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3日,联合国气候峰会即将在纽约开幕。媒体大多依然在争辩人因气候变化到底有没有发生这个老套话题,但其实科学界对它已经达成了相当普遍的共识——也许是时候看看那些我们还不确定的领域了。
气候大会即将召开 有关气候问题的十大争议!
1 核能:是许诺,还是威胁?德国米尔海姆-凯里西核电站,仅仅运行了三年就因为担心地震风险而停用。摄影:Wolkenkratzer/CC BY-SA 3.0 大多数人都觉得应该用清洁能源取代化石燃料,但是核能在清洁能源中的角色,却是一个依然争执不休的话题。 核熔毁的风险,长期低水平辐射对工人和周围居民的威胁,还有核废料处理问题,这些是建造新核能发电站的主要障碍。高成本、长建筑时间、政府对责任保险的评估、以及核武器扩散并被恐怖分子利用的风险,也是人们担忧的对象。 在二十一世纪初,到处都是"核能复兴"的言论,一时间新核电站的建设有所抬头。但是到了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许多国家停止了新核电站的建设,甚至关掉了现有的反应堆。 有趣的是,一些保守派和私企加入了支持"绿色"、反对新核电站的左派阵营中。自由主义倾向的卡托研究所告诫人们警惕核能这一“风险行业”,它认为核能会增加政府担保贷款,而且建设成本超支也会最终靠民众来买单。由于政治上反对政府大量投资,属于保守派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和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人》杂志都建议核能在能源中只能扮演次要角色。 然而现在人们的思想开始转变,特别是很多美国、英国的知名气候学家,以及原先的反核人士、现在开始相信没有其他选择。太阳能、风能这些可再生能源,发电过于断断续续、无法接受;而水电和地热发电则受地理因素限制,规模也不能无限扩大。同时,全球经济发展每年所增加的电力需求,相当于整个巴西的供电量,这些需求必须得到满足。 支持核能的人认为,世界顶尖设计的反应堆实际上可以靠核废料运行,也能消除核熔毁的威胁。另外,核能是所有主要能源中,每单位电力导致事故死亡人数最小的发电方式,甚至比太阳能还要低。三里岛核事故中因辐射导致死亡人数为零,福岛事故官方报告也认为没有任何人因为遭受辐射而死。 了解更多:大型反核宣传组织有绿色和平(Greenpeace)、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核裁军运动(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也有一批知名环境主义者写过很多著作大力支持核电,比如乔治•蒙比奥特(George Monbiot)和马克•莱纳斯(Mark Lynas)。2013年纪录片《潘多拉的应许》(Pandora’s Promise)清晰直观地解释了挺核派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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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球工程:有用的缓和工具,还是“一切如常”的借口?这些水汽是否有助于阻碍全球变暖?摄影:Arby Reed/CC BY-NC-SA 2.0 与不经意间向大气中排放碳的行为不同,地球工程是对地球自然系统进行的大规模、有计划的干预。地球工程被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研究日益深入,现在已有一系列技术。太阳项目可能通过化学手段提高云的反光能力,或者通过构筑太空反射镜来反射阳光。我们也许也可以通过大规模新种植森林(是真的真的很大规模),或往海洋中添加营养物质来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某些具体项目的风险,以及对整个地球工程理念的怀疑,引发了许多人的担忧。一些人担心,哪怕只是开展地球工程研究,实际上已是在将地球工程的观点合法化。我们也可能质疑地球工程的支持者们的动机何在:为什么他们对社会变革那么谨慎,对用技术修复地球则不然?就像2008年道格·帕尔(Doug Parr)所认为的,地球工程旨在修复自然而非改善社会,实际上是“表达了政治上的绝望”。 为顾全地球工程的道德及政治性质所做的努力,已在所谓《牛津原则》和最近的《柏林宣言》中建立起来。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场学术和政治仪式,公众的讨论有限——尽管《柏林宣言》还是通过《Vice》杂志发布的。目前人们存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担忧:公众参与也许只是走个公关形式让地球工程合法化,而不开展公开讨论。按理说,要在地球工程的议题上开展健全的公共讨论,我们也需要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展开讨论才对。我们是否准备好了?还未可知。 了解更多:皇家学会2009年的报告依然是很好的入门读物,今年年底美国国家科学院也将出具一份报告。怀疑论者的观点可以参见博客“不情愿的地球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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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气候金融:派对结束时,总得有人买单曼谷洪水中的小贩。摄影:Siriwat Saisoonthorn/CC BY-NC-SA 2.0 关于气候金融的争论,最终都是围绕这两个问题:谁将为气候变化负责,以及谁会为此买单。到底要花多少钱,不同的估算给出的差异很大,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规模,比起已经承诺、已经拨款用来处理问题的金额相比,要大得多。 “南方中心”,一家发展中国家智囊团,综合了多方面评估,并考虑到了面对气候变化的缓解和适应措施,发现气候金融的必要核心开支为一年6000亿美元到1.5万亿美元不等。 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发达世界承诺在2010年到2012年期间投资300亿美元,以表诚信姿态,这笔钱称为“快速启动”资金,并且同意至2020年达到每年100亿美元。但是,到目前为止,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的柜子里还是几乎空空如也——除了韩国政府为该基金仁川办公室支付的4000万美元的管理费用之外。 国际发展组织乐施会(Oxfam)公布,去年发达国家声称的气候融资捐款总计为163亿美元。然而,如果排除那些将来还要偿还的贷款,只计算无偿援助,这个数字将会降至为76亿美元。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承诺资金已经呈平缓甚至下降趋势,许多国家仅仅是将原本的发展援助贴上气候融资的标签而已。 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将承诺的公共基金稳步转移成私人募捐,以完成1000亿美金的哥本哈根承诺。已经到位的公共基金将会促进私人的投资。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则更关注资源的“国家所有权”的缺失——所谓国家所有权,指的是在遵照国际规章的前提下,本国和当地政府应该有权决定哪些项目能够在他们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进行,以及管理资源应该如何分配。然而以此为名义让当地政府直接掌握这笔资金,或者“改良”的直接掌握——将资金管理权进一步下放到基层,已经成了整个模式的巨大障碍。美国尤其不愿意支持这种运作模式。 发达国家也一直在对新兴经济体施压,迫使后者承诺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是金砖四国——巴西、印度、中国以及南非甚至拒绝讨论这一限额,除非发达世界先达成它们的气候融资承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认为工业化国家在导致气候危机的问题上扮演者主要的角色,他们应该为此承担经济责任。所有这一切使其更难于2015年12月在巴黎达成新的全球气候协议。 了解更多:请访问绿色气候基金会的网站;要讨论气候金融的地缘政治,可参看奥地利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路易·戈梅兹-埃彻沃里在《气候政策》上发表的综述。气候金融观察组织“气候市场”有一系列评论文章和视频,乐施会也从第三世界视角紧密关注这一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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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星界限:我们应该把线画在何处?空中俯瞰安第斯山脉。图片来源:NASA 2009年,一群地球系统科学家建议构建一个名为“行星界限”的新构架,致力于综合地考虑人类对环境方方面面的影响,从气候变化到生物多样性丧失。他们希望建立一套简单易懂的指南,告诉人们,“人类的安全操作余地”还剩下多少。一旦越过了这个界限,那就可能要面对“不可逆的、突然的环境变化”,将会让这颗行星变得大大不适合人类居住。 来自斯德哥尔摩应变中心的约翰•罗克斯特伦(Johan Rockström)和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威尔•斯特芬(Will Steffen)领导了这批研究者,他们制定了9条界限。现在的地球,似乎已经跨越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损失和氮循环(但不包括磷循环)的界限了。 很多组织对此表示支持,然而这一方法仍引发了争论——特别是,这些界限到底是代表了硬性的、永久性的人类社会发展上限呢,还是更接近于一种模糊的经验规则。 一些人对于这个概念所暗示的全球性管制感到不安。另一些人则担心这个概念有点马尔萨斯主义——行星界限会限制人口和资源,从而限制发展。 有很多自命为“生态现代主义者”的人,比如位于美国环境组织“突破研究所”(Breakthrough Institute),不认为限度会对人类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毕竟历史上我们面对障碍总能找到办法解决它;他们也不认为“环境承载上限”这样的概念可以应用在人身上。 “自从人类发现了火,而且学到了集体狩猎和社会学习等协同系统带来的好处以来,人类就不再像其他物种那样,受到经典的自然物理限制。人类独有的诸多系统,为人口增长和繁荣设下了更广泛的限定。”生态学家尔勒•埃利斯(Erle Ellis)如是说,他是突破研究所的成员。 了解更多:《自然》有一期特别版对该话题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包括很多没有参与原论文的研究者的评论。斯德哥尔摩应变中心的网站上有相关视频和许多进一步研究的链接。另一方面,埃利斯为突破研究所写的文章《回不去的星球》中,也有一系列拓展阅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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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补偿与交易:多种点树能救我们吗?如果碳排放也能像天主教赎罪券那么容易解决就好了……图片来源:The Sale of Indulgences, by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在气候讨论中人们普遍将碳视为一个麻烦。我们很少意识到,多年以来碳也是商品。 你可能对家庭碳补偿计划有印象。你也许也曾通过多投点钱在诸如风力发电场或者发展中国家的节能灯泡上,来平衡某个假期的碳排放。 这种行为不仅仅发生在家庭里。与之类似,政府和企业也通过碳交易来达到他们承诺的碳排放限额,该手段早已是政策的一部分。 在碳补偿计划的同时,另一个热议的话题是关于生物多样性补偿:占用绿地建设,但与此同时付钱来恢复或维持另一处等价的环境。这可能会引发一大波更多争议:能否为自然定下经济学的价格,这个话题会引发很多科学、政治和伦理学的问题。 针对此方法的批评家主张它只是短期的,并且不公平地把问题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研究院的研究员则讨论了亚非拉等地的“绿色圈地”问题 ——专为环保活动划定的土地。另一些批评家指出,补偿计划给“洗绿”——公司将环保作为营销策略而并不真正为此付出努力——制造了有利条件。他们也担心,碳交易不过是创造了新的可利用的市场,而对缓和气候变化没有多少效果。 但是辩护方则认为碳交易提供了一套可行的系统,让我们当前的经济系统也能够为环境服务。它还有待改善,但对很多人而言,它带来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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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停滞:气候已经停止变暖了吗?图片来源:Nadine/CC BY-NC-ND 2.0 二氧化碳浓度依然在稳步上升,但是自1998年以来,全球的平均气温并没有按照预计升高。这一矛盾现象不仅诱发了反对气候变化的言论,也使公众感到困惑不解。 科学家指出,全球气温没有大幅上升其实也和他们的预言并不矛盾,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在10-15年时间尺度里发生的地球表面温度波动是很常见的;另一方面,1998年气温特别高,可能不是进行统计比较的最佳年份。 也有人给出了一些其他解释。今年2月公布的一项美澳联合研究表明,异常强烈的太平洋信风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已经足够强大,足可以把温暖的表层海水推向比预想更深的地方,从而限制热量进入大气中,这一现象被很多模型忽略了。 墨西哥的研究者弗朗西斯科•埃斯特拉达(Francisco Estrada)指出,人们的积极的改变可能产生了效果,比如大气层中禁用氯氟烃,又比如亚洲水稻栽培中使用更多的化学肥料、更有效地利用水,从而减少了微生物来源的甲烷排放。 气候模型分析员本杰明•桑特(Benjamin Santer)和他的朋友们认为,来自火山的硫磺气溶胶含量的增加,或者由于拉尼娜现象造成的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下降都可能是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一个原因。 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从全球某些欠采样的地区——特别是两极和非洲——数据量太少,也可能是一个原因。 与此同时,中国海洋大学的研究员陈显尧在8月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新论文中指出,吸收热量的其实是大西洋和南大洋,仅考虑太平洋中滞留的热量并不足以解释这一暂停。(陈显尧研究员为果壳网撰文详细解释了他的研究,见果壳网《海洋暂缓全球气温飙升》一文。) 最后,3月份的《自然》上一篇评论将大部分观点汇总起来,得出结论:是诸多因素,包括火山爆发、大气中气溶胶浓度、太阳活动等等共同作用,从而抑制了变暖趋势,让气候模型分析者看起来是丢了颜面。 海洋研究员马丁•维斯贝克(Martin Visbeck)在《自然地球科学》上评论道,地区性的气候波动更加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应对策略的重要性。 了解更多:来自加拿大气候建模和分析中心的研究人员约翰•法伊夫(John Fyfe)、 弥敦道•吉列特(Nathan Gillett)、弗朗西斯•兹维尔斯(Francis Zwiers)提供了一份综述,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凯特琳•肯尼迪(Caitlyn Kennedy)也有综述。针对相同话题,Chris Mooney(克里斯•穆尼)在《琼斯夫人》(Mother Jones)杂志上有一篇更通俗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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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移民:也许躲开气候变化的效应是明智的选择气候变化可能会让整群整群的居民迁移——但迁移也可能拯救他们。图片来源:European Commission/CC BY-SA 2.0 今年五月,来自南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的伊奥尼·特提奥塔(Ioane Teitiota)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被拒绝的气候移民。但是晚些时候,新西兰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允许一个图瓦卢家庭因气候变化而拥有居留权。为了避免打开类似请求的“洪水闸门”(他们的原话),法庭强调了这个家庭和新西兰的关系。类似于“生态难民的时代就要来临”的标题显然是误导,但这件事情仍值得关注。 这里有反移民绿色政治本身的诉求,而原本的反移民组织也会使用环境措辞(甚至是气候怀疑论措辞),但问题通常不仅仅如此。从更广泛的角度,移民其实是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看到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其他政治争议。气候变化的恶化已经让移民讨论的措辞更加火热;类似的,移民也可能使得有关气候的论战变得更加混乱。 比如说,去年3月份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了关于影响、适应和风险的报告,导致各大头条作出极其悲观的预言,说是气候变化将导致几百万人流离失所。但实际上,这份报告认为,移民可以成为一种应对环境变化的方式,可以减少很多人口的风险。报告还介绍了其他很多内容,但是移民话题更容易融入其他争议新闻点。类似的,那些因为环境变化而寻求移民的人,可能会发现他们需要面对严苛而死板的法律文化体系——这些体系正是其它政治经济问题和斗争的产物。 了解更多:BBC仔细审视了许多关于气候移民数量的论断。无论数量如何,在环境变化的今天,确实有人选择移民。环境延展服务和信息网络中心已经就一些当事人的证词,发表过一篇引人入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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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绿色资本主义的崛起:资本与气候有可能成为朋友吗?图片来源:Beyond Zero Emissions/CC BY-NC 2.0 虽然资本主义与气候之间的关系描述早已变得毫无新意可言,但不少关键观点还是被遗漏了,其中之一便是有关绿色资本主义的观点。不过,相关的讨论正在不断增多。事实上,就即将在纽约举办的联合国会谈而言,绿色资本主义对其可能会具有特别的牵引力,它也许能够为将于2015年在巴黎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Paris 2015)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框架。 对许多人来说,这甚至不算什么问题——恰相反,中右翼环保主义者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能针对气候变化采取真正有意义的措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无可争议的。大多数环保主义者同意,气候变化需要某种形式上的社会变革,问题只在于需要哪一部分做出改变,需要做出多剧烈的改变,在哪里以及谁来承担改变的风险。我们是否更多地希望这样的新世界建立在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权力分配上?即使我们在某一形式的资本主义上达成一致,也会存在应该是哪种形式,以及谁应该获得新的权力分配方式下的主宰力量等相关疑问。它可能是布隆伯格家族而不是布什家族,可能是联合利华而非英国石油公司,或者它也可能是其他完全不同的东西。 “占领华尔街行动”之后,关于经济状况的辩论,目前还在政治议程上占有较大部分;相比较而言,关于气候变化的意识形态看起来没那么二元化。但一旦我们在科学问题上达成一致,政治上的不同就会变得更加明显。要处理这个问题,就需要环保主义者承认他们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找出有建设性地反对彼此的方法,以及搞清楚在何种状况下能够达成有成效的合作或妥协。 了解更多:这个争议很可能会发展起来,所以不妨关注费利佩•卡德隆(Felipe Calderón)的《新气候经济学的委任状》,以及围绕纳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的新书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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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缓解与适应:哪个更重要?华沙气候大会上,NGO领导了一次游行,抗议会议的缓慢进展。图片来源:Friends of the Earth Europe/CC BY-NC 2.0 大部分气候问题的利益相关方都不否认,我们需要制定一套“整合系列”的混合政策,既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缓解策略),又要应对全球变暖带来的后果(适应策略)。分歧在于,到底应该侧重哪一点。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在过去的25年中,我们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上的成就是多么微不足道。从1990年起,我们就已经意识到,为了避免全球气候发生灾难性的紊乱,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不能超过2℃的阈值。然而,目前全球平均气温已经比前工业时代高了0.8℃,并且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去年飙升到了400ppm以上(ppm为百万分比浓度)。许多科学家指出,更现实的预测是,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恐怕将升高3到4℃。哪怕是我们达成了最严厉的全球减排协议——其实它依然遥遥无期——科学家也认为要阻止全球变暖很可能太晚了。 地球科学家贾斯珀•奈特(Jasper Knight)和斯蒂芬•哈里森(Stephen Harrison)认为,地球系统自身的反馈效应,本身就是引导气候变化走向的关键因素,因此单靠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是不足以遏制全球变暖的。他们指出,不同的司法系统、不同的产业甚至不同学科之间衡量二氧化碳排放标准的方式都存在冲突,他们都对于在碳预算上做手脚一事颇有兴趣。 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谈判破裂后,一些大人物提出解决气候问题的重心应该转向如何适应环境,尤其在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与其寻求艰难地达成缓解气候变化的协议,不如重点关注如何增强社会对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例如建设储水或防洪设施、建设堤坝以及培育耐旱作物。应当建立陆地走廊来帮助物种迁徙,而一些地区应该考虑放弃部分居所,让居民向内陆地区迁徙。 一些人反对这种适应型策略。他们警告说,气候变化的一些影响极其难以适应,例如海洋的酸化,更凶险、更频繁的野火,以及气候难民的增加。还有人担心,如果用适应型策略取代原先的缓解型策略,这个转型过程可能会将原本用于缓解气候变化的有限的政府和个人的资源消耗殆尽。而没有了缓解措施,适应气候变化的需求将变得更为迫切。 但适应策略还有一个变体,不计后果、几乎是倒向了气候怀疑论——这就是某些专家主张的,干脆放过化石燃料公司和工业,不再施加减排压力。显然,在减排问题上,许多自由市场的支持者长期以来都支持适应型策略,例如美国企业研究所。麻省理工学院(MIT)系统动力学教授约翰•斯特曼(John Sterman)认为,如果人们觉得防护措施足以保护他们免受海平面上升或更强烈风暴的伤害,他们支持缓解型政策的意愿将会减弱。 最后,在金融的舞会上,适应型策略已经成了负责陪衬缓解型策略的丑妹妹。相比清洁能源,建立堤坝、修订建筑标准和提高水利用率的项目捞钱的能力显然略逊一筹。 了解更多:《世界银行研究观察》期刊考虑了不同选项后,认为缓解策略最为省钱;而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彼得·特普斯特拉则认为,在气候金融领域里适应策略获得的投资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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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温度有可能只升高2度吗?加拿大一所焦油沙精炼厂的烟囱。图片来源:Kris Krüg/CC BY-NC-SA 2.0 大家最喜欢的气候目标可能没那么有用,甚至也许是不可实现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气候政策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2度”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线。这里所说的2度,是指温度升高到高于工业化前的地球平均表面温度2摄氏度。这是有点武断和简单化,但却给了决策者一个可以挂钩的指标。但是,这个基准的有效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 在今年的2月,一篇来自忧思科学家联盟的论文警告说,我们已经走在了升温幅度远远超过2°的路上。在2012年12月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另一篇《自然气候变化》中的文章认为,没有激进的减排政策,我们将无法达到将升温控制在2度内的目标。 2度争议的内容之一就是行动的紧迫性,以及我们到底必需做些什么以避免超过那个基准。这可能与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活动重叠,或者至少它有可能符合相同的利益。 随着怀疑论者的活动从否认气候变化转向推迟或者淡化人们的担忧,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同意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只是认为它没有发生的那么快,或者我们不需要做太多。我们也可以质疑2度的想法本身的伦理学,社会是否准备好接受必要的相关话题公共讨论,或者应该如何限制全球变暖。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的科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反复论证,2度对于地球也已经太多了,而且苏塞克斯大学的克里斯•肖(Chris Shaw)认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来就没有展开过真正的公开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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