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相！苏轼流传近千年的故事！

忧郁草民乜

嘉祐二年（1057年），被后世列为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苏轼、曾巩三人因为这一年的省试，聚在了一起。而这次的省试藏龙卧虎，据考证宋史上有传的多达24人。但是真正让后人记得并反复提及的是——苏轼是否本应该是第一？民间甚至有误传为苏轼憾失状元。然后，在元祐三年 (1088年)苏轼担任这次省试的主考官，他自己的门生李廌竟然落榜了。据史料记载，担任这两次省试的主考官在阅卷时都有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判断的结果都是错误的。然而为什么出这种错，真的会出这种错吗？
一，宋代的科举回避制度
宋代科举考试通常由州军试(又称“发解试”)、礼部试(又称“省试”)和殿试构成。而唐宋科举考试中为回避亲嫌而采取了一种考试方式，简称别试。解试或省试时，考官及有关官员的子弟、亲戚、门客，均须回避，另派考官，专门设立考场考试，并单独规定录取名额，成为一种回避亲嫌的科举考试制度。唐代仅在省试设有省试别头试来说，宋代则将之往下推行到了发解试一级。宋代别头试在发解试一级上分为开封府、国子监别头试和转运司别头试，省试一级则有省试别头试以及四川类省试别头试。惟有殿试无别头试，因殿试系由皇帝亲自主持，无须避亲。省试别头试始于太宗雍熙二年（985年），国子监、开封府解试的别头试始于真宗咸平元年（998年），诸路州府解试别头试则始于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
二，欧阳修与曾巩的关系
曾巩与欧阳修第一次见面在太学，曾巩当时23岁，欧阳修35岁，欧阳修称曾巩为“百鸟而一鹗”。前者给他写了一封信，名为《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庆历元年1041年），他将欧阳修和孟子、韩愈并举，表明愿自托门下，“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不是因为他的名声，而是为了圣人之道。一年以后，曾巩给欧阳修写了第二封信《上欧阳学士第二书》（庆历二年1042年）。信中“某之获幸于左右，非有一日之素，宾客之谈，率然自进于门下，而执事不以众人待之。”“此事屑屑不足为长者言，然辱爱幸之深，不敢自外于门下，故复陈说，觊执事知巩居之何如。所深念者，执事每曰：‘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这里可以推断出，曾巩应该算是欧阳修的门生弟子，而且是比较特别和喜欢的。
曾巩在二十几岁就成为了欧阳修的门生，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一直到了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而参加这次省试的还有苏轼、苏辙。“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欧阳修为了避嫌，把苏轼点为第二，造成了嘉祐二年省试最大的噱头——苏轼凭实力到底应不应该得第一。省试结果，第一名是李寔，林希夺得别头试第一名。后面还有殿试，而状元叫章衡，苏轼只是殿试乙科。
三，嘉祐二年省试门生是否在应该参加别头试的范围
据记载，宋廷在实行省试别头试之初，回避考官的考生仅限于知贡举官亲戚，至南宋孝宗时期回避的范围由内帘官亲戚、门客考生扩大到外帘官亲戚、门客考生。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诏令考生与考官有亲嫌者，都要参加别头试。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参加省试别头试的考生范围相比景德二年（1005年）有所扩大，即由知举官亲戚考生扩大到所有与考官有亲嫌的考生。但门客是否包括在内，我们并不十分确定，而这一变化早于嘉祐二年（1057年）。
《宋史·选举志》记载，高宗时，“旧法，随侍见任守倅等官，充本贯二千里外，曰满里子弟。试官内外有服亲及婚姻家，曰避亲。馆于见任门下，曰门客。是三等许牒试，否则不预。”孝宗时，“四年，罢同文馆试。又命省试帘外官同姓异姓亲若门客，亦依帘内官避亲法，牒送别院。”
在南宋时参加省试别头试的考生范围已经包括门生在内，同时这并不是在南宋时才开始实行的，而是早有先例可循。
熙宁二年（1069年），在礼部贡院的请求建议下，宋神宗诏令：“诸州军监举送发解考试、监试官亲戚门客，类聚送转运司。”诸州监发解试的考试官、监试官的亲戚门客须参加转运司类试。宣和六年（1124年），礼部上奏说：“转运司发解就试避亲门客，依《元丰法》，合行就试终场，每七人解一名；依《崇宁贡举法》，避亲门客合行就试终场人，每十人解一名。” 最终，宋廷诏依《元丰法》。不论是《元丰法》，《崇宁贡举法》，还是宣和六年（1124年）时重申依照《元丰法》，都说明宋廷在元丰、崇宁、宣和这三个时期，诸路别头试都要考试回避发解试考官的亲属、门客考生。
从熙宁二年（1069年）起，诸州监发解试的考试官、监试官的亲戚门客须参加转运司类试。而宋代别头试在发解试一级上分为开封府、国子监别头试和转运司别头试，省试一级则有省试别头试以及四川类省试别头试。发解试是各地方进行的初选，是最低一级考试制度，而省试高于发解试。在熙宁二年（1069年）发解试门客都必须参加别头试，而比它更往上、更重要的省试，门客是不是也得参加别头试，而且省试别头试始于太宗雍熙二年（985年），至少嘉祐二年（1057年）的省试，按逻辑推断，门客应该是必须参加别头试的。
据《宋会要辑稿·选举》记载，嘉祐二年省试官员为欧阳修、王珪、梅挚、 韩绛、范镇，省试别头试官员为祖无择、钱公辅。
如果嘉祐二年（1057年）省试门生包括在应参加别头试的范围，曾巩按宋代科举制度应该回避考官，去参加别头试，而欧阳修作为主考官，则不应该也不可能看到曾巩的试卷。因此，“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则史实有可质疑的地方。
四，元祐三年省试门生是否在应该参加别头试的范围
李廌字方叔，北宋文学家，少以文为苏轼所知，誉之为有“万人敌”之才，与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陈师道一起，被人们称为“苏门六君子”。是苏轼最正统的门人了，而李廌参加了苏轼担任主考官的元祐三年的省试。
元祐三年省试苏轼知贡举。而当时的李廌“其年到省诸路举子, 人人欲识其面, 考试官莫不欲得方叔也。”当时的人们都认为李廌必然高中，只不过是排名的问题。李廌自己也语人曰“苏公知举，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后。”
“坡公欲取李廌，不可得矣。”“方叔赴省试，东坡知举，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数十字，且语黄鲁直曰：‘是必吾李廌也。’”“元祐中，东坡知贡举，李方叔就试，将锁院，坡缄封一简，令叔党持与方叔。值方叔出，其仆受简，置几上。有顷，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来，取简窃观，乃《杨雄优于刘向论》一篇。二章惊喜，携之以去。方叔归，求简不得，知为二章所窃，怅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题，二章皆模仿坡作，方叔几于阁笔。及拆号，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与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间一卷颇奇，坡谓同列曰：‘此必方叔。’视之，乃葛敏修。”
苏轼有意于李廌，然而因“宋自淳化中，立糊名之法。祥符中，立謄录之制”，只能通过考生试卷的内容和写作风格来判断是不是自己的门生，“乡举试礼部，轼典贡举，遗之”。
元祐三年(1088年)省试发生在熙宁二年（1069年）之后，李廌是苏轼的门生，苏轼是主考官。而熙宁二年（1069年）“诸州军监举送发解考试、监试官亲戚门客，类聚送转运司。”明确说明考官的门客必须参加发解试的别头试。由此可以推断，元祐三年(1088年)省试主考官的门客也应该参加省试别头试。如此，苏轼也不应该或可能看到李廌的试卷，而李廌的落第也不应该和苏轼有关系。
五，结论
嘉祐二年（1057年）省试和元祐三年(1088年)省试，依据史料，两个主考官，都是根据考生试卷的内容和写作风格来判断是不是自己的门生，然而都判断失误，这从侧面反映宋代防作弊的制度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忽略了一点，宋代的别头试制度。
除“门客不在考生回避考官范围内”和宋代没有认真执行别头试制度外，嘉祐二年（1057年）省试和元祐三年(1088年)省试，苏轼错失第一、李廌落第均与省试主考官的主观意志无关，门客曾巩、李廌都需要参加别头试，省试主考官根本不会看到他们的试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