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郑伯克段于鄢——中国第一个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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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郑伯克段于鄢》出自《左传》，是《左传》的第一篇。《左传》是对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纲目的详说。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个历史故事。

关于这件事，《春秋》只用了6个字“郑伯克段于鄢”，而《左传》讲这个故事，用了726个字。

郑国的国君郑武公娶了申国的贵族女子，叫武姜。武姜生了两个儿子。生大儿子时不顺利，叫“寤生”，寤生究竟是怎么回事，众说不一，寤就是睡醒，这里的寤，应该是指武姜昏过去又醒来，疼得死去活来。古代女子生产如同过鬼门关，出现难产很常见，很多人为此送了性命。总之，因为大儿子难产，武姜给他起名叫寤生，感觉是要纪念这一场刻骨铭心的痛苦，当然也就不喜欢他。过了三年，小儿子段出生，武姜更喜欢小儿子。

好，这个时候一声哨响，开始了大儿子队与小儿子队的一场球赛。这场球赛，时间长达33年！

第一次进攻由武姜带领小儿子队发起，她多次要求丈夫郑武公，立小儿子为储君。郑武公明显是大儿子队的守门员。他拒绝了武姜的要求，扑出了武姜的首次射门。然后，郑武公就下场了。大儿子即位，就是郑庄公。这一年，大儿子16岁，小儿子13岁。

武姜的第二次射门转眼来到。她替未成年的小儿子要“制”这个地方。制邑，是从前东虢国的首都，地势险要。庄公说，不行，那个地方太危险，别的城池都行。

武姜马上补了一脚：那“京”总可以吧。京邑是郑国第二大的城池。这次庄公同意了，于是段就成了京城的主人，被称为京城大叔。双方算打了个平手。

可是大儿子队的教练组有人不干了。有个大臣叫祭仲，他去对庄公说：制度规定国都的城墙不能超过三百丈长，而别的最大的城池，不能超过都城的三分之一。现在京城肯定是超过尺度了，将来您会很麻烦哪。庄公愁眉苦脸地说：有什么办法呢？我妈她想要。祭仲说，夫人的愿望很难满足啊——暗示她的终极目标是让小儿子当国君。庄公这时说了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等着吧。

这时的小儿子队，真是意气风发。大叔段独立策动的第一次进攻，先是要求西部与北部的领土“贰属”，就是接受庄公与大叔段的双重管辖。

于是一位大儿子队的教练发言了。他叫公子吕。公子吕属于喜欢放狠话那种，上来就说：天无二日，国家也不能有俩国君。您如果不会传位给令弟，那就现在除掉他，免得有人生出二心。庄公还是那样：不用不用，等着吧，他会自己走向灭亡的。

大叔段得手了西部北部边境后，得寸进尺，直接要将两个地方收归己用，而且范围越扩越大，快到达郑国东北部的廪延了。公子吕急了，再次进言：可以啦可以啦，再不动手就来不及啦。庄公呢，还是老神在在，说，我这老弟，不守君臣道义，也不顾念兄弟亲情，地盘大有啥用，最终必然崩溃。

终于，大叔段准备好，城郭修好，兵精粮足，即将向国都新郑发起总攻。更给大叔段勇气与自信的是，妈妈武姜打算给他的军队打开国都的城门。可惜，庄公一直盯着他呢。知道准确日期之后，庄公说，可以下手了。公子吕你不是着急吗？就由你带领两百辆战车去讨伐大叔段所在的京邑。结果，公子吕军队一到，京邑的百姓就叛变了大叔段。大叔段就往他曾经管辖的西北边境逃跑，到了鄢这个地方。庄公一直将大叔段逐出国境，逃到了郑国北面的共国。在现在的地图上，共叔段就是从郑州市的西南方向，逃到了新乡市的北面。

咱们说这一段故事，不过几分钟时间，而且原文情节那么紧凑，叙事那么惊险，感觉像是一年半载内发生的事儿。事实上，从庄公即位，到共叔段出逃，足足用了22年！

《左传》讲到大叔段出逃，突然停下了笔触，转而解释《春秋》上的“郑伯克段于鄢”，为什么用这六个字。

《左传》说，首先共叔段肯定有错，不守君臣道义，不顾兄弟情义，所以史书上不叫他“弟弟”，而是把兄弟俩的争斗当成两个国君之间的战争，因此用“克”字。其次，叫郑庄公为“郑伯”，是讽刺他没教好弟弟。

为什么《左传》要停下叙事来讲这么大一段议论呢？感觉像是《法治进行时》，主持人突然插入了一大段法治教育。《左传》自有它的道理，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跟庄公的自我认知，还有同时代人的看法，有着很大的关系。

1923年在河南新郑“郑公大墓”出土的莲鹤方壶（河南省博物院藏）/视觉中国供图

贰

好，咱们继续看故事的发展。

弟弟跑到外国去了。母亲怎么办呢？庄公把母亲武姜安置在“城颍”，这个地方在郑国的南方边境，跟共叔段逃往的共国，那是南辕北辙。我一查，现在走高速，也有212公里。东周当时的人得走半个月。

而且，庄公立下了誓言：“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就是说，到死也不会再会面了。这个誓是发给谁听的呢？不是武姜，也不是共叔段，而是郑国的臣民、外国的观察家们。庄公这么做，固然宣泄了他对母亲多年的不满，但对于春秋时代普遍强调的伦理大义来说，这样做是有大问题的。庄公放纵共叔段做了那么多违反君臣兄弟伦理的事，就是为了让他充分地“多行不义”，将来收拾他才可以名正言顺。但即使如此，庄公仍然遭到了当时与后世史家的严厉批评。

然而，过了不久，庄公就后悔了。后悔什么？是后悔再也见不到武姜，还是将武姜流放到城颍这事欠考虑，损害了自己的名声？《左传》没说，咱们也不妨存疑。看看后悔的庄公有什么办法没有。

这个时候一位重要人物登场了，他叫颍考叔，是管理颍谷边疆事务的官员。他听说这件事，就跑回国都来送礼物给庄公，其实就是找个借口面见庄公。庄公赐宴作为回报，颍考叔吃的时候，不肯吃肉，把肉都留着。当时肉还是比较稀罕的食物，不是谁都能吃得上的。庄公就问颍考叔为啥不吃肉，颍考叔说，家有老母，吃过我供养的各种食物，但没有吃过国君享用的肉羹，请允许我把这肉羹拿回去送给母亲。庄公感慨说：“你有母亲可以留肉汤给她吃。偏偏我就没有！”颍考叔明知故问：“敢问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庄公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并告诉他自己后悔了。颍考叔回答说：“国君您有什么可忧愁的呢？您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黄泉不就是指地下的河流吗？只要咱们挖条地道，一直挖到地下水涌现，那您和母亲就在这个有‘黄泉’的地道里见面，谁又能说您没有遵守誓言呢？”庄公立即听从了他的意见。

地道挖好了，庄公进入地道时，赋诗道：“大地道之中，心里快乐啊多么融融！”武姜从地道出来时赋诗说：“大地道之外，心里快乐啊多么畅快！”于是两人又恢复了母子关系，如同当初一样。

显然，颍考叔在这个故事里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伦理角色，他孝顺自己的母亲，同时在外人看来，也引发并成全了庄公的孝思。是他挖地道的建议，给了一个非常狗血的母亲偏心小儿子欺负大儿子、大儿子反杀母弟的伦理悲剧以相对圆满的结局。

但是我不免怀疑，整个戏码都是郑庄公一手安排。颍考叔是他安排的，从不相干的地方到国都，君臣装模作样地演了一场煽情戏，目的是给郑庄公一时激愤立下的誓言补锅，也给郑庄公一个台阶下。至于武姜，她可以从城颍边境回到国都，可以“遂为母子如初”，恢复失去的名分、地位与待遇，她当然愿意配合庄公演一出好戏。

叁

公元前761年，郑武公从申国娶了武姜。《郑伯克段于鄢》开端的那句话“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看上去平平无奇，只是说郑武公娶了一个别国的贵族女子。武姜对于大儿子小儿子的偏心失衡，是郑国内乱的祸因。可是，我们想想，武姜又是要求小儿子即位，又是向大儿子为小儿子要这个城邑那个城邑，她哪儿来这样的底气呀？

注意，武姜来自申国。申国是什么国？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宠信褒姒，废王后申氏与申氏生的太子宜臼，进而废去王后的父亲申侯的爵位。申侯于是联合犬戎，进攻西周都城镐京，杀死了周幽王，灭亡了西周。

郑桓公在此之前就已经看到了西周的衰微，已经动手将郑国百姓向洛水东部迁移。但在镐京之乱中，郑桓公与周幽王一道被乱兵所杀——申国是郑武公的杀父仇人呀，他为什么要从申国娶自己的夫人呢？而申国的武姜来到郑国，又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面对郑国的君臣百姓呢？

后世的历史学家推断，申国应该是西周王室与戎狄部落的纽带国家，对于西周的稳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申国联合犬戎灭了西周，但东周的创立者周平王母亲是申国女子，申国在东周初期仍然是重要的诸侯国，郑国与之保持密切的婚姻关系，也就不奇怪了。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推导出，武姜嫁入郑国，是申国势力向东的一种渗透。那么武姜对郑国政事的干涉，就不再是很多前人评论的那样，纯属武姜的任性，如果武姜真能扶持自己喜爱的小儿子成为郑国国君，整个东周的政治格局将为之一变。

因此，从锐意东迁的郑桓公，到底定新邑的郑武公，再到小霸诸侯的郑庄公，三代人孜孜以求的，小里说是郑国在东方的立足，大里说，是周室在东方的重整。而整个周朝，最根本的制度就是宗法制度，无比强调伦理秩序，即后来孔子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君要有君的样子，遵守君的行为规范，臣要遵守臣的行为规范，父子都应该遵守各自的行为规范，同时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履行好各自的义务。

郑庄公为什么要放纵弟弟的犯上？因为从武公到庄公，都不能容忍申国的武姜对郑国内政的干涉，但庄公必须要有足够的理由与罪名，才能合理合法地铲除武姜试图推出的新君共叔段。就算已经成功地铲除了共叔段，申国仍然是重要的同盟国，武姜与庄公仍有着母子名分，长期的隔离与放逐，不利于郑国的兴起与伦理秩序的重整。

郑庄公的政治手法其实前后非常相似。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推拉”，对共叔段，他先放纵弟弟的悖谬行为，借以激起大臣百姓的同仇敌忾之情，再以雷霆万钧之势翦除共叔段的势力，并将其放逐于国门之外；对武姜，先将其安置到边境以打压其气焰，又通过一场伦理亲情的地道大戏请回武姜，既维持了孝子名声，又收服了武姜。

从扮演一个懦弱的儿子、兄长与君主，郑庄公用了22年。三千年后，我们重读《郑伯克段于鄢》，再来看郑庄公的所作所为，不能不说，为了周室伦理秩序的重整，为了能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范，郑庄公真是费尽了苦心。《郑伯克段于鄢》这726个字折射出的时代与历史，远不像表面上的伦理剧情那样简单温馨。

《羊城晚报》2024年11月29日A7版

文｜杨早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