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配备文物搜集员盗中国帝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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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和日本比邻而居，然而从古至今，我们的这个邻国却是长期觊觎中国优秀文化资源的国家之一。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侵占中国领土，还一直觊觎中国文物。自清末至上世纪四十年代，抢掠走大量中国馆藏、地面文物的日本人还不满足，又直接以“考古”的名义，盗掘中国地下文物！

       


        日军配备文物搜集员以考古为名盗中国帝王墓

       


        辽庆陵出土《仁懿皇后哀册》盖拓片

        　　侵华日军配备“文物搜集员”, 其实就是无耻的窃贼。

        　　中国古代帝王陵成盗掘重点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便根据顾问九鬼隆一的《战时清国宝物收集办法》颁布了《敌产管理法》，要求“搜集”被占领国的图书、文物。

       


        　　在此背景下，大量中国文物被抢掠到了日本。至今，日本仍是中国文物最大的流散地、收藏国，其国内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无不藏有中国宝物。

        　　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各部都配备了“文物搜集员”，他们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一定的文物专业知识。每占领一地，“文物搜集员”便对当地文物、古籍进行全面搜刮。

        　　同时，日本又派遣各种“考察团”来华并分赴到各个地区，对文物、书刊等进行搜索和甄别。除了军方以外，日本还成立了一些劫掠中国图书、文物的专门机构，如“满铁调查部”、“中国中部占领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以及设在日本东京的“政治经济研究所”等。还有一些所谓的学术团体，如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东亚考古学会”、“东亚文化协会”等，这些所谓的“学术团体”在华从事文物掠夺和破坏，还美其名曰为“研究”。

        　　在抢掠大量中国馆藏、地面文物后，日本人还不满足，又直接以“考古”的名义，在中国实施盗墓――盗掘中国地下文物。尤其是东北、华北成了两个重灾区。在盗墓的选择上，以帝王陵和高等级贵族墓为重点，其中热河赤峰境内(今内蒙古)的辽代帝王陵、吉林集安境内的高句丽王陵等，遭日本人盗掘的情况最为严重！

        　　“人类学家”钻进辽庆陵地宫

        德岛市博物馆摆满中国文物

        　　辽朝(公元907-1125年)是中国少数民族契丹人在我国北方建立的王朝，其帝王陵寝及都城遗址曾遭到了多次盗掘，进行全面盗掘的即是日本人。当时，他们以“东亚考古学会”为主体，以考古、调查的名义猖狂地进行盗掘，事后出版了多本这方面的专著。

       


        　　赤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新石器时期的“红山文化”，便是在这里发现的。进入赤峰地区比较早、且有影响的日本人，是人类学家鸟居龙藏，时间在1908年。

        　　鸟居龙藏起初以喀喇沁第十二位王贡桑诺尔布创办的“崇正学堂”教师身份为掩护，利用他与喀喇沁王府的关系，从1908年至1933年，先后三次在内蒙古及东北地区开展“人类学考古调查”活动，遭其光顾的有辽中京、辽上京、祖州、庆州、洞山石窟寺、辽庆陵等一大批辽代遗址。

        　　辽代帝王陵有多处，其中位于赤峰巴林右旗境内“王坟沟”有三座，分别称为东陵、中陵、西陵，统称“辽庆陵”。2011年8月笔者前去考察时，已看不到“坟头”，有的地宫塌成大坑，可见遭破坏的严重程度。

        　　鸟居龙藏后来回忆，他曾进入辽庆陵中的辽圣宗东陵的地宫，在圆形后室还见到辽圣宗皇帝的棺木，其前工整地排列着身披契丹、汉两族服饰的木俑。如今，这些遗物大都已不复存在，仅发现了两个头戴巾帻、二目凝视前方的木俑。

        　　鸟居龙藏的三次“调查”，盗得了大量中国文物并偷运回了日本。现在在他家乡德岛市所建博物馆中，摆满了大量从赤峰境内挖出、弄到的珍贵文物，其中以辽庆陵中的随葬品最为珍贵。

        　　日本公开成立“辽庆陵考古队”

        　　“学术成果”成在华盗墓铁证

        　　日本人有组织地对辽庆陵进行盗掘，始于1930年。当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成了“内蒙古调查团”，对辽庆陵进行“考察”，成员包括江上波夫、田村实造一些日本考古专家，为接下来的大规模盗掘作前期准备。

       


        　　1934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在前期调查、盗掘基础上，又委派考古学博士关野贞对庆陵进行“考察”。1935年，南满医科大学教授黑田源次禾、竹岛卓一又以“日满文化学会”的名义再次“调查”辽庆陵，后来出版了《林东古迹踏查记》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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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对辽庆陵大规模的盗掘活动，发生在1939年。这一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成了由田村实造、小林行雄为领队，钓田正哉、斋藤菊太郎为助理的“辽庆陵考古队”，对辽庆陵进行全方位的“考古”。

       


        　　在辽代帝王陵中，永庆陵的壁画是最精美的，内容有装饰图案、契丹和汉族人物以及山水风景等，日本人后来据此专门出版了《庆陵壁画》专著。田村实造对地宫勘察得极为详细，并进行了准确的测绘以及壁画临摹、摄影，揭走了部分保存比较好的壁画。

        　　此后，由田村实造和小林行雄执笔，撰写了《西拉沐沦河调查旅行记》、《辽陵帝后的哀册与庄陵》两大本专著。1953年两人又合作编著了《庆陵――关于东蒙古辽代帝王陵墓的研究报告》一书。这是迄今为止、有关辽庆陵发掘中最为完整的一份资料。毋庸置疑，这些“学术成果”已成为了日本人在华盗墓的铁证！

        　　日本人对辽庆陵的全面盗掘收藏颇丰，盗走了能盗走的文物，比较笨重的辽圣宗石刻哀册，运回沈阳后，放于伪满政府的“国立博物馆奉天分馆”内，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本计划运回国内的哀册被截留了下来，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

        　　盗掘辽祖陵地宫未遂

        　　地面文物被运至东京

        　　在辽代帝王陵中，日本人最想找到的是辽太祖、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祖陵。从史料和现代考古发现来看，祖陵工程虽然不是太长，但工程量仍然相当可观。刚落成时，陵上有太祖天皇帝庙，地宫叫“明殿”，穹庐式，富丽堂皇；墓道两旁对称摆置石人、石羊、麒麟、狻猊等各种石雕。后来，又陆续兴建了一些建筑物：天膳堂、太祖建国碑、园寝、楼台等。

        　　辽亡后，辽代祖陵遭到了女真人毁灭性的破坏。《契丹国志》记载，金天辅四年(公元1120年)夏天，“金人破上京祖州之天膳堂，焚略殆尽，发掘金银珠玉。”

       


        　　民国时期，日本人又想起了盗掘辽祖陵。辽祖陵是“凿山为殿”，陵墓本身的坚固程度非同一般，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石房子村西北一个巨大的袋状山谷中。谷间丛林茂密，泉水潺潺。

        　　l935年，日本人便光顾了这一带。1939年日本人在盗掘辽庆陵的同时，不惜花费巨资，在这一带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大规模盗掘。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得逞，始终没有找到辽祖陵地宫――明殿所在位置，甚至连墓道也没有挖到。

        　　最后，日本人只好盗走地上文物作罢，被盗文物中包括耶律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等珍贵文物，这些后来全部被盗运至东京，藏于当时的“东方文化研究所”内。

        　　“考古学之父”猖狂盗墓

        　　高句丽王陵遭“黑铲”

        　　遭日本人有组织、大规模盗掘的另一处墓葬群，是高句丽古墓葬群。

        　　高句丽曾是中国东北地区古貊族的一支，存在于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间，唐总章元年(公元668年)被唐军与朝鲜半岛的新罗联军所灭。在这数百年间，高句丽人在吉林、辽宁两省境内留下了大量墓葬。其中，以吉林集安最多，目前集安境内尚有7927座。

       


        　　日本人对集安高句丽古墓葬的盗掘，集中发生在1935年至1936年间，领头的是池内宏和滨田耕作俩人。这俩人都是日本国内著名的考古学者，其中的滨田耕作被日本人称为“日本近代考古学之父”，但在中国人眼里，这位“考古学之父”却是一个盗墓贼。

        　　1925年，滨田耕作和后来被称“日本近代东洋考古学先驱”的原田淑人俩人，开始筹划成立“东亚考古学会”，学会的运作基金源于日本外务省的国家资金，名义上是推进日本在中国的考古研究，实是盗掘中国文物。

        　　高句丽墓葬与中原地区墓葬风格明显不同，墓室构筑在地表上(晚期有的在半地下)或高出地表的石墓基上，有石圹和石室两种。方坛墓和方坛阶梯墓规格最高，墓主身份等级也最高，属王陵或贵族墓一类，有“东方金字塔”之美誉。

       


        　　在高句丽墓葬群中，最富艺术价值的是壁画墓，这些壁画墓被国际学术界称为东北亚地区的艺术宝库，不论是考古学价值还是人类学、历史学价值都很高，日本人一直觊觎这个“宝库”。所以，池内宏和滨田耕作将“黑铲”首先伸向了这些壁画墓，已发现的几十座规格较高的壁画墓中，大部分都被池内宏和滨田耕作盗掘过。

        　　日本人对墓内壁画的“研究”手段十分卑劣，能揭的揭下来，不能揭的拍成照片。所有他们挖盗来的文物，一律运回了日本。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工作者对日本人发掘过的高句丽墓葬进行复查并重新发掘，几乎没有出土什么文物，可见日本当年“考古”多么彻底。有座叫“五盔坟”的高句丽古墓，在日本人编的文献中称作“四叶冢”。其得名原来就是他们从墓中挖出了珍贵文物“金铜四叶”。

        　　不容忽视的是，前来盗掘东北高句丽墓葬的，并不只是池内宏和滨田耕作这两个日本人，之前和之后都有日本“考古队”前来“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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