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开平煤矿如何稀里糊涂归了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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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开平煤矿
一面降下的大清龙旗背后,是一桩惊人的外国势力侵吞中国国有资产的巨案。趁着八国联军占领开平煤矿,英国人窃取了开平煤矿的权利。虽然在伦敦进行了跨国诉讼,开平煤矿所有权的流失却已成定局。而其中,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赫伯特?胡佛充当了重要角色。
消失的龙旗
1902年岁末,在“肃静、回避”两块虎头路牌引领下,一队兵勇穿梭在开平矿区的土路上,行进时偶尔传出的三五棒铜锣,以及队列中那顶吱呀作响的轿子,都吸引住了十里八乡村野农人的注意,当然,其间也有三两个进城见识过世面的男丁,一眼便认出了那是顶官轿。没错,轿子里的人正是滦州地方上的最高长官——知州叶溶光。
此次出行对叶溶光来说,原本只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例行巡视。
无从知晓什么人首先察觉到了异样。总之,一阵骚动之后,惊人的发现很快传入了叶溶光的耳朵——井楼上的龙旗不见了!
19世纪后期,随着铁甲战舰、克虏伯炮、来复枪等一系列现代火器闯入东方人的视野,白种人的势力自据点而租界,自租界而国家,一阵鲸吞、蚕食之后,新式的国际秩序在远东形成了。与礼仪、册封、朝贡维系的“儒家天下”迥然相异,实力、条约、贸易构架起了这个全新的“条约世界”。晚清以降,西方惯例成为了中国融入世界不得不遵循的规戒。清廷也仿效着西方国家为自己的新式舰队选定了一面军旗——龙旗。在那个国家与皇权,民族与君主在世俗观念中尚未区别开来的时代,黄底彰显尊贵,青龙寓意皇权的设计无疑成了这个老大帝国最好不过的标识。
经历了那场波及整个北中国的庚子变乱以后,开平矿务局总办张翼以保护矿产为由,为矿务局挂上了“中英合办”的招牌。依照常理,平日本应中英两面旗帜相对而立,但此时却只剩下了一面,三色相间形如中文“米”字。很明显,大清龙旗被人撤下了。
中国的龙旗不见了,对于一名政府官吏来说本就不算一件小事,更何况出事地点是在开平。
开平
自打1876年奉命勘查矿藏的福建候补道、大买办唐廷枢在开平得出了“采办应有把握”的结论时起,开平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便步入了绅商巨贾乃至当朝权贵的视野。对于雄心勃勃希图通过仿效西方找到国家出路的洋务派们来说,机械、蒸汽这些现代符号犹如标尺一般,直接标示着国家实力的强弱。如果说北洋水师承载了士绅阶层对于国家“自强”的憧憬,那么轮船招商局便寄托了民众对于“求富”的企盼。但是真正能够把“自强”、“求富”两大梦想付诸于现实,给初次勃兴的民族意识增氧助燃的恰恰是一座矿山。1878年开平矿务局开局了,首任总办就是唐廷枢。
在唐廷枢引资招股后不久,一座以唐山、西山、林西三大坑口为基础,铁路、船栈等运输体系为辅助的近代工矿企业落成。尽管矿务局在凿井、开拓、掘进、通风等流程上尽可能的大量采用西式设备,但仍需动用三千壮丁才能正常从事生产,规模可见一斑。
截止到1894年前后,开平煤矿的日开采量已经高达25万余吨,供给北洋舰队后仍绰绰有余。天津机械局、轮船招商局等的燃料供应业已完全仰赖开平。不单唐廷枢、徐润等海内富豪将其看作渔利的金钵,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大佬们更将其视为纵横政坛、拥军自重的利器。几年下来,开平矿务局在政商两界奥援的扶植下竟然置办下了六艘轮船,两处厂栈,一座银矿。除此之外,它还享有永平金矿、洋灰场、铁路股权若干。正是在这样一家大型企业的带动下,这里人员积聚、房屋激增、贸易兴隆,十几年的光景,凭空竟然堆积出了一座近代意义上的城镇——唐山。
奏折
面对着光秃的旗杆,叶溶光迟疑了半晌。他一回过神来,就连忙觐见了自己的上司唐山候补道杨庆善,将所见所闻作了如实禀报。杨大人联想到近期查处的两起英国人私自购地钻井的事件,认为“此事绝非偶然”。考虑到事关重大,他们急忙联名致电开平矿务公司的英国顾问德璀琳,对“龙旗事件”提出严重交涉……
次日清晨,一队清军兵勇出现在了开平矿井前,在叶溶光、杨庆善两位地方官员的主持下升起了大清龙旗。矿区的英方人员虽有微辞,但并没有表露出明显的反对,更丝毫觉察不到冲突的迹象。
然而,这发端自山野间的细微火星,正在慢慢燃烧,几日之后便蔓延到了百里之外的通都大驿,惊动了朝中大员,直至朝堂之上。
1903年3月,一份奏折递到了慈禧案桌上。奏折的落款处一行方正的楷体标明了上书人的身份——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
这份奏折以历数开平矿务局的辉煌开篇,“查直隶开平煤矿采办多年”,“规模宏大”,“在东亚各矿中殆亦首屈一指”。接下来,袁世凯用简洁的笔墨回顾了光绪27年5月间开平总办张翼上书增加洋股时的说辞,“改官督商办的开平矿为中外合办公司”。事实上,这种回顾只是对于企业性质的一次软性强调, 随之,袁世凯笔锋一转,便进入了正题。文章详细介绍了“龙旗事件”的全过程。
“开平局候补道杨善庆及地方官,认为中外合办,因在该局悬挂龙旗,与英旗相对并峙……”而后,事件很快上升为了一起外交风波,“英使萨道义函至外务部(清廷)诘责此事,请饬查办,驻津英总领事金璋亦函请护督饬将龙旗落下……”,“该使谓开平矿务局前已卖与洋商……现在英国公司,非中外合办…… 断不准悬挂龙旗。”
英国公使的表述显然与此前张翼上奏清廷的内容大相径庭。张翼此前只称是吸收少量英国股本的“合办”,况且“合办”也只是保全矿山的权宜之计,根本没有要西洋人插手开平经营的意思。到了英国公使这里,“合办”竟成了“卖予”。
带着疑惑,袁世凯又进一步追问萨道义。英国人的回复令他大吃一惊,“确有凭据存在天津领事署,当饬该领事抄送核阅,便知始末。”
几日之后,三份西文合约递到了他的案头,移交约、副约末尾处张翼的印信俱全。开平矿务局的各项产权均清晰罗列于纸上,从胥各庄至芦台的运煤河道、河池以及开平局之运河,加之该局所有在通商口岸或其它处之地亩、院宇各项,均行移交。粗略一算得,仅秦皇岛一地出卖土地就不下八万亩之多。
至此,一庄倒卖国有资产的巨案浮出水面。
为了弄清真相,袁世凯依据合约内容反复追问当事人张翼,得到的答复却是:“系中外合办公司,并未卖与英公司”。张翼并补充说,“已遣讼师赴英国控诉,正月内必有头绪。”为了印证张翼的说辞,袁世凯又找来了开平矿务局的英籍顾问德璀琳,德却一味支吾,更使这位封疆大吏感觉倒卖开平煤矿似乎确有其事。
最终,袁世凯拜会了八国联军驻扎在秦皇岛地段的日军司令秋山,试图通过与第三国的外交斡旋来达到收复开平的目的。没想到日本人给他泼了一瓢冷水,“现英公司地段,碍难退还。”
袁世凯感觉事关重大,最终选择了禀告清廷。奏折的结尾处,他不无动情地说,“臣查矿地乃国家产业,股资乃商人血本,口岸河道土地乃圣朝疆域, 岂能任凭一二人未经奏准,私相授受?……恐终无规复之日”。“且庚子之乱,环球动兵以向我,尚未损失土地,又岂能凭片纸私约侵我疆域”?“而两造各执一词,迄无办法。如再含混拖延日深一日,恐人之占据逾久,即我之办法更穷。”
破落的开平
“唐景星(唐廷枢)在1892年去世,他的死标志着开平煤矿滋生大量贪污和企业逐渐官僚化的开始。”海外学者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中以晦暗、低沉的语调勾勒出了“龙旗事件”发生前十年,开平矿务局从辉煌走向落拓的开端。
自从唐廷枢去世以后,张翼便接手了开平矿务局。出身恭亲王府仆役的他,对于企业管理显然一窍不通。很快,企业便陷入了管理混乱、冗员充斥的泥沼,洋务运动中号称“中国第一佳矿”的开平,此时已经彻头彻尾沦为“衙门”。60人便可以完成的工作却要617人参与,工资单上的虚报名额更是高达 6000人之多。管理上的失败随之诱发了资金上的短缺。进而在1897年建造秦皇岛码头过程中,全面爆发了危机。
张翼无法筹集到扩建秦皇岛码头时所需要的足够资金,只得将希望寄托于外国洋行。他先是通过曾任海关税务司的英籍德国人德璀琳,以天津、上海等地的码头煤栈作抵押,向德华银行借款60万两。此后,德璀琳又将一家名为墨林的国际财团引荐给了张翼。
他们的合作是愉快而充满前景的,墨林公司先是慷慨地提供了20万英镑贷款,接下来又提出了一项筹集新股扩大矿山开发的宏伟计划。对于西洋伙伴的慷慨,张翼感激不已。鉴于开平矿务局所存在的问题,墨林开始帮忙为开平矿务局在全球帮助物色一名工程师。不久后,他们的目光集结到了一个美国年轻人的身上。
他的名字叫做赫伯特?胡佛,出生于美国衣阿华州一个虔诚的公谊会教徒家庭。父亲是一名铁匠,在胡佛6岁时去世,又过了三年,母亲也相继去世。作为孤儿的胡佛先是寄居在叔叔家,两年后迁居舅舅家。胡佛白天在伯父开办的俄勒冈土地公司里当办公室杂役,记账、打字,晚上读商业夜校。毕业后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当了两年矿工,每班工作10个小时,却只能挣到可怜的两美元。也许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正是这样一个孤儿会在1929年那个全球经济最晦暗的春天走上美国权力的顶端,成为白宫的主人。尽管他的传奇经历在那场经济风暴的遮掩下已经显得涓埃之微,但是他的发迹史又与开平矿务局的倒卖是如此密切相关。
1897年,一纸招聘广告改变了胡佛的命运,英国矿业巨头“毕威克—墨林”公司计划招聘一名经验丰富的地质学家,并特别要求了应征者的年龄为35岁以上。当年只有23岁的胡佛,决定虚报年龄。
命运之神眷顾了他。他被录用了,并且拥有了一个中文名字“胡华”。之后的工作经历顺畅而又充满机会,胡华先是被派往澳大利亚和南非的一些矿区工作,凭借他的精明、圆滑赚取了墨林的赏识。1899年2月,24岁的胡华来到中国,在“墨林公司—中国机矿公司”任经理兼煤矿技师。他公开的身份是直隶、热河两省的矿务技术顾问,实际上是墨林公司在中国天津的代理人。
胡华到中国后,奔走于华北各地,广泛收搜集有关开平矿藏的情报,仅用短短五个月就向墨林先后呈报改组开平矿务局的两个方案。“开平煤矿实际资产按大大压低了的估计也有715.96万两,折合104万镑。”并由此得出结论:“这项产业肯定值得投资一百万英镑;这个企业绝不是一项投机事业,而是一个会产生非常高的盈利的实业企业。”就在这份报告完成的同时,一件足以影响近代中国命运的变乱发生了。
倒卖真相
1900年,按照中国人的纪年习惯这一年被称作庚子。一场波及整个北中国的变乱迅速蔓延开来。变乱的主力是一群自称“义和团”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相信自己有某种超能力的护佑,可以抗击枪炮甚至能够通过法术打败西方现代化正规军。这种能力很快得到了朝廷的实际掌权者慈禧的注意,使她改变了先前的围剿镇压政策。1月12日,朝廷颁布上谕“承认义和团合法地位。”短短数月间,义和团就在直隶省境内迅猛发展,遍及了所有市镇乡村。在政府的纵容下, 他们围攻教堂、袭击使馆、殴打洋人、甚至捣毁任何外来事物。为了保护各国在华利益,列强决定武装干涉。5月30日,各国炮舰陆续集结于天津的大沽海面,战争随之爆发。
几天之后,八国联军侵占了开平矿山、秦皇岛港以及天津城。驻守天津的英军巡逻队在租界内的一处民房里逮捕了张翼,罪名是“疑与拳匪相通,饲鸽传递消息”。张翼被关进了怡和洋行地下室的一间屋子里,这位平日里骄奢淫逸的督办大人陷入恐慌之中。
老朋友德璀琳的出现使张翼紧绷的神经多少感觉到了轻松。德璀琳设法解救其脱离险境的保证,使得张翼对于这位异邦朋友的品德更加深信不疑。当德璀琳提及天津煤栈被焚而唐山、林西又不通消息时,神色庄重、表情忧郁。他说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条件下,俄军正在伺机南下侵占矿区,如要保住煤矿只能依赖英国。至于如何保全,他提出——“中英合办”。虽然张翼对于中英合办煤矿的提议有些迟疑,但考虑到自己当下的处境,还是勉强答应了下来。
随即,德璀琳向张翼出示了一份手据,上面写着赋予德璀琳 “便宜行事之权,听凭用其所筹最善之法,以保全矿产股东利益”。事实上,自从张翼签字那一刻起,德璀琳就已成为了开平矿务局事实上的总办。
次日,张翼被释放。在惊魂未定之时,德璀琳再次到访。他声称目前局势混乱,仅凭空洞的一纸手据很难达到保护矿权的目的,如果想彻底保住矿权, 必须得到更大的权力空间,随即两个札委和一份备用合同被签定了。两个札委分别从企业性质和运作手段上对于开平矿务局的原有形态彻底做出了否定,一则声称“ 或借洋款,或集外国股本,将唐山开平矿局作为中外矿务公司”;另一份札委写的则更加直白“广招洋股,大加整顿”;然而,吊诡的却是备用合同中,最为重要的一则条款的宾语处竟留下了明显的空白“将该矿务局的一切土地、房屋、矿山、轮船以及其他一切财产之所有权与管理权全行交给该()他将有权按其意愿出售,抵押、租赁、管理、经营及管辖该项产业”。显然,这是德璀琳有意而为之。何人具有如此之权利?——待定!
随后,事情的发展完全偏离了张翼的原始初衷。德璀琳在取得了张翼的全权委托之后,并没有如约去借款或募集外国资本,而是找到了墨林公司的美籍雇员胡华,他们商定将开平矿务局的全部产业移交给英国注册公司,并委托英国律师伊美斯起草了一份卖约。1900年7月30曰,德璀琳代表开平矿务局,胡华代表英商墨林公司在塘沽签字,并由伊美斯和德国商人、德璀琳的女婿汉纳根见证。由此,一桩倒卖中国资产的恶性事件在中国政府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发生了。
10月,回到伦敦总部的胡华将卖约交给了墨林,老谋深算的墨林考虑到中国政府肯定不会轻易放手这家企业,而俄、法等国际势力也势必将阻挠这次侵吞开平。于是,他将矿权转移到了国际财团“东方辛迪加”的名下。同年12月21日依照英国公司条例,一家名为 “开平矿务有限公司”的跨国企业在伦敦诞生了,而注册者正是大财团——东方辛迪加。
次年2月,胡华按照公司的指示,陪同比利时人吴德斯来到中国,从事开平矿务局的财产接收工作。他们依据卖约的条款要求张翼将开平矿务局一切权利移交给新公司,并要求其补充签署一项移交约。
张翼因事关重大,未敢应允。胡华对张翼反复施压,一方面声称要将他倒卖国家资产的行为公之于众,另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相威胁,甚至以外国军队重新占领矿山逼迫其就范。最后,双方妥协,商议拟订了一个副约作为备忘录,与移交约一起,同时签押。在张翼的要求之下,合同中订立了如下条款:“张翼仍为开平驻矿督办,并有权委派一中国总办,管理开平事务;华洋股东议事之权无异;华洋各股平沾利益等。”
当月,依照开平矿务有限公司董事部委任,胡华和吴德斯分别出任了矿务局的正副总办,并以新股票兑换旧股票的模式完成了资产的转移。就这样,开平煤矿沦为了西方人的企业。
事件传出以后,举国哗然,舆论讽刺曰:“不特为环球所稀闻,抑且为万邦所腾笑”。
伦敦诉讼
袁世凯三次参奏开平被盗卖之后,举国舆论沸腾,声讨之声不绝。加之张翼派往伦敦兴讼的外国洋员庆世理希望张翼前往伦敦同英商对质,于是,张翼于1904年11月被迫启程赴英。
1905年初,英国伦敦高等法院的审判庭上,一场跨国的审判正在进行。
在这个以法袍、假发、天平、辩论为装点的西方场所,“开平矿务局”等待着以一种纯西方的形式来决定其所有权的归属。法庭上阵容庞大,审判长卓侯士端坐在法庭中央,原告方除当事人张翼以外,他的代理人皇家律师勒威特、吉尔、杨格尔以及劳伦斯悉数列席;被告方面,律师规模也可谓壮观,墨林的代理人皇家律师休士、艾萨克以及哈特全部出庭;此外,新注册的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也委托了皇家律师郝尔丹、汉弥顿以及魏尔能三人充当诉讼代理人。除法官外,计有律师10人之多,原告所提出的证件有20多种,此案被称之为“震惊全世界之国际诉讼案”。
此案开庭14次,并由法官卓侯士录取双方口供,最后于1905年3月1日宣布判决书。其要旨有二:第一,判决被告应当遵守副约中的规定和义务,否则无权取得、持有或管理移交约中所可开列的产业,或享受其利益;或颁发谕令,禁止被告享受该项产权。第二,对原告的赔偿要求,法庭不予支持。
表面看来,张翼似已胜诉,但诉讼案并未就此终结。
被告墨林对于判决心存异议,上诉到了上控公堂。经过7次开庭公审,法庭1906年1月宣布,维持伦敦高等法院原判被告应遵守副约,但又将副约规定的驻华督办的实际权力重新作了解释,称“按照副约之真实解释,张燕谋(张翼)应得之权,不能过于该公司遵照注册章程给予董事兼总理者之权”,并据此驳回原告希望赔偿损失的要求。
一场热闹、纷杂的诉讼之后,我们不无惊愕地发觉:早在伦敦兴讼之前,开平煤矿所有权的流失已成定局。英国法庭的审判完全是在承认卖约有效的前提下展开的,一切诉讼只是围绕张翼个人得失的纠缠,对于国家毫无意义。
伦敦上诉公堂前,寂寥无人的街头,西方商人们走过,梳有长辫的张冀也走过。也许他想到了瞒哄朝廷的借口,也许他看到了自己安享晚年的股本。但是他没有想到洋务派政商大佬们曾经的惨淡经营,没有看到飘扬着“米”字旗的开平井楼,更没有看到满清这个老大帝国的未来,因为已经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