有时片面强调自身的利益，而伤害了中国的利益。”【《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96页】
了解了四一二政变与七一五政变前后的相关档案记载，再结合“榨干”柠檬的讲话，对当时中国共产党承受的苦难也许会有更客观、更真实的认识和理解。
孙果达：《史苑踏石》目录链接（22.09.29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