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秘密档案：你所知道的每件事都是错误的

心灵

找到乐意效劳的刽子手，对约瑟夫•斯大林来说从来不成问题。在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时期，上至政治局成员，下至基层秘密警察，各个忠实执行他的意志，大约70万人在杀人链条上被枪决。如此巨大的工程，没人比尼古拉•叶若夫干得更卖力了，他是当时的秘密警察机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头头。不难预料，刽子手也会被杀戮狂热所吞噬，但当这一天来临时，叶若夫的表现可不体面。据一位目击者回忆：“他开始又哭又打嗝儿，等被送到‘地方’，他苦苦挣扎、凄惨哀嚎，押送者只好拽着双手在地面上拖他走。”

红色苏联

自20世纪90年代苏联新解密了大量档案以来，学者们一直从中筛选以前不为人知的故事或者可以重新解读已知事件的新细节。在保罗•R•格里高利主持下，一个学者团队对胡佛研究所海量的苏联党和国家文件进行了发掘研究，格里高利的这段经历助其撰写了《苏联秘密档案：列宁的大脑及其他秘闻》。该书引人入胜，是一本薄薄的（164页）档案故事集锦，管窥了在斯大林及其继任者统治下苏维埃体制极其恐怖、野蛮的运转方式。
处决21,857名波兰战俘和文职人员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他们是1939年苏军自东部攻入波兰时被俘的，此案被称为卡廷森林大屠杀，因4,421名波兰战俘于1940年在卡廷森林被枪杀而得名。这桩骇人听闻的惨案罪恶滔天，以致真相难以随着尸身一同被湮埋遮蔽。苏联官方成立的一个委员会宣称，这些波兰人是在1941年死于侵入苏联的德军之手。然而，苏联档案中列为最高机密的卡廷卷宗提供了无可否认的证据：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下令屠杀，之后又策划隐瞒，使真相被掩盖了几十年。波兰一再要求苏方作出诚实的解释，可是就连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仅仅基于“新发现的证据”予以部分承认，其实这些证据一直在手。
对看似无可否认的事实进行否认，是司空见惯的做法。我们且称之为厚颜无耻素质吧：谎言再荒谬都说得出口。苏军于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处决了哈菲祖拉•阿明总统，并扶植起傀儡政权；之后苏联宣传部门炮制了一套说辞来驳斥批评者，其要点是：“政府的更替纯属阿富汗的内政，与苏维埃联盟无关。”
与掩盖伴行的当然是过度保密，档案中记录的某些行为令人费解。弗拉基米尔•列宁于1924年去世，其大脑被保存在甲醛溶液里。斯大林想让科学家对大脑进行研究，以证明这位苏联奠基者是个天才。正如格里高利所言，1925至1936年间的档案清楚地显示，研究开始之前结论就已经定了。但是当“大脑研究所”得出了斯大林乐意听的结论时，他又决定把那些“发现”作为秘密封存。格里高利推测，1936年之前，斯大林可能一直担心与列宁相比较，自己会显得逊色，不过这个解释不大靠谱。
虽说令人沮丧，但较易理解的是，苏联领导人热衷使用的词语泄露了他们内心对臣民的蔑视。尼古拉•布哈林是早期清洗的受害者之一，常有人说他不如斯大林残酷，布哈林把革命的目标解释为：“从资本主义的人类物质中创造共产主义的人类物质。”格里高利列出了其他常见的苏联词语，比如“旧时代遗民”和“边缘人”，指的是那些因被指控犯罪或缺乏生产能力而受轻贱的人。这种词语——正如希特勒使用的词语“劣等人种”一样——是为集体屠杀寻找合理性而迈出的第一步。
仅仅因为出身于错误的阶级或者被指控犯有某种罪行，整个家庭都会被消灭。在一个案例研究中，格里高利讲述了弗拉基米尔•莫洛兹的故事，他的父亲于1937年被处决、母亲被送往古拉格。15岁的弗拉基米尔进了孤儿院，后来被送到劳改营，不久死在那里。他的罪名是：“诬蔑”苏联领导人迫害其父母。在被没收的日记中，他写道：“在进步的面具下，道德正在沦丧。”
如此震动心灵的故事，解释了为什么这本薄薄的小书恰是对某些著作的一剂对症解药，因为多数学者研究档案后往往拿出令人望而却步的成果。当然了，那些沉重的大部头自有其价值。但格里高利明智地选择面向更广泛的读者，以一部极为通俗易懂的初级读本，来书写这个自称劳动者乐土的国家所行的暴政。他在书中适时地提醒人们，一个乌托邦式愿景可以多么迅速地变形为噩梦般的现实。



每次革命都是一次惊奇。尽管如此，上一次俄国革命却可列入最出人意料的事件之列。时间回到1991年之前，当时在西方，无论专家、学者、官员或是政客们都没有预料到整个苏维埃联盟及其一党专政制度、国营经济体以及克里姆林宫对于国内和东欧各国的控制会在一夜间分崩离析。自视为未来革命者的苏联国内异议分子，同样也没有预计到这一点。1985年，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时，他的同代人完全没有预计到一场革命危机的到来。虽然围绕苏联体制中存在问题的规模和深度有着各种争论，但没人想到这些麻烦会危及体制的生命，至少不会这么快。

这种普遍的短视由何而来？西方专家对于苏联崩溃的始料未及，或许部分出于一种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想作祟——称之为反反共产主义——它倾向于夸大苏维埃政权的能力和合法性。然而，另外一些几乎完全没有对共产主义持怀柔态度的人，也对其突然死亡感到困惑。作为美国冷战战略的设计师之一，乔治.凯南在《当代国际事务史》中回顾这段历程时，认为“很难有比它更加诡异和出人意料，甚至乍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的事件，先后以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联盟面目出现的一个强大国家，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作为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顾问之一，理查德.帕普斯或许是全美国最专于俄国历史的学者，他也称这场革命“始料未及”。1993年，在保守的《国家利益》杂志上，他发表了关于苏联灭亡的论文集，标题目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诡异灭亡》。
于是，可以理解的是，这种集体性误判可以被毫无风险的被纳入一份心理档案中，分类在奇怪和变化无常的社会科学之下，随后便被遗忘。然而直到如今，二十年过去了，一种认为苏联会继续延续其目前状态，或是至多会开始冗长的衰退的假设，似乎仍被看作是理性的结论。
实际上，1985年的苏联，与其十年前相比，拥有类似的自然及人力资源。当然，其生活标准比绝大多数东欧国家低得多，更无法与西方相比。物品短缺，食品配给，商店门口的长队以及剧烈的贫困都是顽疾。不过，苏联经历过比这远大得多的灾难，而且没有为此牺牲哪怕一点点对于社会和经济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它们从不让步。
在1985年，没有任何关键经济数据表明这个国家会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与1960和1970年代相比，从1981到1985年，该国GDP增长虽然缓慢下降，但仍保持平均每年1.9%的正增长。这种漫不经心却很难构成灾难的增长模式，一直持续到1989年。同时，自法兰西大革命以来，一直被视作即将爆发革命危机征兆的预算赤字，1985年也仍保持在不到GDP的2%水平。虽然此后增长迅速，但直到1989年，也不过不到9%而已——这是一个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认可的数据。
在此期间，石油价格急剧下跌，从1980年的每桶66美元跌至1986年的每桶20美元（以2000年价格衡量），对于苏维埃政权的财政来说，这当然是个打击。然而，按通胀调节后，在世界市场上，1985年的油价要比1972年昂贵的多，这一价格水平高于整个1970年代的三分之一年份。与此同时，苏维埃收入在1985年增加超过2%；经通胀调节后，其工资水平在接下来五年中继续增长，直到1990年，平均保持了7%增速。
不错，经济的停滞明显，令人担忧。但正如卫斯理大学教授彼得.洛特兰德所言，“说到底，慢性病并不必然置人于死地”。即便是研究革命爆发经济根源的专家安德斯.阿斯兰德也指出，从1985到1987年，局势“没有任何变化”。
在执政者看来，政治生态甚至有所改善。经过此前二十年对政治反对派不间断的镇压之后，几乎所有突出的异见分子都已被羁押、流放、强迫移民或是死于劳改营和监狱之中。
这个国家没有表现出任何即将爆发革命的迹象，包括其他传统上被看作国家灭亡的根源之一——外部压力。恰恰相反，之前十年间，正如美国历史与外交学家斯蒂芬.塞斯塔诺维奇所言，他们已经“实现了所有军事和外交目标”。当然，阿富汗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场长期战争，但对于拥有五百万人的苏军来说，这点损失不过是九牛一毛。实际上，在1987年之后的辩论中，虽然为了维持帝国而付出的巨大财政负担成为主要焦点，但阿富汗战争的成本本身却并不过分：1985年其花费估计约在40到50亿美元之间，与苏联的GDP相比，这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美国也不是催化剂。如果可能的话，“里根主义”政策逆转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优势，给帝国周边带来了相当大压力，比如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亚。然而，苏联面对的这些困难远不致其崩溃。
当意识到潜在的昂贵竞争的征兆时，里根提出主动战略防御的思想具有决定性——但考虑到克里姆林宫完全了解有效部署空间防御武器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因此此时距离军事上的挫败还差得远。同样，对苏联领导人来说，1980年波兰工人的和平反苏起义是个非常令人头疼的事件，同时也是对其欧洲帝国的动摇，但到1985年，团结工会看上去已经式微。对于每隔十二年在东欧大陆承担流血的“和平使命”——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80年在波兰——苏联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且毫不顾及世界舆论。
换句话说，无论在其本身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看来，当时的苏联都在国力和全球影响力方面达到顶峰。“我们倾向忘记这件事。”历史学家亚当.乌尔姆后来指出，“在1985年，全球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政府能像苏联那样权力稳固，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制定清晰的政策”。
当然，就苏联为什么会崩溃，有大量结构性推论——经济、政治、社会等等，然而当这件事发生时，这些理由却全部无法解释其为何发生。1985到1989年间，无论经济、政治、人口、以及其他结构性环境，都没有发生急剧恶化，那么，这个国家及其经济体系是如何突然间被大量善男信女看作可耻、非法和不能忍受，以至于走向灭亡呢？
就像所有现代革命一样，俄国革命始于“上层”对于自由化的迟疑——其理由已经超越了对于经济的必要调整，以及让国际环境更加有利。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的创业思路有着某种理想主义色彩：想建立一个更加有道德的苏维埃联盟。
虽然以经济改良为旗帜 ，但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无疑首先修补了道德，而不是经济上的错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公开谈论这场改革时，无不对精神文明的倒退，以及斯大林主义过往的腐败影响感到痛心疾首。如此一来，历次大革命爆发前夜曾提出过的那些问题，便再次吸引人们绝望的寻找答案：什么是好，有尊严的生活吗？构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的只需是什么？一个合法与正派的国家是怎样的？这样一个国家，应与其公民社会保持什么关系？
“在这个国家，一层全新的道德空气正在成型”，1987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中，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指出。在这次会议上，他宣布开放和民主化将成为这次俄式改革，或者说苏维埃社会重构的基础。“要开展对于价值观的重估，及对其创造性的反思”。后来，他曾回忆道“我们无路可走，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与过去的失职行为划清界限”，他将其称之为自己的“道德立场”。
1989年，在一次采访中，号称“开放教父”的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曾回忆道，担任十年驻加拿大大使，并于1983年返回苏联之后，他感觉人民已经忍无可忍，就要发出怒吼，“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此时人们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
在戈尔巴乔夫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看来，1985年的“道德社会国家”有着“极为惊人”的特征：
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倒上。
戈尔巴乔夫自由化小圈子的另外一名成员，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则对普遍存在的目无法纪和腐败堕落痛心不已。据他回忆，1984年至1985年冬天，他曾对戈尔巴乔夫讲到：“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
早在195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先辈，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曾认为斯大林时代建立在恐怖和谎言基础上的建筑早已摇摇欲坠。但这位第五代苏维埃领导人对于政权的恢复力显然更有信心。戈尔巴乔夫及其派别似乎相信，可以在保持政治可控的情况下拨乱反正。民主化，戈尔巴乔夫宣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这场改革的精髓”。许多年后，他在采访中表示：
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甚至在文化层面，苏联模式也已经失败。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绝大多数受教育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排斥这种文化，因为它不尊重这些人，反而从精神和政治上压迫他们。
这场改革导致1989年革命，多半是出于另外一个“理想主义”理由：出于对暴力的深深厌恶，因此当改革的深度及规模超出他最初的预想时，他顽固的拒绝诉诸于大规模镇压。为了保护这个体系而采取斯大林式的镇压，是对他内心最深处某些信念的背叛。一位目击者曾回忆戈尔巴乔夫在1980年代末的对话，“我们应该在桌子上挥拳”，他做出握紧拳头的样子。“一般来说”，总书记讲到“可能会这样。但这不会令人感到愉快”。
在克里姆林宫之外，这种理想与观点对于俄国革命带来的促进甚至更加明显。一位著名记者，后来成为开放的热情先驱的亚历山大.鲍文，在1988年曾写道，随着人民对腐败、无耻的偷窃、谎言，以及城市工作的妨碍越发“烦躁”，俄式改革的理想已经“成熟”。据另外一位曾与他共同规划激进改革选取的目击者回忆，他预感“大量变革已经蔚然成风”。实际上，这种呈现在上台不久的戈尔巴乔夫面前的预期如此强烈，并逐渐增长，对他的政策形成起到了决定作用。突然间，这些理想被物质化，成为点燃革命的结构因子。
官方意识形态的信誉，用亚科夫列夫的话说，是整个苏维埃政治经济体系“木桶上的钢箍”，此时正在迅速弱化。新的认知为“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对于政权的看法改变做出贡献。逐渐的，政治上无懈可击的合法性开始遭到诘问。在罗伯特.莫顿不朽的“托马斯定理”——如果人们把某种情景定义为真实，那么这种情景就会成为他们真实的结果——情形下，苏维埃经济的实际恶化在不久之后成为结果，并因此导致了对于这个政权的认知及评价的根本转变。
1987年，在一本苏联杂志上，一位俄国读者称在自己周围看到一种“认知的剧烈转折”。我们知道他是对的，这是首次从一开始就全程都有民意调查记录留存的大革命。早在1989年末，第一界国民议会的公开舆论调查就发现，经过四代一档独裁通知，并且在独立党派仍然非法的情况下，竞争性选举和让俄共之外的独立党派合法化得到势不可挡的支持。1990年代中期，地区调查发现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需要政府“允许个体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六个月后，一次全饿调查发现，56%受访者支持激进或渐进的市场经济改革。一年之后，赞同市场经济改革的受访者已经增加到64%。
与那些引爆其他经典现代革命的人相比，传播这类“认识转变”的人们并无不同：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正如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所言，这些男男女女“帮助创造了那些普遍的不满意识，那些凝固的公众舆论......并由此创造了对于革命变革的有效需求”。顷刻之间，这个国家的“整个政治教育”成为“文人的行当”。
因此，这是在苏维埃俄国。卖报亭前排队的长龙——每天早上六点就开始排起长队，每天的报纸两小时之内便被一扫而空——以及著名自由化报刊杂志的销量猛增，证实了话语权开始转向绝大多数开放论点作者，或者用塞谬尔.约翰逊的话说，“真理教师”们手中，这些人包括：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政治哲学家伊格尔.卡尔雅美琴和亚历山德拉.楚帕科，著名作者瓦西里.瑟宇宁、尤里.车尼琴科、伊格尔.维诺格拉多夫和阿列斯.阿达莫维奇，记者耶格尔.亚科夫列夫，列.卡尔平斯基，费多尔.波拉斯基，以及至少两打其他人等。
对他们来说，道德的复活才是精髓。此时，苏维埃的政治经济体系并未要求得到彻底更新，社会准则也没有完全颠覆的要求，但在个体水平上，革命已经发生：俄国人品质的变化。1987年，在《红十月》杂志一篇广为传颂的文章中，米哈伊尔.安托诺夫宣布，“那么，我们身边正在发生什么？”人民必须得到“拯救”——不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危险，而是因为它们“被他们自己，被那些道德败坏的行为扼杀了高贵的人类本性”。怎样拯救？通过初生的，不可逆转的自由化——不是赫鲁晓夫那短命的“缓和”，而是整个气候的改变。怎样保证这种改变无法逆转？首先，已经获得自由的人，将“对再次成为精神奴隶免疫”。作为俄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刊物，《红十月》在1989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只要“人不做告密者，不背信弃义，不言不由衷，无论他是谁，是什么名字，都可以都可以从这个极权主义国家中拯救我们”。
为了拯救人民，必须拯救改革开放，但只有在改革开放能够从“内心”改变人民时，它才可以被拯救，这种逻辑的迂回性质看上去似乎并无问题。鼓吹这套逻辑的人们似乎假定，这个国家的救赎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和让人民摆脱无法逃避的精神沼泽来实现，两者密不可分，别无他途。当务之急是把人民从“奴隶”和“农奴”改造为公民。“够了！”著名二战小说家鲍里斯.瓦西列夫宣布。“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公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
曾深入研究法兰西大革命的托克维尔指出，与革命爆发之前相比，在革命中被推翻的政权倾向于减少压抑。为什么？托克维尔推测，人民或许“痛苦较少”，但他们的“感觉被放大了”。
像通常一样，托克维尔一语中的。从美国开国元勋到雅各宾派，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人，革命者本质上是在同一个旗帜下战斗：提高人的尊严。要寻找尊严，需通过自由化和公民权，俄国改革毫无例外的也触及到这一敏感点。就像《红十月》等杂志后来发表鲍里斯.叶利钦在坦克上的照片作为俄国革命的象征一样，阿拉伯文的互联网页也成为展现开罗塔希尔广场。突尼斯卡斯巴广场，班加西街头和叙利亚小镇上革命运动的象征。把语言和政治文化放到一边不谈，他们的主旨及情感都息息相通。
水果小贩穆哈迈德.布拉齐齐的自我牺牲，引发了突尼斯起义，那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起点，这么做“不是因为他的失业”，一位突尼斯示威者告诉美国记者，而是“因为.....要地方当局对他遭到殴打负责”。在班加西，叛军以大规模演唱开始，“人民要结束腐败”！在埃及，纽约时报专栏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写到，群众们“全部自发组织起来，已经深受压迫的人民不再恐惧，不再愿意被剥夺自由，也不再愿意被他们的领导人羞辱”。1991年在莫斯科，他也参与了报道。
“尊严高于面包！”这是突尼斯革命的口号。革命之前的二十年间，突尼斯经济增长介于百分之二到八之间。随着石油价格高企，本处于动荡边缘的利比亚也享受到类似的经济繁荣。这两个国家的故事说明，在现代社会，经济改进无法替代公民的尊严和自尊。除非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否则我们会继续为后苏联时代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以及某国或迟或早的动荡感到惊讶——就像对苏维埃俄国那样。“无论‘不可一世的’集权政权为我们提供任何或真或假的好处，上帝赐予我们的尊严令我们不能容忍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遭到剥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奥通巴耶娃今年三月写到。“这就像魔法一样，无论男女老幼，或者有着不同的宗教和政治信仰，人民会汇集在城市广场，宣布自己已经忍无可忍”。
当然，对于成功的重组一个国家来说，美妙的道德动力仅仅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它可以让一个旧的政权下台，但无法立刻战胜根深蒂固的集权政治文化传统。在一个群众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传统极为缺乏的社会里，由道德革命产生的民主机制仍显浅薄，因此或许无法支撑民主制度的运转。就像在俄国一样，这很可能是阿拉伯之春履行诺言的一个重大障碍。俄国的道德复兴要挫败的是七十年极权主义统治下培育的离心及怀疑。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虽然肢解了一个帝国，但从此之后，帝国思想的遗产让千百万俄国人接受了同样集权的普京主义，以及他“强敌环伺”和“俄国挺直膝盖”的主张。此外，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悲剧从未被完全清算和解，它正在俯视着整个道德事业，就像俄国改革的行吟诗人们曾经发出的热情警告一般。
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的俄国似乎再次进入发起另外一场俄国改革的时点。虽然石油价格的高企和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为这个国家的千百万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繁荣，但统治精英的腐败行径，新式审查制度，以及对于公共舆论的公开蔑视，都已经促使社会的疏远和愤怒达到1980年代的水平。
在莫斯科，只要花费几天时间与知识分子潘谈一下，或用更快的方式，浏览一下俄国人气最高的生活杂志博客，或是登录反对组织的站点，就可以看到那些1980年代的警句——“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重新成为人们的信条。自由道德的当务之急是重新焕发生机，而不仅仅是在民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流传。今年二月，由梅德韦杰夫主持的自由主义智库——当代发展学会出版的一篇文章，可视作这位总统2012年参选的纲领：
过去，俄国需要自由，如今，俄国仍然需要自由......我们时代的挑战是对价值体系的彻底改革，打造新的认知。我们不能在旧思维上建立新国家。......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对于人类尊严的敬意。
从对这个国家过去与现在残酷的道德审视开始，知识分子对于尊严的寻求似乎同样在短短几年内挖空了强大的苏维埃政权，剥夺了他的合法性，终于在1991年秋天，让这个燃烧殆尽的空壳粉身碎骨。在二十世纪最后一次大革命中，这段关乎探索道义神话，绝对是其中最核心的一部分。

1995年寒冷的11月里的某一天，叶夫根·布什明（Yevgeny Bushmin）参加了议会下院的连任竞选，在他身上，你似乎可以看到俄罗斯民主的光明前途。当年我们相遇时，布什明37岁，在苏联解体的最后几年里，他从一位年轻的商人成为了下诺夫哥罗德市（Nizhny Novgorod）新兴的证券交易市场的第一位主席。现在的他，一身西装，披着黑色外套，戴着白色围巾，头顶皮帽，正谋求在第122选区中获得连任资格。

他在俄罗斯杜马中有着改革派的名声，但他看到的是，时代的潮流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下诺夫哥罗德市在苏联统治时期曾被称为高尔基市（Gorky，俄罗斯著名作家高尔基就出生在这里，译者注），这个城市也由于被流放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前苏联原子物理学家，曾获诺贝尔和平奖，因持不同政见在国内长期被流放在下诺夫哥罗德市，译者注）而知名。城市里庞大的军工企业现在无所事事，工人们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人们感到自己深深受到了伤害，“民主”代表着困境。

上午9:15，我们到达了一个巨大的国防工厂，这里过去曾生产过激光设备，但如今却显得平静和空旷。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第二次议会选举正在举行，我们遇到的工人们身上都带有阴郁的感觉。布什明告诉他们说：“我对民主不感冒，我能给你们的唯一建议是，给它换个名字，然后一直坚持下去。”

事实上，虽然我一整天都看着布什明在倾听恼怒而忧郁的选民的抱怨，但我依然乐观地认为，不管有多少困难，民主已深深地在曾被苏联统治70年的俄罗斯大地上扎下了根。我在给《华盛顿邮报》的稿件中提到，布什明的选举活动突出显示了“俄罗斯年轻的民主体制虽迷人而不稳定，却又不断在拼搏中前行的特征。”

不过，俄罗斯的民主在经历15年的时光后，依旧建树有限。今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没有那个选区能像布什明所在选区那样有独立选举人。现有的政党系统抛弃了独立选举人，以便使选举更有效率，独立选举人在现有的制度下不可能会获胜。地方执政官员一旦选出，只能根据俄罗斯中央政府的指令行事。虽然在1995年时曾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新闻自由时代出现，但今日90%俄罗斯人获取新闻的主要途径——主流的新闻广播频道——是由俄罗斯政府所牢牢控制的。在过去的十年中，在普京担任总统及总理的时期中，俄罗斯形成了政治垄断体制，政府掌控所有的政策。

作为《华盛顿邮报》1990年代在俄罗斯的特派记者，回顾俄罗斯发展至今的体制过渡，这不是我期望的结果。俄罗斯一路曲折走来，从寡头资本主义到裙带资本主义，从初级民主形态发展为柔性专制主义政治。记者，学者，政府官员，商人和其他许多人，我们一同目睹了当年的众多事件，我们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俄罗斯变成这样？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做对了什么？

在大多数情况下，俄罗斯不得不选择自己的方向，西方政府在改变他们前进方向上的影响实在有限。在没有援助，没有贷款，甚至连善意的建议都没有的情况下，俄罗斯应该在世界上被赋予怎样的身份、方向、地位，才能获得广泛的认同呢？所有这些问题仍在探索中。但谈到外界的帮助时，西方又是否太过于强硬地要把俄罗斯改变为他们所想要的形像呢？俄罗斯的基本选择——民主和自由市场——对于俄罗斯来说是否是错误或不合适的？有没有另外一条发展道路？这些问题已然回荡多年。

问题的答案对于那些新一代的民主斗士来说会十分重要，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人士。2011年初在开罗塔里尔广场聚集的示威群众无疑将会面临20年前在俄罗斯出现的类似的挫折。这是从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中获得的教训。历史可能不会重演，但肯定可以重用。我们应当以不骄不躁的心态来回顾过去。

早在1980年代，有一位孤独的经济学家，名为维塔利·纳速尔（Vitaly

Naishul），在看到苏联的体制与计划经济的种种缺点后，他大胆地对未来的后苏联时代进行了预测。他的手稿《另一种生活》是以地下发行的方式首次发表，并在读者间手手相传。这部作品中记录了苏联经济政策中的荒谬指令，并建议读者该如何去行动，才会在未来某一天中，拥有资本主义带给俄罗斯人民的“另一种生活”——自由的选择与繁荣富裕。

新生活来临的那一刻引人注目。先是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放宽了政治环境，让人民拥有了他们从未有过的自由，从而引发了社会的分崩离析，并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随后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放开了商品价格与资产市场，将所有的东西都迅速私有化，这就是所谓的“休克疗法”。俄罗斯步履蹒跚地走向自由市场经济。

1991年10月28日，叶利钦在他的经济报告中承诺：在1年之内，“人民的生活会逐步变好”。但现实并没有如其所愿。截至布什明1995年参加竞选时，俄罗斯正在从强行社会过渡所产生的阵痛走向另一个未知的未来。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许多人的积蓄，社会安全变成了一个烂摊子，社会经济恶化为金字塔模式，超级富豪们成为了新的政治捐客。

如此激进的社会变革自然不会让人民拥戴那些激进的改革设计者，以年轻的盖达尔（Yegor Gaidar）与丘拜斯（Anatoly Chubais）为首的俄罗斯经济学家们，他们被认为是接受了西方顾问的帮助与教唆。这群政府的智囊团相信一个共同的基本假设。他们坚定地相信，无论俄罗斯有过怎样的落后与历史，它仍将会是一片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沃土——俄罗斯不会是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则的例外。只要给予激励，人民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他们会做出回应。丘拜斯和其他改革者都深受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的影响，哈耶克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最犀利的早期批评者之一。

对于市场选择的信仰也体现在西方媒体上。《经济学人》在俄罗斯变革早期发表过两篇具有显著影响力的文章，体现出当时社会情绪的典型状况。其中之一发表于1995年，标题为《一个沉默的革命》，文章里宣称“市场经济的基本体制正在（俄罗斯）以惊人的速度出现。”文章还指出，俄罗斯人“雄心勃勃、贪得无厌，他们自由地在国外旅行，他们不会再轻易害怕了。”文章还说，（俄罗斯）国家的权力，“已经被金钱的力量所取代了”。俄罗斯曾空空如也的商店，“已经让人再也认不出来了。”

俄罗斯的改革者和他们的西方顾问所共有的另一个大胆设想是对财产私有化核心作用的认识。他们认为，把社会资产简单地放到私人的手中就会改变俄罗斯。在1994年《经济学人》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世纪销售》引发了社会狂潮，文章认为（俄罗斯的）社会资产全都等待着被私有化。国有的资产，从老旧的工厂到石油和天然气储备、饼干制造厂，价格都便宜得令人震惊。

威廉·白劳德（William Browder）当时正在伦敦的所罗门兄弟公司工作，他后来成为了俄罗斯最大的国外股权投资者。他当时因投资俄罗斯而在公司内遇到不少麻烦。而我那时正在为写作《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TheOligarchs: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New Russia）一书搜集资料，这本书描写的是俄罗斯的新资本主义贵族。白劳德告诉我，当《经济学人》的文章发表后，人们对俄罗斯廉价资产的兴趣如洪水一般铺天盖地而来。“我坐在交易大厅，突然所有的常务董事都跑到我桌子边上，问我，‘比尔，你正在那做着很有意思的事情，能给我们弄点卢克石油公司的股份么？’”

丘拜斯是俄罗斯的私有化首席领导者，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迅速把国家手中的财产转移到私人手中。他并不在意俄罗斯的财富分配到谁的手中，只要是私人拥有就行了。丘拜斯对我说，他相信市场会自行调节，分清谁最好谁最坏。

理论虽如此，但现实并没有那么顺利地开展。1990年代俄罗斯第一波财富拥有者的辉煌被证实是因为他们以粗暴的方式从国家手中快速地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巨贾大亨们以极低的国家调控价购入石油，然后以几倍高的价格销售到海外。手快就能赚大钱。后来，通过臭名昭著的贷款换股份私有化政策，一些俄罗斯最宝贵的石油与矿产资源在国家急需现金的时刻被廉价售出。但那些新的业主们并没有转化为现代化的制造业巨头。他们利用政府的软弱，通过内幕交易致富。
但从另一个重要的角度来看，私有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高峰期，有约70％的俄罗斯经济由私人掌控。但是，俄罗斯的资本主义的出生阶段，也正是一个社会没有有效法律保护、政府没有能力依法办事的权力真空阶段。偷窃和欺骗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暴力则是交易的一个工具。社会上的各种罪恶勾当，包括黑社会式的杀人，都逍遥法外。
有人认为，随着时间的前行，新的商人阶层会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而推动法律制度趋于完善。《经济学人》预测，例如，“许多强盗起家的资本家们，会利用自己手中相当大的权力，游说政府调整制度以便保护其利益。”而且这事也确实发生了。在1998年经济崩溃后，他们开始清理门户、检点行为以便吸引到西方的投资。其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就是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Khodorkovsky），石油巨头尤科斯公司的老板。他在公司资产所有权上变得很透明，并在向美孚公司和雪佛龙公司售出部分股权后开设了一个西方式的会计账目。霍多尔科夫斯基也活跃于政界，为各党派提供了大量资金，他曾告诉我说，俄罗斯政府明确批准他的行为。

我不知道这场变革会延续多久，但自从霍多尔科夫斯基公开指责政府的高层腐败后，普京在2003年开始修理这个人。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经过两次审判后入狱，尤科斯公司也被宣布破产分拆。

普京确实深得人心，他本可以就此创造出独立且互相制衡的执法与司法系统。但他不想这么做。与之相反的是，他把权力交给了“西罗维基”派(Siloviki，或称“强力集团”,译者注），那些出身于安全机关，与他有共同控制欲的人。

“西罗维基”派没有打破叶利钦与寡头们创造的财富与权力的界限，相反，他们接管了一切。普京最亲密的顾问之一伊戈尔·谢钦（Igor Sechin）成为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董事长，这是一家在吞并的尤科斯公司资产之上建立的国有石油企业。系统还是那个系统，只是演员已然换人。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Trenin）总结说：“俄罗斯决策重点的背后，是私人和企业的利益。因为俄罗斯是由那些拥有它最大部分（资产）的人所统治的。”他还说，在普京的统治下，政府已经变成了“俄罗斯公司，政府的高级职员与高级部长们围坐在各家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席位上，并采取一切能让他们获得发财和赚钱的行动。”

普京亲自挑选的接班人梅德韦杰夫常把服务于法治挂在嘴边，发誓要结束国家的“法律虚无主义”状态，但他没取得什么进展。今天的俄罗斯，财富与权力之间已结成了铁打的联盟、根深蒂固，在莫斯科看来，所谓的与西方的利益冲突根本不值一提。

迈克尔·麦可富（ Michael McFaul ）很喜欢他在白宫的办公室墙上挂的一幅照片，照片上是大约20万名群众聚集在莫斯科中心广场的宏大场面，时间是1991年春天。这张照片捕捉到了戈尔巴乔夫任期的最后一年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情景。麦可富离开斯坦福大学后，供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他告诉我，这张照片提醒我们，政府与政策分析人员往往过于关注领导者，但却忽视了改变社会运行的深层次的变革能量。戈尔巴乔夫释放出了能推翻他的社会力量，但在1991年，西方还只是盯着戈尔巴乔夫，而不是街头的民众。
苏联解体后，美国总统克林顿犯下了同样的错误，他总是通过叶利钦来了解俄罗斯，政治家看政治家的眼光。如果克林顿能有更开阔的视野，他可能会更好地加强俄罗斯民间社会的力量，这是将统治者与被统治的人民连结在一起的“胶水”，而叶利钦本人无法理解并忽视了这点。克林顿政府任职期间的美国副国务秘书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在他的回忆录《俄罗斯之手》中提到了一些克林顿的轶事。克林顿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下台半年后拜访了他，“你改变了俄罗斯，”克林顿对他说，“俄罗斯有你很幸运……我遇到你也很幸运。我们在一起做了很多事，你和我。”当克林顿坐上他的豪华轿车离开时，他又说了一句，“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鲍里斯了……我想我们会怀念他的。”

在俄罗斯变革最初的几年，许多在俄罗斯工作的人有着共同的想法，那就是如果俄罗斯建立起稳定且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机制，如选举法与新宪法，一切将会各归其位各行其道。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想法可能是被误导了。1993年宪法赋予了俄罗斯总统强大的权力。在叶利钦手里，民主是一个不守纪律的民主。但是，同样的宪法并没有阻止总统普京将俄罗斯转向其他方向。而两位总统使用的是同样的法律文件。

苏联解体后的好几年里，俄罗斯人积极参与投票，选民的参与率远远高于美国。但叶利钦与西方政府忽视了在选举间歇期所发生的一切，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西方本可以将资源与能源用于建设公民社会——提升新闻媒体、协会、教会、学校的重要社会职能。叶利钦也本可以建立起一个在他离任后亦能继续支持改革的政党，但他没有这么做。相反的是，叶利钦把保障民主视为他自己一个人的事，他的形像更象是父亲而不是宣传员。当他在议会碰到反对意见时，他常粗暴地把对方踩在脚下，通过颁布法令而不是通过民主立法来进行政府治理，这对民主没什么帮助。

让人感觉讽刺而又悲伤的是，叶利钦，这位自由的捍卫者，却选择了一位带领国家改弦易辙，走向独裁的继任者。为什么叶利钦会挑选普京仍是一个谜。普京曾是一名前克格勃特工并担任过圣彼得堡市长的幕僚。普京上台时几乎没什么从政经验，他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年代和叶利钦叱咤风云的1990年代都没有过突出表现。普京从未主张过竞争选举或受到过媒体的监督和批评。

尽管如此，当初西方很多人把普京误认为一个现代化主义者，认为他将会继续叶利钦的道路，依法治国。普京曾发表了一份宣言，宣告他将寻找一条经济快速增长的道路，并承诺让市场民主化，让俄罗斯继续保持大国地位。美国总统老布什曾在首次与普京会面后曾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我看着那人的眼睛。我发现他直率而可靠。我们进行了很好的对话。我能感觉到他的灵魂。”普京统治的早期，西方的商人、记者和学者对他有过类似的评估。《新闻周刊》曾报道过普京在一次早期的讲话中说，“在俄罗斯未来十年的民主进程中，政治自由的关键之处将不会有任何倒退。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新闻自由、对私有财产权利的保护——所有这些公民社会的基本准则将得到保护。”

今天，我们要问：普京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就阻碍了民主？为什么一点阻力也没有？为什么再也没有成百上千的人出现在街头抗议，就像当年的戈尔巴乔夫时代？

答案之一是，亲民主力量已经薄弱和分散了。普京是在一系列的莫斯科公寓爆炸事件后上台的，车臣叛乱分子被认为对此负责，随后，针对叛乱分子开展新的进攻行动。人民似乎在渴望一个能带领他们面对恐怖主义和一切未知变化的强大国家，普京正好谈到了坚强并说要在国家安全上投入大量资源。

另一个答案是，俄罗斯人喜欢高油价下的经济强劲增长年头。他们感到生活水准在不断提高。由于没什么政治选择，他们变得内敛。由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办的《反对派》（Pro et Contra）杂志的编辑玛丽亚·李普曼（Maria Lipman）说，人民与普京之间有一个“互不干涉的协议”：如果普京不干涉他们的生活，他们也不会插手政治。普京一直遵从行事。人民现在有个人自由，但在政治上基本上什么自由都没有。

难道我们给俄罗斯开错了药？一群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声称，把资本主义和民主这么快地强加给一个在这些方面什么经验都没有的国家就是一个错误。这些批评者说，尽管美国人一直很享受民主，也认为每个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欢迎它。但俄罗斯有过1000多年的专制历史，没有像美国人一样谈论过政治权力。俄罗斯有着长期家长式统治的历史传统与唯我独尊式的苏联共产党统治的影响，也许，让他们慢步前进或者选择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会更好。这些批评家中的代表人物是纽约大学的斯蒂芬·F·科恩（Stephen
F
Cohen），他著有《失败的十字军：美国与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悲剧》一书，他在这本观点尖刻的书中批评道：“美国的俄罗斯观察家们，除了少数人例外，在整个1990年代中都是不称职的。”他把这一切称为：“美国自越战以来最糟糕的外交政策灾难。”有很多人也有同样的感慨。
我认为这些批评都是错误的。从我六年多来长驻莫斯科报道所目睹一切来看，激进的改革对俄罗斯而言是正确的选择。这是摧毁苏联制度的核心——对价格、财产权与贸易权的垄断——的一条有效途径，同时还引进了竞争机制，这是新制度的活力之源。走得慢意味着无路可走。
俄罗斯的改革就像是跨越一条激流汹涌的河流，徘徊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会被反对改革的力量所冲跨。俄罗斯共产党人在1991年后一度士气低落，但他们很快重新集结起来反对改革。俄罗斯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激进改革太多的结果，而是激进的改革太少了。

记住那些没有做错的事情也是很有意义的。在苏联解体时期，原本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危机。但俄罗斯并没有像南斯拉夫一样陷入内战，它也没有尝试重建苏联，成为全球安全一个严峻的威胁。它现在几乎被人遗忘。但在1990年代初，由于对俄罗斯的未来无法判断，克林顿政府曾创造了一个拥有数以千计核武器的“后备”核武库。但最终，俄罗斯没有成为威胁。

俄罗斯在大部分重要的事件上都做得非常正确。人民现在享有比这个国家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的自由。数百万人第一次能出国访问，投票选举，享受新闻自由，依靠自已而不是国家。他们明白了财产私有与创业精神的意义。

俄罗斯仍然存在的巨大问题是法治的欠缺，民主和公民社会的虚弱，现代化建设的缓慢——困扰着这个时代的未竟事业。

不幸的是，俄罗斯只完成了叶利钦的梦想的一部分。但时犹未晚。原订的目标是好的，但只盯着终点还不够，在这个革命的动荡时代，前行每一寸都需要战斗。

Fallen·疾风

嘿 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