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碟探索为何只能是小众科学

伤我心太深 · 发表于 2014-12-26 08:24:15

文/飞碟探索

飞碟学不像天文学等科学那样，仍然属于非主流科学领域。这种状况有没有改变的可能呢?下面我们就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在天文学领域，美国政府每年资助的研究项目数以千万美元计，像哈勃空间望远镜这样的项目则高达几十个亿，可是飞碟学研究目前却连它的零头也别想得到。美国航空航天局老总古尔丁说，虽然美国航空航天局对天文学家不薄，但并不是支持他们，也不是要雇佣工程师和宇航员让飞船不断往返于地球和太空，而是为美国民众服务，因为是他们想了解宇宙，尤其想知道除了地球之外，有没有其他星球可以维持生命。当宣布发现处女座70和大熊座47有两颗新行星环绕轨道运行时，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竞相刊登，由此便可见一斑。

　　寻找生命起源以及其他行星系统是当今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一项基本目标。古尔丁讨论了未来的计划：利用基于太空的大型干涉仪来映像其他太阳系。他希望天文学家找到途径拍摄其他太阳系里类似地球的行星上的云层和山脉，这可是立足于科学的雄心壮志。在他看来，美国的民众希望这样，事实也的确如此。

　　在这里，飞碟学有一个教训需要汲取：如果相信公众形形色色的观点的话，会有很多美国人相信眼下发生的事多半与UFO有关。或许没有太多的人听说过哈勃空间望远镜，但是没有听说过UFO的却为数不多。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古尔丁在这里是给美国航空航天局上了一课。如果美国人民真正想要官方调查UFO问题的话，政府在不久的将来会这样干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定是让美国航空航天局干。许多现象正好相反，在天文学家的眼里，UFO与太空可能没有任何关系。

　　怎样才能把政府资助的项目做成类似于天文学或其他科学那样的研究?古尔丁敦促我们替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研究办事：撰写、呼吁、采访自己的代表和议员。赞助人的话通常很管用，这一点毫无问题。美国航空航天局之所以资助天文学研究是因为美国人民希望这样，即使大多数研究过于深奥，公众根本无法消化，但是像哈勃空间望远镜拍摄到的图像和首批太阳系外行星这样的精彩照片一旦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人们都看得津津有味，觉得自己缴税缴得值。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成分，虽然人们把它排在第二位，而实际上需要把它移到首位，这一点如果不能变成飞碟学视野中的实际行动的话，公众的游说也就如同镜花水月。我们需要一道命令来支持这样的研究，让谁来具体做什么事。集体的力量是至关重要的，有了集体的努力，资金才会源源不断地流入。

　　对于飞碟学来说，障碍就在这里，国民政府的资金从来没有流入或者滴入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本领域内缺乏集体协作互助。这里有许多因素，比如由于职业动机而观点不同，对于科学方法理解的程度不同等等。为了遵循客观和全面的原则，还必须承认官方或半官方假情报导致飞碟学中出现混乱状况的可能性，甚至还有UFO现象本身所引发的是非不清和真假难辨。
　　但即使这些隐秘的可能性真的存在，如果有人挂帅、大家能形成一致的意见的话，还是能够于下去的，至少是尝试性的，而且研究一旦启动，可能对它们进行重新评估。这就和驾车一样，即使行驶方向有误，甚至要走回头路，总归还是有一个目标，这总比没人发动让车辆上路的前景好得多!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请求人们挑选天文学家来牵头。这样说的缘由是，在当今资金预算的大气候下，天文学做得还相当不错，大致上可以满足美国公众的愿望，而且这个学科的专业结构、地位和表现都足以把那种命令变成可以得到资助的项目。事实上，大众的气候越来越愿意接受新概念，对于宇宙中可能存在其他智慧生命，包括当下我们能够看到证据的可能性，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可以想象，这能够转变成政府资助UFO研究项目的公开授权。但是，要想这样，飞碟学家应当效仿天文学界成功的范例。

　　真正做起来实在是困难重重。就拿博士学位来说，权威机构授予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但不授予飞碟学博士学位。作为起步，有些事可以着手进行，比如说撰写真正的学术论文，让《科学探索》杂志等期刊刊登。期刊论文是吸引主流科学家的一种途径，而提高UFO研究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激发主流科学家的兴趣。

　　1977年，针对在《科学探索》杂志上发文的美国天文学家进行过一项民意测验，主题是“UFO问题是否值得进一步研究”，结果23％的人认为“当然值得”，30％的人认为“很可能值得”，27％的人认为“可能值得”，17％的人认为“也许不值得”，而认为“当然不值得”的仅占3％。有趣的是，本主题的阅读量与主张继续研究的观点之间呈现正相关。如果完全没有可靠数据作为支撑，职业研究人员很可能会失去兴趣。科学家把自己的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谁也不愿涉足不光彩的活动，因为这会玷污自己来之不易的名誉。这是一个主要障碍。
　　另外还有一种非线性的下行螺旋：科学家通常都极其繁忙，无暇顾及飞碟学，所以大多数科学家从来不看UFO证据，因而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证据。如果环境适当，这种下行螺旋会被转变为一种有利的上行螺旋：如果有了可信的“证据”并将其提供给科学界，一定会引起科学家的兴趣，这样一来他们可能会“发现”确实有证据。

　　另外两个障碍是非理性和偏执观念。非理性因素是这类现象强制人们的意识发生变化的关键和目的，这种可能性是无法避免的。对于飞碟爱好者的资料多为大量细节以及所有那些绑架报道的表面价值来说，这不是一个好事情。科学难于应对，因为乍一看这是对科学的正面攻击。但是，也可以考虑一下20世纪早期出现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是对当时经典的物理学的正面攻击，在当时许多物理学家的眼里，这简直是在发疯!现在，我们只是没有查看这方面的资料而已，课本中讨论的是爱因斯坦啦，普朗克啦，还有其他的天才，而不提及一大批“普通物理学家”，那些天才的看上去非理性的观点对于这些科学家的职业和世界观来说，一定是一种粉碎性的打击。可是，天并没有塌下来，而科学竟然还前进了一大步!

　　科学家对于正在调查的现象会被暗中操作的可能性肯定也不习惯。这可能是最大的障碍，因为这样做会使本来存在的某种可能真实性大为减弱。可能有大量的机密，这并不难想象，但这本身并不意味着掌握这些数据的人更了解这些现象的实质。《科学探索》杂志目前正在刊出20年前由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巨额资助的远观察项目(ESP)的保密信息，因此，一二十年前的高度机密现在已经公开化。

　　这一点显示了非常类似于UFO情形的正反两个方面：那些所谓的远观察保密项目的确有过，但是，那些自吹自擂的政府机构对于这种现象的实质拿不出更深层次的结论：当时如此，现在也一样。在众多的案例中，只有极小部分获得巨大的成功，可是不幸的是无法预先确定哪些是干扰信号，因此这些项目没有达到预期的操作性情报潜能。

　　在通常情况下，凡是发生的事情一定会有一定量的证据存在，但是，在充满竞争、政治和墨守成规的现实社会中，对于UFO的辩论本身不会带来根本性的改变。证据需要进行适当的分析，然后利用尽可能接近主流科学的技巧和场所进行适当的介绍才行。通过对证据的组织即便不能得出真理，至少可以找到某种出路，比如说下一步怎么办，由谁来做计划，由谁来实施这个计划，如果有资金的话，如何把它用在合适的地方。其结果不是“答案”，而是逻辑上的下一个环节。如果这样一个科学程序得以启动，就会引来科学家，然后大众游说就会把目标指向现实的资助机会，成为下一轮竞选中满足大众合法要求和良好愿望的一个关注的焦点。

　　即使UFO现象会比我们想象得更深奥，即使它超越了我们所了解的科学，在我们生存的现实政治、经济和科技世界里，唯有通过科学的方法才能应对这种现象，才能完全不让它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飞碟学，你将向何处去?

飞碟探索为何只能是小众科学561 / 作者:伤我心太深 / 帖子ID:19003

飞碟探索为何只能是小众科学561 / 作者:伤我心太深 / 帖子ID:19003

为什么我们不再能看到UFO了？

作者简介：斯图尔特•沃尔顿（Stuart Walton）著有《迷迷糊糊：醉文化史》（Out Of It: A Cultural History of Intoxication）、《人类情感自然史》（A Natural History of Human Emotions）和几本美食相关书籍，最新作品《感官世界：视觉和感觉的唯物主义理论》（In The Realm of the Senses: A Materialist Theory of Seeing and Feeling）即将出版。

1981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我睡不着觉，正躺在曼彻斯特菲尔德区一所房子顶层的学生公寓里，突然注意到墙上明亮的闪光。透过房间另一端没挂窗帘的窗户，我只能看到一片乌云密布的夜空。这些灵动的闪光来自云层中，也可能是从云层后穿过来的。我继续观察着，突然看到一个物体从云层中闪现，并不断前进直至在夜空中一览无遗。

      那是个巨大无匹的太空船，扁扁圆圆的，看起来像老式暖床炭炉，又像大号英式松饼。它呈亮银色，周身被规律的白色闪光包围，悬停几秒后，开始穿行于天际。快要飞出窗框右侧边界前，我从床沿探出身子，好让它留在视野之内。在一个特定地点，它停止进程并以同样稳定的速度按原路径退回起点，在那儿逗留几秒，之后便退回到云层中，直至那缥缈的闪光最终完全从视野中消散。这时我摔下床，发疯似的套上衣服，冲到女友的住处，语无伦次的复述整个过程。

   按照惯例，先要澄清几点：我既没喝酒也没嗑药，既没打瞌睡也不是刚睡醒，我也并未处在一种躁动的状态中。那个夜晚平谈无奇：我所做的只是躺床上等周公来会。在那之前或之后，我都没有哪怕是有一丁点雷同的经历。要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享有至少一次超自然或无法解释的经验，我的机会就用在这件事上了。总共三四分钟的过程使我惊喜交加，同时似乎又在暗示在日常现实之外或许还存在另一个现实。

   UFO目击事件的典型背景通常是偏远荒芜的地区——夜晚的乡间小道或森林，亦或新墨西哥州的牧场。一艘悬浮在曼彻斯特之上的巨大太空船理应被数万人观察到，况且当时刚过午夜，路上应该还有不少行人车辆。我密切关注本地新闻，和每个我认识的人谈及此事，但很显然，除了在菲尔德区学生宿舍的我，没有任何其他人看到了太空船。多年以后，国防部UFO处（现已关闭）的目击报告档案在网上公布后，我逐条搜索了1981年的记录，没有任何一条和我的经历相似，而且在当月及其前后各一个月，整个英国都没有目击报告。

   没有UFO，从没有过。至少官方口径如此，我们都被灌输了这种说法。国防部对此足够重视，还专门监测目击报告，感觉蛮可靠的，而2009年UFO处关闭时，没留下任何一件无法解释的目击报告，兴许还有些失望。那只不过都是些透过树丛或迷雾在特殊角度看到的夜行飞机、气象气球、彗星和车头灯，目击者要么醉了，要么处于半梦半醒之间，还有些在法律上来讲，就是思维平衡被扰乱了。一些著名的照片是用飞盘伪造的。我在曼彻斯特所看到的物体，不管它是什么，确实出现在我面前——对此我毫不怀疑，即使在32年之后的今天——但我从未弄清楚那到底是什么。

      UFO目击报告的高峰出现在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引人入胜的电影《第三类接触》（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1977）上映前后的十年间。相信UFO从不存在的一个绝好理由就是从那以后再没有人看到过它们了。曾经，天空因外星飞船光顾而丰富多彩，可现在又回到了原始的虚空状态，回应射电望远镜的只有静电噪音，偶尔来几场流星雨满足好奇的眼睛。

   埋进历史故纸堆的并非只有飞碟，其它类似事件也以较慢的速度随之递减，这其中包括幽灵目击事件、鬼怪相关记载、念力等等。它们定期接受伦敦心理研究学会、英国研究组织“超自然科学”（Para. Science）之类组织机构的检验。超自然相关行业既得利益者当然拒绝这类辩论，但与仅仅一代人之前相比，超自然故事在公众中的可信度已大打折扣。对此的标准解释是怀疑主义的发展，但也可能是有更多的神秘力量在起作用，对于超常现象，这似乎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在巴黎情境主义开山之作《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中，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居伊•德波（Guy Debord）声称消费文化已催生出一个替代现实维度：它用自身光鲜亮丽的幻象世界取代了晦暗无趣的现实世界。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这丰饶中分一杯羹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一种神话，一种包裹在影视产业舶来的景观中的丰富可能和无限选择的错觉。

      德波并非作此评论的第一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家因战争流亡到纽约，他们发现巨大的牙膏广告牌比他们预期的更刺激。纽约的文化已被世俗之奇伟完全绑架了。在此之前的几个世纪，视觉冲击通常用于表现超脱凡尘的灵。拥有巴洛克风格的外立面和高耸尖塔的大教堂，或红或蓝、流淌着阳光的彩色琉璃窗，虔诚的队列和狂欢节游行，兽首石雕，施恩宝座，传奇圣迹——这一切无不证明在物理现实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不可感知的无形现实，只能通过奇观（spectacular）暗示性的描绘。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对自然的尊崇，及该时期代表性的风格大胆的风景画，都达到了相同的效果。

      不可否认的是，反对如此这般视觉文化表现的冲动一直存在。它们能被看到，同时留有人类技术的痕迹，这些事实本事驳斥了它们和超脱凡尘之物的联系。乖戾暴躁的亚瑟•叔本华也对此不以为然，有些人认为世界的本质是苦难的粪堆，不过至少还有美景聊以自慰，他对此嘲讽道：“那么，这个世界只不过是管窥之景？”但是，在支撑献祭、传递心智、训练对上界的内心视野方面，奇观在事实上的确达成了目标。

      如果有人笃信他们目睹了另一个世界闯进了物质现实，或者被说服相信有人看到过，其所见和所信的联系就会更紧密。圣母玛利亚在法国卢尔德、爱尔兰诺克、葡萄牙法蒂玛的显灵都在暗示：只要还能看见，任何人都有可能享有早期基督教徒——不但看到过，还和他们重生的神交谈、用餐、触碰过——的所见所得。与之类似，罗马帝国百夫长、无头圣人、哀号的妇女和苍白的孩童等形象的具现，更不用说降神会上涌动的灵气，会把寻求庇护的目击者引领到现世之外的另一个维度，也就是人生旅途的必然归宿。我们对此有所了解，是因为偶尔在夜深人静、孤身一人之时，我们中的异类会在一瞬间亲眼见证。

         1896年，卢米埃（Lumière）兄弟开办的首家电影院里的部分观众看到荧幕上的火车驶来时从座位上仓皇逃脱，现在看来，他们似乎是在徒劳的逃离奇观时代所向披靡的进攻，眼见为实开始沦为笑谈。电影只是现实的拟像，但我们在拟像中看到的世界却无法看到我们——这正好与几个世纪以来对神灵世界和世俗世界关系的阐释相反。即便到了1953年，我们全家人一起观看BBC直播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登基典礼时，我那从未看过电视的曾祖母还向驶过小屏幕上的女王马车挥手帕。

      如果说媒体文化奇观化（spectacularisation）的发展开始削弱对精神世界的信仰，那么视频技术的广泛传播则加快了这一进程。如今，有了手机的帮助，拍摄影片易如反掌。除了闭路电视（CCTV）气泡般的摄像头不间断的望向虚空，夜晚的空旷街道上似乎什么都不会发生。摄像机曾专用于生命中标志性事件（婚礼、周年纪念、生日），但现在基本上任何事都在Youtube的关注范围之内。在鬼怪故事的鼎盛期，鬼魂出没的照片或影片堪称梦寐以求的最高奖励，如今技术障碍已经被扫清了，但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些怪异的白影，很可能只是屏幕上的斑点。

      这种后现代社会的抗衡力量所带来的是错误的怀疑论。受文化因素及之后的技术因素驱动，理性主义者的怀疑很大程度上的确与超自然现象兴趣减退相伴，但这种怀疑本身的基础则是人们拿来评价任何事物的与日俱增的不信任感。超市的优惠为你提供半价红酒，涂在脸上的产品可以让你看上去更年轻——这都是些显而易见的谎言，选举期间政客们的宣讲听起来像公关公司的胡言乱语。如此种种彻底渗透到整个文化中，导致冷漠多疑的泛滥。如今，对那些很难考证但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只会不加区分的一概拒斥。气候变化目前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正是由于怀疑主义阴暗面的恶劣影响，我们不愿意相信别人在受苦。全盘否认的态度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抵抗欺诈，但却是以前所未有的陷入虚无主义的风险为代价换来的。

         在德波生活的时代，景观文化在其受众周围编织了一层无法逃脱的谎言之网，使他们无法看到现实的真正本质。如今，相反的情况开始大行其道。谎言依然无处不在，但私下里已经没人不知道自己活在谎言中。名符其实的事物根本不存在，浮华的言论使用歇斯底里的夸张来修饰——“史上最恐怖的电影！”、“我看过的最有意思的小说！”——同时播下自相矛盾的种子。怀疑的习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似乎没有什么不是骗局的一部分。

         真正的怀疑主义需依靠经过深思熟虑的信仰搁置，而与之相反的思维状态，正如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所说，则使我们专注于奇谈怪论。怀疑主义的守护者是多马•底土马（Thomas Didymus），即多疑的多马（Doubting Thomas），却被错误的当做懦弱的无信仰者，他的悲剧正是源于对主坚贞的忠诚，这使他拒绝接受听起来像臆想出来的耶稣重生。重生的救世主告诉他非见而信是有福的，这一道德准则并不适用于当时在场的其他人，因为其他信徒已经拒绝相信抹大拉的玛利亚（Mary Magdalene）。当然，耶稣的阐释是为后世准备的，但重点是多马并未因忠诚而被谴责。即便如此，早期教会可不会满足于仅把信仰解释为遵从神圣戒律和乐善好施，他们坚持教条式的、基于信仰的版本，要求信众每周都用具体的言语表达真实信仰。教会就这样把反对其自身的证据拱手送给了启蒙运动及那个时代的科学信徒。

      与多马不同，当代怀疑主义采用的是持拍怀疑，因为就算别无选择，但私下也都明白现有选项不尽如人意。人们讲述的扣人心弦的故事，例如目击半透明的幽灵在古宅中游荡、每个人都窝在床上时空洞的脚步声沿着楼梯上上下下，经过思维球拍的加工，其可信度和长期天气预报不多不少。不同于明显的谎言，鬼故事还有些许尊严，偶尔能跨越绝不可能与基本可信的分野。它们或许不能被证实，但也不能被证伪——除非诉诸于物理法则这门专家专用的排外语言，他们可掩饰不住自己对大众轻信态度的蔑视。不过，既然景观文化很大程度上可以获得相同的回应，物理法则和YouTube上粗制滥造的恶搞视频所得出的结论水平差不多。

可见和无形、物质和精神、现象和本体都不再是彼此独立的领域，它们互相渗透及至彼此消解。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被康德称为物自体（thing-in-itself）的事物核心，达到18世纪纯粹理性巅峰期也无法企及的水平。自然史节目所用的摄像机即便在细胞层面或极端黑暗的环境中也不会错过任何细节，但这只是把万事万物影像化。有些人一直相信登月是个骗局，不过是因为相关影像证据看起来很假，在摄影棚里就能轻易制作出来。与之相比，新墨西哥州罗斯维尔的臭名远扬的解剖外星人黑白影片显然是场骗局，简直就是在侮辱人的智商，1995年该影片出现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就是如此向别人保证的，却暂时忽略了其荒谬性并非在于摄影技术，而在于类人地外生物这一概念。

曾经，所见即所信是建立在一定人数临界值上的。若某人宣称自己看到过奇异事物——双头人、尼亚加拉大瀑布、沙漠中塞满黄金的陵墓——他们的证词在核实之前只是对信念的挑战。笛卡尔坚持“在打消所有疑虑、知根知底前绝不相信任何事”。怀疑是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主要基础，因此首个奇迹目击者的目击行为本身必须经过验证。在电子大众传媒时代，全世界每秒都会涌现出无数照片，视频短片“像病毒般蔓延”，何为真假应该不存在疑问，但临界人数已不再关键。我们接受劝诱而看到的事物都打着原貌重现和“真实”的旗号，但它们费尽口舌才能引起公众关注，本身就说明其真实性堪忧。

几年前，我看过一部关于英国逐渐减少的UFO目击事件的纪录片，很多宣称他们曾目击过UFO的人接受邀请分享他们的经历，有些还会回到事发地点。部分接受访问的人依然坚信他们当时所见是客观事实，但该节目的导向则是寻求可能的合理解释，与曾经流行的相信存在外星文明的大众文化背道而驰。其中有一位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如果没记错的话）看到过天空中的神秘物体，并很快画了幅草图。值得高兴的是，它和我看到的那个一模一样。

原文版权归万古杂志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