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档案 | 镇万明：如果我年轻，还要去当兵

断刺

镇万明，男，1927年1月生，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横沟桥镇长岭村镇德章（十一组）人，中共党员。1948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清剿白崇禧、两广战役、西南剿匪和抗美援朝战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二等英雄模范”称号，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2次、二等功2次，集体二等功1次，5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53年，跟随部队从朝鲜回国；1956年1月从咸宁195医院复员，被安排在官塘驿林业站，任站长；1962年，为照顾年迈的母亲和体弱多病的妻子，辞职回乡当了一位农民。

在战场上，牺牲是常有的事，刚才还是活着的，敌人一个炮弹下来，或是从暗堡里飞出一颗子弹，你可能就死了。能从战场上活着回来，很多时候靠的是运气。我可能是运气比较好的。
1927年1月，我出生在咸宁市咸安区横沟桥镇长岭村11组。那时，家里田地很少，一家人生活非常困难。1947年冬，国民党抓壮丁，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我被强行拉去当兵，虽然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但没有半点办法。
1948年底，我所在的国民党部队投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我被编入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我参加了淮海战役，经常一天要经历大小战斗多次。为了争取战机，有时一天要行军上百里，途中又累又饿，但极少有人掉队。
淮海战役胜利后，部队南下挺进大别山，在安徽省望江县整训，之后又横渡长江千里追击。我先后随部队参加了大别山行军、渡江作战、千里追击、两广战役。我虽是一名新兵，但没有一点恐惧，眼中只有火，只有炮，只有向前冲。那段日子，每一天都在路上，每一天都在跋山涉水，和战友并肩作战的经历，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在一次战斗间隙，班长拉着我轻声问我想不想入党，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想！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四班班长王志忠和机枪班班长古九庭。那时入党是秘密的，连进培训场所都需经过层层哨岗，原本3个月的预备期也被缩短了。两广战役前夜，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荣获“二等英雄模范”称号。
两广战役结束，我被编入贺龙领导的西南剿匪部队，担任班长。1950年，我随部队到达贵州省纳雍县，那里的土匪狡猾、猖獗，他们白天伪装成农民在田地干活，晚上悄悄杀害革命人士。一次，一位通信员给在当地任乡长的部队指导员送信，惨遭土匪杀害，土匪换上通信员的衣服送去假信，造成一个班的战士伤亡。当我们闻讯前去进剿时，土匪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战士们对土匪恨之入骨，但解放军的军规是不能打、不能骂，我只能带领大家进村入户逐一摸查，宣传发动，耐心做群众的工作，争取群众的信任，让他们告知我们真实消息。当时，群众对我们不是很信任，又害怕土匪报复，不敢告诉我们真实情况。我们努力宣传剿匪政策，叫他们不要怕，解放军会保护他们，取得了很大成效。
我还记得有一个村庄在山里，只有三五户人家。我们上门做工作，希望群众告诉我们，哪家有人当过兵，哪家有枪。我们进村后没有急于行动，而是帮他们干活，拉家常，慢慢地与老百姓搞熟了。有的人说张三当过兵，李四家有枪，一下子都弄清楚了。我们很快收缴了土匪隐藏的10支步枪。但我不相信土匪只有步枪，后来，我一个人进村，通过进一步了解，得知土匪的一个机枪手拜这个村庄的一个老人为干爹，经常在他家落脚。我悄悄找到那个老人，因为有纪律规定，我只能连吓带诱，套出了准确信息，在山后他家草屋的楼上，把那个土匪连人带机枪给抓住了。

在群众的帮助下，几股土匪被我们剿灭了。因出色完成剿匪任务，并缴获大批武器，我被记为一等功。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原来准备退役的我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因为我能识几个字，连里让我跟从河北通讯兵团调到我们营的老兵郑保松学通讯技术。郑保松1938年入伍，1948年入党，脾气暴躁，在上甘岭战役中，他给战场送炸药，完成任务返回时被敌人的炮弹炸死了。我们营通讯连里另外一名战士在战场上接被炸断的电线时，线不够用，为了保证通讯畅通，用自己的身体当电线牺牲了。
我和革命烈士黄继光在同一个营，同为通信员。1952年10月19日夜，他们奉命在天亮前夺取上甘岭西侧597.9高地，必须组织爆破组炸掉敌方火力点。第一、第二爆破组前赴后继，全部壮烈牺牲。第三爆破组冲上去，又被困在敌人阵地前，危急时刻，黄继光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机枪眼，为我军撕开一条血路。部队迅速攻占零号阵地，全歼敌人两个营。

我是营里的步话员，背着步话机，负责领导与战场上联络。步话机通讯受地形限制比较大，不能到处走动。在上甘岭战役中，我们被堵在坑道里，外面被敌人封锁了。我们发明了用盐放在罐头盒里，放在地上当地线的方法，保证坑道整整一夜通讯始终畅通，一刻未断，因此上级领导能及时掌握战场的情况，指令能顺利到达各连、各营、各团，为战斗胜利作出了贡献。上甘岭战役结束后，我所在的通讯连荣立集体二等功。
1953年，我跟随部队从朝鲜回国，分配在咸宁195医院，1956年，我转业后安排到高桥林业站任站长，后又调任官塘驿林业站任站长。在官塘驿林业站任站长期间，我大哥、二哥相继去世，家中再无一个男劳力，为照顾年迈的母亲和体弱多病的妻子，养育三个幼小的儿女，我辞掉站长职务于1962年回家务农。
近10年的部队磨炼，我学到了一些文化知识。回乡后，乡亲们一致推荐我当村里的会计，负责生产队的账目和分发粮食。50岁时，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婿相继去世，只留下几个嗷嗷待哺的孙辈。两个儿子去世后，儿媳都没有改嫁，把5个孙辈拉扯大。
年纪大了，我独自一人住在半砖半土的老房里，周围的老屋相继闲置、垮塌，邻居全部搬走，我从没有跟人提及自己无钱、无力整修老房的话，后辈们生活不容易，我不能给他们添负担。部队首长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出示过《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革命军人家属优待证明书》，请当地人民政府根据优待军属条例及家庭实际情况，对我予以适当照顾，但我一直把它压在箱底，想起身边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连命都没了，我怎能再向组织提要求。
我现在只想说，如果我年轻，还要去当兵！
（来源： 咸安区档案馆（咸安区史志研究中心） 编辑：孟涵 责编：陈妮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