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熊本县的“福神 ”,熊本熊不只是地区的象征和推广旅游业、农产品的手段。他几乎被奉为活生生的、独特魅力的熊形家庭神。他来自幻想之地,混合着“戴帽子的猫”(the Cat in the Hat)和泰迪熊(teddy bear)的特点,又有自己的个性。当被问到地震后为何如此担心熊本熊安危的时候,“因为他又可爱又调皮。” Tam 解释道。
丘比特们还是多多少少类似于人。就像1928年米老鼠首次在他电影里登场的形象一样,接近真老鼠。半个世纪的轻微调整使得他越来越婴儿化。演化生物学家 Stephen Jay Gould 在其有名的“生物学的致敬”当中描述了这一过程。Gould 观察到这只时而淘气时而暴力的老鼠逐渐变化为温顺和蔼的庞大商业帝国监督者。
50岁的文化学者 Joshua Paul Dale 现在东京学芸大学(Tokyo Gakugei University)全力研究“萌”文化的起源。这个领域包含部分行为科学,部分文化研究,还有部分是生物学。由于领域前卫,所以还没有学会。
Dale 是第一个把“萌”文化研究文献全放在网上的人,现在库里已有100多篇文献。从《可爱的代表:(^.^),东亚电子表情对商业的影响》(Agentic cute (^.^): East pastiching Asian cute in Influencer commerce),作者是 Leslie Zebrowitz,刊登在《东亚大众文化期刊》(East Asian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到《从婴儿式对话到娃娃脸》(Baby talk to the babyfaced’,刊登在《非语言行为期刊》(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Dale 最近计划出版一份期刊,叫作《东亚大众文化之萌文化》(East Asian Journalof Popular Culture’s special cuteness issue)。“里面主要收录关于“萌”文化灵活性的文章,以及一系列由此诞生新观点”他在序言中写道。
Hiroshi Nittono对《东亚期刊特别版》(East Asian Journal’s special issue)的出版颇有贡献。他是第一个把“卡哇伊”放入论文标题,并进行同行评议的人。他解释了“萌”的双层机制魔性:它不仅鼓励父母照顾新生儿,而且一旦婴儿进入幼儿期并和世界互动时,“萌”这一属性促进婴儿的社会化。
“它能够满足我们情感需求,这正是‘萌’的关键作用。”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的人类学教授、《粉色全球化:Hello Kitty飞跃太平洋》(Pink Globalization: HelloKitty’s trek across the Pacific)的作者 Christine Yano 写道。
“甚至在美国,记者 Nicholas Kristof 也曾写过关于当今社会‘移情缺口’的文章,”Yano 说,“他指出一些物体可能会给人带来‘快乐’和‘安慰’。当社会需要抚慰时,它会在熟悉的东西里面寻找安慰。而熟悉感就在‘萌’中。当纽约发生911事件时,消防员拿泰迪熊安慰伤员。所以我把“卡哇伊”事物视作一种移情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