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导师乔纳森·科尔(Jonathan R. Cole)教授的新书——《更光滑的鹅卵石:科学社会学论文集》(Smoother Pebbles: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科尔是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罗伯特·默顿教授(Robert K. Merton)的弟子,在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和建制化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曾在1989-2003年期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务长和各学院总院长(provost and dean of faculties),也就是大学的首席学术官(chief academic officer),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学管理者之一,塑造了哥伦比亚大学乃至其他大学的学术格局。近年来,他更成了捍卫大学最重要的声音之一。
1938年,默顿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公开发表,开辟了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科学的先河。在其后相当一段时间,他转向了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等研究领域,致力于建构社会学的“中程理论”,并提出了诸如“有目的的社会行动的意想不到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焦点访谈”(focused interview)、“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等概念。1957年,默顿在美国社会学协会年会发表了题为“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科学社会学的一章”的会长演讲,宣布回归科学社会学的研究。
除了默顿的专著《科学社会学》,他的学生的专著包括科尔兄弟的《科学的社会分层》(1973年),朱克曼的《科学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1977年),朱克曼、科尔和约翰·布儒尔(John T. Bruer)编辑的论文集《外圈:科学共同体中的女性成员》(1991年),斯蒂夫·科尔的《制造科学:在自然界与社会之间》(1992年),托马斯·吉伦(Thomas F. Gieryn)的《科学的文化边界:信誉岌岌可危》(1999年)等。默顿去世后出版的《Serendipity一词的旅行和冒险:一项关于社会学语义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The Travels and Adventures of Serendipity: A Study in Sociological Semantics and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与艾莉·诺巴伯[Elinor Barber]合作,2004年),则是一部基于语义学的科学社会学著作。
当然,“默顿学派”或者“哥伦比亚学派”同样对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兴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些“更光滑的鹅卵石”
《更光滑的鹅卵石》全书680页,收集了34篇论文,除了一篇是科尔的哥哥的论文外,其余都是他本人以及合作的论文、专著章节和其他文章。全书追溯了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和建制化的过程,既有理论也有实证,既有核心问题又涉猎广泛。在芝加哥大学统计学家(Stephen M. Stigler)看来,科尔为本书撰写的前言,既是回忆又解释了为什么这本论文集会包括不同主题的论文。其实,本书堪称科尔对自己学术生涯的总结。
麻省理工学院的苏联、俄国科学史家洛伦·格雷汉姆(Loren R. Graham)评论说,《更光滑的鹅卵石》不仅让读者了解了科尔对科学社会学的巨大贡献,也让读者追溯了他50多年来观点的演变。的确,科尔不仅在“哥伦比亚学派”发展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这些论文,而且对更广义的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进行了探讨。比如,他承认,“哥伦比亚学派”也许过于关注科学精英,也没有花更多的精力讨论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
从1970年代中期起,“哥伦比亚学派”受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建构主义等的冲击。科学社会学将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建制,从科学共同体的结构、规范、价值观的出发,考察科学家的行为以及科学发展和技术突破如何影响科学的社会组织和奖励系统。受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的影响,主要来自欧洲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建构主义的学者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社会学的分析,致力于打开知识制造过程的“黑箱”。他们认为,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科学家创造知识的过程受制于社会因素。这些学者还对“哥伦比亚学派”及其追随者所推崇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取向持高度批评态度。对此,默顿及其学生基本保持了沉默。
科尔特别提到,他哥哥斯蒂夫·科尔1992年出版的《制造科学》,其实是直接针对这些欧洲学者的。在接受社会学变量在科学发现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观点的同时,斯蒂夫认为,社会建构主义者未能在这些社会学因素与理论或实验科学工作具体结果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因果关系。斯蒂夫试图用他们兄弟都致力研究的科学共识和他自己提出的知识的“核心”和“边缘”(core and periphery)的概念,来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我们都熟悉牛顿的一段名言:“如果说我能够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1965年,默顿出版了一部书信体的专著——《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专门探讨这句名言的由来及所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他还独创了OTSOG这个缩略词。在他看来,牛顿这段话(事实上,牛顿并非这段话的首创者)蕴涵着如下意义:第一,一个人的成功受惠于公共知识的遗产;第二,科学成就在本质上建立在合作和积累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