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皖南事变的背景及档案

123457660

略谈皖南事变的背景及档案
孙果达（知乎专栏《史苑踏石》）
如果了解了斯大林的“喘息”政策，对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看似不合逻辑难以理解，甚至容易引起曲解和误解的许多事件，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就容易恢复这些疑难事件的本来面貌，比如皖南事变或许也是其中之一。
一、毛泽东的战略
抗战开始后，根据国共协议，南方红军万余人改编成新四军。
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指示新四军在江苏建立和扩大根据地，对南京、镇江一线作战。新四军各支队陆续向皖南、皖中集中。
1939年春，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11月，江南指挥部成立。
1940年5月，八路军部分主力5个团南下与新四军会合。10月，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击退国民党韩德勤部对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进攻，歼敌万余人。11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年底，新四军主力部队已近9万人。毛泽东显然也要在江南生根开花，站稳脚跟。
二、蒋介石的战略
蒋介石岂能容许新四军在江南，尤其在南京附近的迅速发展壮大。也许，所谓的“曲线救国”应运而生。
1938年底，汪精卫出走重庆，1939年春在南京建立汪伪政权。也就是说，汪精卫成功越过战线与新四军短兵相接，亲临第一线指挥，企图代替蒋介石遏制新四军，既守卫江南，更守卫南京。然而，汪伪军不是新四军八路军的对手。因此，如何迅速提高汪伪军的数量，尤其是战斗力，显然成为蒋、汪的燃眉之急。就此而言，让大批蒋军越过战线直接投到汪精卫手下，无疑就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1940年起，几乎与八路军部分主力南下的同时，国民党部队大批投到南京，形成 “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到1944年已经有中央委员20人，高级将领67人，军队近50万人，占80万伪军的一多半。
毛泽东在江南大力发展新四军，甚至不惜抽调八路军部分主力南下以加强新四军的力量，也许是在蒋介石传统势力范围的一个战略伏笔。因此，与八路军相比，新四军可能更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更何况还能暗中助汪精卫一臂之力。就此而言，也许完全不能排除蒋、汪事先密谋的可能。
三、苏联的形势
1939年5月，日本在远东地区挑起诺门坎事件，进攻苏联。当时德、日两国正在谈判结成军事同盟，苏联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在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有效期为10年。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随后苏军也进入波兰。同年9月25日，苏德两军完成对波兰的占领和瓜分。
1939年11月，苏军进入芬兰。苏芬战争于1940年3月结束，苏联取得芬兰部分领土，并获得汉科半岛的租借权。
1940年6月，苏联占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同年7月，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被并入苏联。
至此，苏联增加领土46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增加2200多万，西部边界线向西推进约300—400公里。
斯大林忙于在欧洲的扩张，其背后的远东地区，尤其是中国，也就更倚重蒋介石。
四、毛泽东的告急
1940年11月7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蒋介石的计划是：把我们的所有力量赶到华北地区，也就是赶到黄河古道以北的谷地。在我们力量周围筑造堡垒区（现在已在大规模地进行），把我们置于日本人和蒋介石的火力之下，以期把我们消灭。蒋介石要求我们在一个月内把我们军队从华中和山东省撤到河北、察哈尔和山西省。如果他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他就要开战并围剿我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98页】（下简称《档案》）电报档案当时注明：“副本已送斯大林、莫洛托夫、季莫申科。”
1940年11月15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由于问题特别复杂，我们只有在研究一些重要因素之后才能给你们作出答复。你们做好准备是应该的，但请等一等再作最后决定。”【《档案》，第19卷，第100页】共产国际当然不敢擅自作主，事先必须请示斯大林。
1940年11月23日，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在研究现有材料和对问题作出讨论后，我们想给毛泽东同志作出以下答复：‘我们觉得，中国目前的局势很不明朗，很不确定。至少不能像你们认为那样：蒋介石已彻底决定向日本投降。相反，有材料指出，尽管他通常摇摆不定，但还没有下决心走这条路。因此我们认为，你们应该暂时实行拖延的方针，想方设法巧妙应付，并同蒋介石就从华中和山东省撤出你们军队的问题进行讨价还价。要尽量争取更多的时间。特别重要的是，你们无论如何不能首先对围剿军发起攻势，不能给蒋介石以口实在人民面前把你们说成是抗战统一的破坏者，并利用你们的行动来为他想同日人缔结妥协性和约的企图作辩解。恳请您就这个问题提出建议和作出指示。希望尽快作出答复。’” 季米特洛夫化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才形成此信，其内容显然就是请示斯大林的结果。因此，此信很快就得到了斯大林的批准。据此，季米特洛夫于11月26日以此信的内容“答复”了毛泽东。【《档案》，第19卷，第102-103页】
面对毛泽东的告急，共产国际却并不认同，反而要求毛泽东“想方设法”“拖延”以便“讨价还价”，尤其不能“发起攻势”。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特地指示“实行拖延的方针”，而项英的指导思想恰恰也是“拖”字当头，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也许是研究皖南事变，尤其是研究项英异乎寻常匪夷所思的“拖”的新思路和新视角。
1940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您的电报已收。我们的政策是：1，对我们采取温和态度，我们就准备作出一些不大的让步，如从长江以南地区撤出军队，其目的在于争取中间派，也是为了不给内战挑拨者提供借口。2，团结所有对蒋介石不满的地方集团和左翼国民党人士。”“5．准备实力，一旦蒋石发起军事进攻，要实行坚决自卫的政策。” 【《档案》，第19卷，第110页】
面对共产国际的压力，毛泽东作出两手准备：“让步”和“自卫”。
五、斯大林的态度
1941年1月14日与1月18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季米特洛夫：“我1万人的新四军，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从长江以南地区向北转移，但在途中遭到蒋介石7万军队的包围，血战了八昼夜。在1月发生的情况下，我军已被彻底消灭。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其助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被蒋介石军队俘获。”“我们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予蒋介石所实行的这种广泛的进攻以有力的反攻。”【《档案》，第19卷，第116-118页】当时毛泽东显然还以为项英也被俘虏，因此想通过莫斯科进行营救，同时也决心进行反击。
1941年1月2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仅通报给您个人，蒋介石请莫斯科将最近的事件视为地方上的军事事件，不要赋予它政治意义并广泛宣扬。他保证，这个事件不会影响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和它们今后在对日斗争中的作用。新四军的高级军官将被释放。”【《档案》，第19卷，第124页】共产国际不同意毛泽东的反击。
1941年1月21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蒋介石宣布新四军是叛军，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交付法庭审判。这些说明，蒋介石已决定破坏国共合作。我们不得不在政治、军事和组织方面采取必要的步骤。”“军事方面，决定暂时进行防御战，今后，如有必要，将采取反攻步骤，向甘肃和四川两省突破。”“请向我们介绍一下，苏联对蒋介石是什么政策，还请转告斯大林同志，望他考虑中国的局势，能否在今年秋冬或者明年春向我们提供具体的军事援助。”【《档案》，第19卷，第125-126页】毛泽东明确质疑莫斯科对蒋介石的“政策”。
1941年1月29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蒋介石在长江以北地区对我们展开的大规模进攻已经开始。我们准备进行自卫。”“新四军事件无论如何不能看作是蒋介石所说的地方事件。我们必须准备全面抗击蒋介石。今后要么是他作出让步，要么是同他彻底决裂。”“我们不得不走上决裂之路，这也是因为蒋介石对我们施加的压力已达到极限。”【《档案》，第19卷，第129页】毛泽东显然不同意共产国际对事变的立场观点，并准备“决裂”。
1941年2月4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们不应把方针建立在破裂上，相反，要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民众，竭尽共产党和我们军队的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爆发。请重新考虑一下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并将你们的想法和建议告诉我们。”【《档案》第19卷，第133页】共产国际再次反对毛泽东的“破裂”。
莫斯科对蒋介石的偏袒和支持极大地激怒了毛泽东。“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使我新四军遭受那样惨重的损失，是毛主席事先未估计到的。这使他不仅思考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而且对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有了深切认识。”【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页】胡乔木虽然没有展开细说，但明确指出毛泽东已经把皖南事变与“后期”的“左”和“初期”的“右”相联系。也就是说，毛泽东已经“深切认识”到新四军“惨重的损失”其实就是当年“左”与“右”的继续和重演，延安整风也同时向纵深发展。
确实，“喘息”政策需要依靠蒋介石，压制共产党只是故伎重演。蒋介石敢于发动皖南事变，不仅抓住了“喘息”政策当时更不能得罪蒋介石的软肋，甚至也不能排除事先就有所通气或默契的可能。
当然，“喘息”政策决不允许国共合作的破裂，更不希望国共两军火并以自损抗日力量。但“喘息”政策当时更急需蒋介石的支持，因此也更可能顺水推舟，把皖南事变视为讨好蒋介石的难得良机，又岂能支持毛泽东。
《史苑踏石》目录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