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在一起的愉快时光就戛然而止了。1933年1月,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那时,爱因斯坦恰巧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帕萨迪纳市拜访他的同事。在他离开的日子,纳粹分子查抄了他在柏林的公寓以及避暑别墅,并且冻结了他的银行账户。因此,爱因斯坦从普鲁士科学院(P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辞职,并快速地做出安排,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住了下来,成为新诞生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首批成员之一。
薛定谔收到爱因斯坦回信后没几个月,如今闻名遐迩的薛定谔猫实验刊登在了杂志《自然科学》(Die Naturwissenschaften)上,措辞几乎与信件中的一模一样。然而这篇论文差点在印刷之前夭折。就在薛定谔给该杂志投稿后的几天,创始编辑、犹太物理学家 Arnold Berliner 被解雇了。薛定谔想要撤回稿件表示抗议,直到 Berliner 亲自说情他才作罢。
那年夏天困扰薛定谔的绝不仅仅是 Berliner 受到的不公待遇。他从不掩饰对纳粹政权的厌恶,在被迫逃离柏林的时候,他已经有点宿命论的倾向。他在日记中隐晦地说:“也许是我对这个世界了解的还不够多,也许是我没有准备好面对这样的世界……”抵达牛津几个月后,一个来拜访他的朋友注意到,先前的苦恼加上背井离乡带来的压力让他每天都郁郁寡欢。1935年5月,就在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的论文发表的同时,薛定谔在 BBC 广播发表了一场20分钟的演说,题为《自由的平等与相对性》,回顾了历史上多次“用绞架、刑柱、刀剑和大炮对付德高望重的自由人”的政治迫害。伴随着法西斯进军的鼓点,有关球与盒的奇思异想,很快转变成爆炸、毒药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生死计算。
多年之后,薛定谔臆想中将挫败量子力学的一个思想实验,却成为用来教授量子论的经典比喻之一。量子力学的一个中心原则就是粒子可以存在于叠加态中,能同时拥有两个相反的特性。尽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面对“不是A就是B”的抉择,而大自然(至少在量子论的描述中)是可以接受“既是 A 又是 B”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物理学家成功地在实验室中实现了多种薛定谔猫态,将物质微粒转变为“既是 A 又是 B”的叠加态,并探测它们的性质。尽管薛定谔对此持保留意见,然而每一次测试结果都符合量子力学的理论预测。在最近的一次试验中,我和我的同事证明了中微子(一种与普通物质相互作用非常微弱的亚原子)可以在薛定谔猫态下移动数百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