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文化_史前文化分布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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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探寻中国史前文化
人民网-人民日报

石峁遗址外城东门。

石家河遗址出土玉器。

陶寺出土文字陶壶。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器。
如果说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的主要目标是寻找中国文化起源，1949年后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则将最宏大的学术目标确定为重建中国古史，即以考古学的方法论证，在史前时代，历史时期绵延至今的多民族统一中国之“雏形”已经出现，“多元一体”的基因和“分久必合”的大势已经形成。70年来，几代考古学者对此初心未改，矢志不渝。
中国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基本建立
1949年至1979年，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已达六七千处，中国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基本建立。
上世纪50年代，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掘深化了对仰韶文化的认识；而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则全面揭露一处仰韶文化早期聚落，为社会组织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1977年发现于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文化，是一处距今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填补了仰韶文化之前的空白。
学术建设是在一系列重大发现的基础上展开的。
1954年，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尹达即指出：“这些新石器时代的不同系统的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就逐渐形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不同地区不同部落的文化。”明确了史前时代的文化格局和历史时期多民族一体国家的联系。
80年代以前，当时确认的最早的史前文化——“磁山—裴李岗文化”等“前仰韶文化”仅见于黄河流域；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又一直是大一统王朝的中心，因此，“黄河中下游中心”或“中原中心”模式成为构建中国史前基础的主导。1959年，考古学家安志敏即提出：“从新石器时代到金属时代，黄河中下游一直是古代文明的中心。……这种悠久的文化传统与不可分割的联系，奠定了中华民族古代历史的发展基础。”石兴邦和严文明等代表性学者有类似表述。此模式第一次依据丰富的考古资料切实探讨了史前文化格局和历史时期中国的联系，对“先进”的黄河中下游文化影响和维系四方的中心地位的强调，也树立起以考古资料论证史前文化“一体性”的范例。
整个中华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
1980年至1999年是重大考古发现密集呈现的20年，一次又一次刷新了我们对于中国史前时代社会发展程度的认识。
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为红山文化的祭祀圣地，1983年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大型石砌祭坛、数处积石冢和一座“女神庙”，出土大量精美玉器和神像，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1986年，考古学家在浙江余杭良渚第一次发掘到了高等级的反山墓地。它和瑶山墓地出土的琮、璜、璧、钺的玉器组合震惊了学界，揭开了良渚古国的面纱。
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揭露出高规格大型墓葬，随葬的彩绘蟠龙纹陶盘、玉器、鼍鼓等礼器所表现出的“礼制”和汇集四方物品的气度，引发了我们对古史记载中帝尧功业的推想。
这些发现为中国的史前基础的构建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料和更广阔的背景。
“中原”之外的重大发现将一个清楚的事实摆在中国考古学家面前：黄河中下游并非“一直是古代文明的中心”。周边地区“前仰韶”文化的发现更表明中国史前各文化区有自己相对独立、基本平行的发展道路。
面对新资料，考古学家苏秉琦在1981年提出“区系类型”模式，将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强调各区系沿各自的道路发展，均曾出现“文明曙光”，整个中华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
1986年，受“区系类型”模式启发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借用“相互作用圈”概念，提出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形成了范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并认为可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严文明先生于1987年提出“重瓣花朵”模式，指出史前文化格局中“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区，它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范围几乎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此大中原地区周围有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区和江浙文化区，更外层还有福建、台湾、广东、云南、西藏、东北、内蒙古、新疆等文化区，“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因为位居花心，“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因而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
“多元”文化因密切交流而渐成“一体”
进入新世纪，重大发现仍迭出不穷。这包括牛河梁16地点大墓、安徽含山凌家滩大墓、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祭祀遗迹和瓮棺葬玉器、陶寺天文观测设施以及良渚城址和水利设施等已知遗址的新发现，也包括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中期大型房址和墓地以及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崧泽文化墓地等新发现。
2011年以来，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更是公认的“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气势磅礴的石城、新异的石雕、砌入墙中的玉器促使学界郑重思考西北地区在中国文明形成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通过对诸多考古现象的观察，笔者认为，距今6000至5300年前后，中国史前各文化区不仅社会同步发展，地区间交流互动也进入新阶段。各地区新涌现的社会上层为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威望，构建出一个社会上层交流网，以之为媒介的礼仪用品和高级知识的交流在考古中得到证明，促成了各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各地区共享的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均成为后世相关思想和制度的滥觞。区域间交流也促进了相关“共识”的形成，但各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各具特征：红山文化和凌家滩玉器反映出强烈的宗教取向；大汶口文化和崧泽文化随葬品丰富；西坡遗址反映的庙底沟社会则更注重大型公共建筑和墓葬规格，无奢华随葬品。这样的局面正如“满天星斗”。
中国史前区域文化的发展构成了日后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经过70年的考古工作，史前各区系文化的主体日益明晰，这也是考古学家能够从物质文化中看出各区域文化交流或冲突的根本原因。经过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发展，中国各区系史前文化的面貌日渐显露出同一趋势，直到夏商周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明兴起之后，才逐渐改变。夏商周三代文明像一个滚动的雪球，越聚越大，文化的同一性也空前加强，最终为秦汉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李新伟供图
制图：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2019年11月05日 20 版)
湖南省洪江市安江盆地西北缘，沅水静静流过。在流经一个叫做岔头乡岩里村的地方时，一条小溪汇了进来。
1984年，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址。经1991年、2004年、2005年三次发掘，揭露面积近1700平方米，测定遗址面积近3万平方米，以高庙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为主的丰富遗存大量出土。
近日，随着该遗址考古报告《洪江高庙》正式发布，一幅史前湖湘先民生活图景与精神世界的画卷，徐徐展开在世人眼前。
白陶始源地再探索
《洪江高庙》之所以为学界所重视，还因为高庙遗址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年代最早的白陶，对白陶起源问题的原有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贺刚介绍，中国史前白陶，在南、北方地区均有发现。
北方白陶，主要见于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遗存中，所处年代在距今5000至4000年，有鬶、鼎、盉、罐、壶、背壶、豆、尊、杯、高足杯、碗、盒和器盖等器种。有研究者认为，中原夏商文化中的少量白陶，是海岱地区白陶向外传播和扩散的结果。
南方地区白陶的分布范围，比北方更为广大。它们的外表大都有戳印篦点组成的浮雕式图案，被称为篦印纹白陶。
篦印纹白陶最先发现于湖南安乡汤家岗、划城岗和澧县丁家岗遗址。随后，湖北、浙江和安徽等地也陆续出土了类似的白陶。具有相同特征的白陶还远见于陕西汉水上游，接着又在湖南沅水中游的洪江高庙、麻阳高垅以及湘江上游桂阳千家坪等遗址中陆续出土。此外，在江西以及广东珠江三角洲和香港、澳门地区的部分遗址中，也发现了白陶制品。
在洪江高庙大量出土白陶制品之前，学界大多数观念认为，白陶的起源地在洞庭湖西北的澧阳平原，以汤家岗和丁家岗为标杆。其他地区的白陶器物形态和装饰风格与之接近，皆以之为始源。
报告中，贺刚论证，“2007年学界对汤家岗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推测其早段遗存年代上限为公元前5000年左右。而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深圳咸头岭出土的白陶均在距今7000至6900年左右。汤家岗遗址出土的白陶，年代甚至晚于长沙大塘遗址出土的距今7400年左右的白陶。”
“汤家岗、丁家岗遗址第一期遗存出土的白陶与长江中下游其他遗址出土的白陶无疑有密切联系，但是它们自身的源头在哪里？”贺刚提出了疑问，“如果汤家岗、丁家岗承自皂市下层文化，那么在相关文化遗存中，为什么均不见白陶的踪迹。”
在《洪江高庙》中，贺刚对高庙遗址出土白陶的器物类型和纹饰做了详细的梳理。他发现，该遗址出土的器型，远比洞庭湖汤家岗遗址第一期遗存出土的白陶要丰富，而且，从下层遗存第一期往上，器型越来越丰富。
文明起源再认知
鉴于高庙遗址出土遗存的重要性，考古学界多位大家曾表示对相关考古报告出版的关心。
“考古报告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将发掘所见遗存，在报告中复原到原堆积中所在的层位，客观地描述所见遗存，并正确地表述其释放的信息”，“成功的报告所处学术地位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则如《史记》”，贺刚还记得，老前辈张忠培曾这样叮嘱他，希望他对高庙报告要“下司马迁那样的大功夫”。
历史学家李学勤也曾在给贺刚的回信中写道：“高庙发掘报告尤盼早日完成出版，将是学术界一件大事。”
“张忠培先生的话听起来平实，但做起来还是有难度的。”贺刚坦言。
高庙出土的陶器碎片有数十万片，且部分散见于受水解钙分子严重污染的贝壳堆积地层中，凌乱、破碎，仅是将碎片化的材料整理组合成辨识度更清晰的“模块”，贺刚带领的团队就花了足足两年。
接下来的十年，贺刚没有周末、不分昼夜，写起报告来常常夜不能寐。
刻划纹、戳印纹、压印纹、拍印纹、剔刻、填彩与彩绘、刻划符号；太阳纹、兽面纹、鸟头纹、鸟翅纹、山形纹、叶脉纹、网格纹、带状纹、波浪纹、飞鸟载“亞”形纹、飞鸟载八角星纹……准确辨识与统计、分类陶器上的纹饰，耗费了团队大量的时日。
“如果没有那么较真，这个报告其实可以完成得快一些。”但贺刚不愿意那样对待如此重要的史前遗址材料，仅仅是为了弄清高庙遗址白陶原料的来源，贺刚及团队就曾在沅水流域洪江市高庙、双溪，辰溪县征溪口、泡潭、牛溪、付家湾、二头湾，怀化市鸭嘴岩，中方县龙井，溆浦县梁家坡等十处地点取土测验。
当这部长达424.8万字的《洪江高庙》考古报告面世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表示，“学界已经盼望很久了”。
这份报告能为学界带来怎样的材料支持与观念启发？
“我希望能带来关于文明起源的重新认知。长期以来，我们受西方学界影响，认为文明起源的要素在于文字、青铜、城市。事实上，一些举世瞩目的文明并不都具备上述元素。这些年，经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探索，我们已将复杂化社会的开始定义为文明起源进程的肇始。”贺刚阐释。
“距今6000至5000年前的庙底沟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大溪文化，逐步受到了重视。我认为，高庙先民的创造与发明，于文明起源而言，尚有可商之处。”贺刚提出。
“希望高庙文化遗存的发掘与整理，能为重新认识中华文明起源的构成要素，提供一些启发。”贺刚说。
（本报记者 韩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