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威尔逊：从蚂蚁社会到寻找万物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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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生物学家爱德华 · 威尔逊（Bob Sacha/onearth.org）】

如果非要给爱德华 · 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贴个标签的话， “演化生物学家” 就很不错；但是 “社会生物学家”、“终身博物学者”、“多产作家”、“倾尽心血的教育家” 或者 “高调的公共知识分子” 大概也同样适用。但是在这一切广泛而深刻的贡献之中，威尔逊的名声和大部分伟大的想法都是建立在他对蚂蚁的研究之上，其中最著名的又莫过于他对蚂蚁通讯和蚁群社会结构的相关发现。

达尔文才是那个改变了一切的人，他比哥白尼更伟大

当我跟上他的步伐、正准备自我介绍的时候，他正好俯下身去，从花园的小土路上捡起一只蚂蚁，念出了它的拉丁学名，像个热爱蚂蚁的小男孩一样天真快乐。他转过身对我说： “我想我得留着这一只。等我去拿个小瓶装点酒精把它放进去。”

目睹此景的人很可能会觉得，威尔逊虽然是他那一代人里最有活力、也最多产的生物学家之一，但也渐渐失了锐气，转而过上了更安宁、更接近退隐的生活，安于 “德高望重的科学家” 这一身份而把主要精力花在支持和鼓励其他人的工作上。而他收集虫子的行为也容易被人误以为是兴趣爱好，是对往昔野外工作的怀旧而已。

但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威尔逊就驳倒了我的这种看法。仔细审视那只蚂蚁之后，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感兴趣的 “不仅仅是蚂蚁本身”，而他之所以不远万里来到莫桑比克的戈龙戈萨国家公园，是与他探索了几十年的很多想法和主题密切相关的。事实上，所有他做过的工作，几乎都离不开这些主题。

他说的没错。就在我们坐在野营椅子上，聊着蚂蚁、环保还有无数其他话题的时候，在相距半个地球之远的地方，一场辩论正在演化生物学家之间掀起风暴；这是几十年来该领域里最激烈的辩论之一——而威尔逊正置身这场风暴的正中央。纽约普拉特学院的一位生物学家克里斯托弗 · 詹森（Christopher X J. Jensen）在他的博客里写道，这场辩论简直就是 “一场科学群架”。 而这场辩论的潜在意义也是深远的，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将如何理解我们自己、理解我们行为的动机，特别是如何看待人性中的自私和无私行为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

【威尔逊感兴趣的 “不仅仅是蚂蚁本身”，他做过的所有工作，都指向一个目标：改变人类的自我概念（图片：forhumanliberarien.blogspot.com）】

这当然不是围绕威尔逊展开的第一次大辩论。20 世纪 70 年代曾爆发过一场更大的争论，那时他写了 3 本里程碑式的著作，详尽阐述了他对社会生物学的观点：《昆虫的社会》，《社会生物学》，以及《论人的本性》。贯穿 3 本书始终的观点是：我们的基因不但决定了我们的生物形态，还帮助塑造了我们的本能——包括我们的社会性以及很多其他个体特性。

这些主张招致了大量激烈的批评，社会科学的每一个领域都没缺席，甚至还包括演化生物学界的一些著名专家，比如他已故的哈佛同事斯蒂芬 · 杰伊 · 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后者参与领导了对威尔逊的指责。

威尔逊把社会生物学定义为 “系统地研究一切生物的一切社会行为背后的生物学基础” 的科学。古尔德在 1986 年写了一篇名为 《纸箱达尔文主义》 的散文，刊于《纽约书评》上；文中狠狠地嘲笑了威尔逊的思想和他所谓的自大，说威尔逊意欲 “实现自弗洛依德以来的关于人类本性思考的最伟大革命”。对此，威尔逊显然至今还不能释怀。

“我觉得古尔德是在装腔作势，” 他对我说， “我想他……是希望以科学家和作者这两个身份都赢得名声和信誉，而他一贯的做法却是扭曲其他科学家的观点，然后反驳这些被扭曲的见解。” 不过很容易想象，威尔逊之所以怨恨古尔德，私下里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把他和弗洛伊德相比，而不是和他的偶像达尔文相比。在威尔逊的眼里，达尔文是 “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达尔文才是那个改变了一切的人，包括我们自我认知；他比哥白尼更伟大，” 威尔逊对我说， “这家伙一次又一次地正确，简直有点恼人，就连他只有很少的证据时，也能提出正确的想法。” 追随达尔文的榜样，威尔逊毕生的工作也都指向了改变人类的自我概念这一目标。

【［左］身着童子军队服的威尔逊；［右］威尔逊和他父亲，爱德华 · 威尔逊一世（achievement.org）】

这整个理论都误入了歧途，早该面对根本性的改革了

威尔逊的思想在今天已然成为主流，这在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史前猿人到法国大革命》里得到了充分的阐述。 “人类的社会属性并非经由历史或者文化而习得，而是深深刻在人类的天性之中的。”

但眼下的争执则缘于威尔逊试图推翻传统科学观点的另一次叫板。40 多年来，演化生物学一直被所谓 “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的学派所主导。这个学派假定，一些物种演化出合作行为以及复杂劳动分工，这是一种近亲之间的繁殖策略。换言之，自我牺牲和其他种种利他主义实际上背后的动力都是有些冷酷的自私计算：有亲缘关系的个体如果互相合作，就能帮助自己的亲戚成功繁殖，也就能让自己和亲戚共享的那些基因更易流传。

这个观点于 1964 年由英国演化生物学家威廉 · 汉密尔顿（William D. Hamilton）以一个著名的数学公式正式确立，这就是所谓 “汉密尔顿不等式”： Rb > c ；其中， R 代表个体和亲戚间亲缘关系的远近， b 代表亲戚获得的遗传利益， c 代表个体因帮助亲戚所付出的代价。亲缘关系系数 R 乘以亲戚获得的遗传利益 b 的值，必须比个体付出的代价 c 大才是划算的，这样的行为才会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

但威尔逊认为，这整个理论都误入了歧途；而这个所谓的根本概念——对我们如何理解人类本性有重大意义的概念——也早该面对根本性的改革了。

2010 年 8 月的《自然》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是威尔逊、马丁 · 诺瓦克（Martin A. Nowak）还有科琳娜 · 塔妮塔（Corina E. Tarnita），后两人都来自哈佛大学。这篇题为《真社会性的演化》（ The Evolution of Eusociality ）的文章掀起了滔天巨浪，因为此文对近亲选择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内含适应度”（Inclusive Fitness）——展开了正面猛攻。

这篇文章运用了大量的数学工具，结合演化博弈论与种群遗传学，论证：要解释真社会性，并不需要用到雌蚁姐妹间亲缘关系很近这一事实；实际上后者根本就不是前者的原因。文章还指出，汉密尔顿不等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根本就不成立。至于社会性和利他行为产生的真正原因，则是威尔逊过去一贯的主张——巢穴。许多个体同居一处并形成分工，这在很多情况下都有利；而这样的合作并不是因为个体间的亲缘程度而产生的。作为佐证，文章指出，自然界很多亲缘关系极近、甚至根本就是采用克隆生殖的物种，并没有产生真社会性；相反，一些在亲缘关系上并无特殊之处的物种却反而有高度发达的真社会性。

【威尔逊、马丁 · 诺瓦克还有科琳娜 · 塔妮塔在 2010 年 8 月的《自然》期刊上发表的《真社会性的演化》/harvard.edu】

全文收尾用一句极富争议性的话，把人类也拉下了水： “我们此处并未讨论人类社会行为的演化，但人类社会中很多现象确实和动物界社会性的演化场景颇有相似之处，我们认为这很值得深究。” 在此之前，关于人类社会的演化全都聚焦在大脑的生长发育，很少考虑是不是存在某些 “社会基因” 给人类走向文明（或者利他主义）之路上好了发条。但是威尔逊和他的合作者却暗示，这样的基因很可能是存在的。

来自演化生物学界的抗议是极其猛烈的，其中不乏像理查德 ·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还有罗伯特 · 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这样的大人物，甚至还出现了难得一见的人身攻击。《自然》杂志随后发表了好几封读者的来信批评，其中一封有 137 位科学家签名，还有一封说原文作者的发现 “在很大程度上文不对题”。其他地方的评论者则声称这篇文章要不是挂了威尔逊的名字，根本就发不出来。甚至有一位评论者认为威尔逊是 “老糊涂了”。

但威尔逊他们却始终不肯让步。他们在对批评的公开回应里声称， “内含适应度理论面对真社会性的演化以及其他现象，不但并非必须，而且毫无用处。” 塔妮塔在一封致笔者的信中说： “身为一位数学背景的研究者……这种程度的反驳可无法说服我，除非是有同样来自数学角度的反驳作为依据。但迄今为止我还没见到这样的驳论。”

要回答人性的根本奥秘，答案只能在科学里找到

威尔逊说，这个新提出的演化模型把演化学界 “从亲缘选择的狂热泥沼中拽了出来”，他还自信地预言，一场范式革命很快就要到来，它将促使遗传学研究去寻找那些 “扳机” 基因，正是这些基因在极罕见的情况下促使蚂蚁这样的生物演化出了复杂的合作形式。

一个鸿蒙未辟的领域，正等待第一个理论来开天辟地，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吸引我了，威尔逊曾这样写道。

他的下一本书暂名为《社会如何征服地球》（ 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 ），准备在 2011 年 4 月出版（amazon上已经有售）。这本书里的观点，威尔逊已经酝酿了 10 年之久，其间援引了许多领域的一手文献来完善他的想法，从分子遗传学、生态学、人类学到认知科学，无所不包。在书中他会提出一个理论来回答他心目中“生物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为什么生命历史上会有那么二三十种生物达成了伟大突破，建立起高度复杂的社会形态。在他看来，真社会性物种“绝对是生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物种”。人类当然算得上成功，毕竟人类已经彻底地改变了环境，占据了独特的主宰地位；不过要是按照其他一些标准，蚂蚁可能要更加成功。

【威尔逊和他的作品《论人性》一书的封面】

威尔逊宣称，这本新书将是他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将不限于讨论演化生物学，而是会一路扩展到了人文领域，大有挑战之势。他给我简述了书的部分内容，其中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宗教组织，比如说他把《新约 · 启示录》形容成 “一个患妄想症的精神分裂者，想到什么就写下什么” 的产物。对于哲学他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认为一代代的学生都试图弄明白苏格拉底、柏拉图、笛卡尔对于人性的观点，但这几乎毫无用处，因为过往的哲学都是基于 “对人脑的错误模型” 之上的。

而要回答这些人性的根本奥秘，答案只能在别处找到——在科学里，尤其是在遗传学和演化生物学里。

至于到底是什么使得南方古猿属变成了人属、最终演化成现代人类，威尔逊的理论援引了很多人类演化的重要观点。长跑的能力，手眼协调与最早的武器制造，非洲数万年间的气候快速变化，种种因素均有可能。在这段时间里，人类还变成了懂得合作的猎手并以肉为主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食谱，并催生了更强大的大脑。

这些观点单独来看，无论哪一种都不能让他满意。不过如果全放在一起，这些因素就指向了一个共同的前提——围绕固定营地而形成的早期社群。

威尔逊的 “营地” 理论把人类和那篇《自然》文章里讨论的其他物种一下子联系了起来，帮助他把人类和其他那些跨越了 “演化瓶颈”、进入高度复杂社会形态的物种归成了一类。而所有这些物种的轨迹也可能是类似的——先是自由组合的种群内部形成了小圈子，然后是那些有利于真社会性形成的 “前适应” 特征（比如营地的发明）逐渐积累起来，最后就是真社会性的等位基因流传开来、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基因可能是促成了一些新的行为来达成真社会性，比如共同抚养孩子；也可能是压制了一些旧的、反社会的行为。剩下的，就该轮到遗传学家去研究到底多少基因参与了真社会性的构建，并找到这些基因。

“但我不在乎，我对我的理论和阐述就是这么地有自信。”

但是故事并未在此结束。在他的新书中，威尔逊指出是两种对立的力量在驱使着人类的行为——群体选择和个体选择，二者同时发挥作用。 “群选择带来美德，而与之竞争的个体选择带来罪恶，当然这是过度简化了。一言以蔽之，这就是人类的处境。”

在一次电话采访中他说： “一个群体内部，自私者更容易成功。但在群和群之间的竞争里，利他者组成的群更可能获胜。另外，人类里的一些群体会使其他群体改换观念，从敌人变成盟友，这个趋势是受群选择偏爱的。” 他补充说，接纳新来者并形成联盟已经成为了人类的一项基本特征，因为 “这样更容易赢”。

亲缘选择可以解释亲属间的裙带关系，但难以解释更复杂的敌对和联盟，而人类历史上这样的结构俯拾即是。如果威尔逊是对的，那么人之所以会滑向种族主义和部落主义，完全可以解释成是我们遗传天性的反映；但是利他精神、合作和建立联盟的能力也可归结到遗传天性。难怪威尔逊对很多事情都一直保持乐观——如果这些好的特征确实写在了我们的遗传密码里，我们也许有朝一日能找到办法来强化它们，建立起有生命力的联盟，并且逐渐让联盟变得更大、更富有包容性。

威尔逊说，等书出版的时候，他料想主流生物学界会有一批人群起而攻之。但他同样确信，转而接受他看法的人也会有很多。 “很快我就要成为众矢之的了，” 他大笑着说， “但我不在乎，我对我的理论和阐述就是这么地有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