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是美国2月26日在加州发现了一位新冠病毒感染者,但是其人既没有来过中国日本韩国等疾病多发的地区、也没有和美国其他新冠患者的接触史。这种案例就被美国新闻称为“the first coronavirus case of unknown origin”,也就是,美国首例未知(感染)来源的新冠病毒感染者。这句话的表述同样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却被不少不明真相、或者别有用心、又或者单纯是英文不及格的自媒体理解成了美国才是第一例新冠肺炎的发源地。
新冠病毒是不是起源于武汉、特别是不是起源于华南海鲜市场?这个说法的依据主要是早期患者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和华南海鲜市场有密切关系(Huang C et al Lancet 2020)。在新冠肺炎刚开始流行的2019年12月,武汉地区的医生们根据患者的生活轨迹得出“这种疾病大概和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系”的推论当然是很合理的,对于他们能够准确和及时地认识到这种全新疾病的存在有很大帮助。这个你应该不难理解,新冠肺炎的症状并不特别典型、不容易和其他病毒性肺炎相区分,当时又不知道病原体,没有基于核酸或者抗体的检验手段,要是连“华南海鲜市场”这个抓手都不存在,医生们就更难确认他们在面对一种全新疾病了。这也是在那之后地方政府封闭海鲜市场的决策依据。
不过即便在12月份,就已经出现了和华南海鲜市场没有明确接触史的患者(Huang C et al Lance 2020)。实际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个发病的患者(12/1发病)就没有去过那个市场。但是我得强调一下,这件事本身既不能用来说明、也不能用来推翻新冠肺炎和华南海鲜市场的联系。这个道理稍微有一点绕:这位患者虽然是有据可查的第一个发病的患者,但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历史上第一个新冠肺炎患者——也许更早的患者症状轻微没有就医,或者就医但是被当成了其他疾病,又或者感染的早但是潜伏期更长。果真这样的话,早期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历史的患者,完全可能是从其他这些未被发现的患者那里感染的。
第二个办法则是利用病毒基因变异和演化的规律,通过分析目前存在的大量病毒样本,追根溯源。这个逻辑本身是很简单的,我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如果你在三个患者身上分离病毒,检测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发现患者1身上的病毒有基因突变X,患者2身上的病毒有突变X和Y,患者3身上的病毒有三个突变XYZ。那么一个最简单的推测就是病毒的传播应该是1>2>3,并且在这个过程逐渐积累了更多的基因突变。实际上进化生物学家们一直在用类似的办法分析地球生物彼此的演化关系。这一次涉及到的中科院论文(Yu WB et al ChinaXiv 2020)也是在对新冠病毒做类似的分析。
第一个问题就是被各种媒体错误解读了。就像我们一开头所说,台湾一个媒体完全错误理解了论文的含义,他们以为既然武汉的患者主要是C病毒,而更古老的A/B出现在深圳和美国,那么就说明这个病毒的起源地大概就是这些地方——特别是和那条“the first coronavirus case of unknown origin”的美国新闻前后脚出现,让媒体认定病毒就是起源于美国了。这完全是对两条新闻同时错误解读的叠加结果。特别是对于中科院这篇论文来说,A/B病毒的患者确实是在在深圳和美国被发现的,但是这些患者在发病前可都是刚刚去武汉旅行过的!他们在程序上固然被定义成了武汉之外的患者,但是他们体内的病毒则几乎可以肯定是武汉来源的。
A 科学上说,我们确实不知道新冠病毒真正的最初源头是哪里,它可能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然后在去年12月的武汉出现大爆发;
B 鉴于华南海鲜市场已经被破坏,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利用病毒基因组序列绘制传播和进化链条,找到最初源头;
C 但是目前我们掌握的病毒基因组序列数量太低,代表性太差,类似的研究的结论可信度很低;
D 在我们掌握更多的数据得出更可靠的结论之前,武汉地区显然仍然是最值得我们继续挖掘和分析的第一或者至少是第二案发现场。分析武汉地区内部病毒的传播规律,人群的历史感染率,是重中之重的研究课题。
最后,咱们再简单说一下那条美国新闻“the first coronavirus case of unknown origin”。这种未知传播源的病例本身毫不稀奇,但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意味着新冠病毒在美国也可能正在进入大流行的阶段。一般来说,在一个传染病开始流行的最早期,如果防控措施到位、研究调查及时,我们是有可能搞清楚每一位患者的传染源的——不管源头是动物还是其他患者。而如果能够搞清楚传染源,那么理论上我们就有可能把整个传播链条锁定、隔离、阻止疾病的进一步蔓延。在上海,在新加坡,人们就是这么做的,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而这种未知传染源的病例的出现,作为一个明确信号,可能意味着当地要对防控措施进行调整了。如果我们能锁定传播链条,那么严防死守隔离所有潜在患者就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如果不能锁定传播链条,那么对疾病的防控可能就需要长期化、常态化。相比不惜一切代价的严防死守,可能更温和但是持久的政策,比如改善个人习惯、禁止不必要的公众集会、疫苗的快速开发、储备医疗资源准备救治重症患者,可能就更重要。最近WHO的一篇文章也在强调这个差别(Heymann DL and Shindo N Lancet 2020)。这种防控策略的转换逻辑我也曾经反复写过,它不光适用于世界其他地区,也适用于正在疫情关键转折期的我们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