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官方决定斥资兴建大型避难所，并在2012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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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前，上海东方卫视在新闻时段末尾插播了一则短讯：“2012年前上海要建成三个临时避难所，可以供避难30天以上。”此后数日内，这则不足15秒的新闻视频被网友四处转载。

　　上海要遭遇什么大灾难了吗？和电影《2012》描绘的末日灾难有关系吗？民间议论沸沸扬扬。网络调查：“2012”和“避难所”两个关键词之间是否存在暧昧关联，有超过70%的网友选择“宁可信其有”。

　　针对种种传闻和疑问，上海市民防办秘书处副处长杨庆华向记者解释：“大型避难所的建成时间选择2012年为节点，只是上海市在制定相关规划时提出的一个近期目标。”

　　杨庆华说，上海地震的发生概率相当小，但是灾害性事件仍有可能发生，比如强对流天气、水电气系统的损坏带来的突发事件、厂矿化工企业有害气体的泄漏，甚至火灾等，需要有应急避难场所来保证公众安全。

　　上海防灾减灾研究所副所长罗奇峰告诉记者，虽然近年来全球自然灾害频发，但是科学分析数据表明，灾害发生频率没有超过一年两次的标准值，仍维持在正常范围内。“不过，公众的灾害危机意识提高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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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是为了应对地震

　　在大城市建避难所，到底有多大必要和作用？坊间猜测的重点，就是应对地震。汶川、海地、智利以及玉树，地震在中国百姓心中已成敏感词。

　　地震的杀伤力不仅与强度有关。与智利地震相比，海地的地震强度其实并不大，按照俄罗斯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专家季霍茨基的说法，海地地震之所以造成灾难性后果，是因为发生在大城市，且建筑不抗震。

　　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秦建业告诉记者：“地震发生没有变得更活跃，但因为人口比过去密集，尤其是在中心城市，杀伤力远远超过以前。”

　　仅就应对地震而言，上海的建筑基本设防烈度7度,已符合国家标准。

　　“基本设防烈度，对应的就是抗震设计准则‘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中震。”罗奇峰解释说，“对上海来说，小震是6度，大震是8度。一个地区，50年内出现大于等于基本设防烈度中震的概率是10%，出现大于等于小震的概率是63.2%，出现大于等于大震的概率是3%~2%。用重现期表示的话，小震50年一遇，中震475年一遇，大震1200到1600年一遇。”

　　一张汶川地震照片显示，当地一所学校的食堂内立柱已损坏，但楼房本身并没有倒塌。“这张照片很好地显示了基本设防烈度的标准。如果当时学校师生聚集在食堂里，那逃生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秦建业说，只要合理使用新建筑，同时对老建筑进行抗震加固，上海这样的城市可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地震。

　　但是，建设避难所并不取决于城市本身可能发生多少灾害。“一旦灾害发生，是否有足够的躲避场所来容纳城市人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复旦大学社会管理与公共政策系教授滕五晓说。

　　滕五晓长期致力于城市公共安全研究，并正在参与制定上海“十二五”规划中城市防灾建设项目部分。他指出，“城市建设本身具有三大目标：舒适、便捷、安全。目前，上海等国内中心城市的发展已进入建设安全城市的阶段。安全场所是一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考量城市建设完善程度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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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竖一块

　　避难指示牌也有用

　　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近日表示，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由于气象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2000亿~3000亿元人民币，占GDP的1%~3%。2008年全球发生15起损失等于或高于10亿美元的自然灾害，其中3起发生在中国。

　　近年来，国内中心城市纷纷建设避难场所。以北京为例，元大都遗址公园作为避难场所已经建成，目前还有20多个正在规划建设中的应急避难场所；深圳市已拟定了城市避难场所专项规划方案。

　　今年3月底，西北地区面积最大、档次最高的单建式人防工程在西安市高新区开工。该工程将于2012年9月建成，可避难6万人，发挥防空防灾一体化作用。

　　上海于去年新建了大连路绿地，作为全市第一个试验性大型地震避难场所。该场所总面积约为2万平方米，里面将通水、通电，并包含基本生活设施，可容纳8000多名市民避难。

　　但是，和中心城市的人口数量相比，这些避难所的容量远远不够。罗奇峰认为，比起新建“大型一级避难场所”，更应利用好原有的可供避难场所。

　　城市中开阔的公园、草地、中小学操场等，只要配以供水、供电、卫生等基础设施，就可迅速成为良好的应急避难场所，不但需要投入的资金少，且由于位置靠近居民生活区，达到的效果会更好。

　　罗奇峰建议：“小型避难场所建设可以因陋就简，不一定要达到大型一级避难场所的指标。有的场所，哪怕就是只竖立一块避难场所的指示牌，附近居民看了也会觉得安心，因为指示牌既是对他们的防灾警示，也是政府对居民在遭受灾害时的安置预案的一个体现。”

　　负责大连路绿地设计规划的上海园林设计院院长朱祥明告诉记者，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园林绿地的功能定位基本停留在美观、游憩、生态、文化等方面，一直没有把减灾避难作为城市公园绿地必要和主要的功能。在园林绿地的规划设计、建设施工、行业管理等领域，都缺少相关防灾避难的标准。

　　同时，城市居民对公园绿地防灾避难的作用也不太了解，仅有的一些指示引导标识也是汶川地震后才开始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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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懂得自救、

　　互救的志愿者遍布城市

　　在我国，防灾工作主要由民政部门和减灾委共同负责。

　　上海的城市防灾工作由上海市民防办总牵头。2009年，民防办对该市应急避险、疏散安置场所进行了普查。结果显示，上海共有5000多处场所可以用作临时避难和短时间安置，总共可容纳约1700万人。

　　上述场所加上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就可成为很好的避难所。到今年年底，上海市民防办将为那些基本达到避难所要求的场地竖牌。到2020年，上海的中心城区将建成一批完善的大型避难所，其中改造场所占主要部分。而在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中，民防办把加强民防、应急志愿者队伍建设列在了首位。

　　上海市民防办公室副主任王沪鹰对记者说：“灾害发生的头30分钟被称为‘黄金30分’，这段时间内群众性的自救和互救比来自外界的任何救援都要更及时、更有效。”

　　据他介绍，在汶川地震中，统计数据表明，从倒塌的建筑中生还的共有84000多人，他们中的80%以上是依靠自救和互救生还的。“未来，希望懂得自救、互救的志愿者能够遍布城市的每个角落。”

　　罗奇峰对日本的灾害应对体系深有感触。在日本，地震灾害发生时会有一批经过专门培训、取得资质的土木工程师志愿者拿着标识纸条，对每座灾区房屋进行安全鉴定，根据房屋破坏程度、是否可居住，贴上不同颜色的纸条，使居民对居住房屋有大致了解。这一做法，可以大大缓解避难场所的压力。

　　除志愿者队伍以外，上海市民防办还将进一步完善防灾预警系统。“许多灾害事故是难以准确预测的，但灾害的预警信息对于防灾逃生却至关重要。”王沪鹰介绍，上海已经设计了一款国内首创的灾害报警装置，将安装在家庭数字电视的机顶盒上。有关部门可以通过电视信号发出事故警报，并指导市民进行避难疏散。


　　近年来，国外出现了时刻准备应对灾害的所谓“有备族”。他们囤积食物和生活用品，出门时尽可能随身携带应急救生物品，努力学习原始技能，以便在特殊情况下自力更生。外媒报道，一位美国妇女“动手做了61个辣椒罐头、20个肉罐头、24瓶花生酱，花费约4000美元，储备了维持家人至少3个月的生活用品。她还学会了用太阳灶烤面包。”美国政府倡导自救行为，倡议人们制定好避险准备计划。

　　汶川地震后，国内也逐渐出现了特别有防灾意识的家庭。“这反映了普通人的危机意识正在不断增强，在正确引导下，这种危机意识有利于推动城市防灾建设。”王沪鹰说，“不管灾难是否发生，我们都要准备好。”据《瞭望东方周刊》 (本文来源：山东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