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屠蜀暴行揭秘：蒸食小孩，奸淫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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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屠蜀的真实历史
　　小的时候听爷爷辈讲过湖广填四川故事，对张献忠是个杀人魔头的事有点影像，但没什么过深的感觉。最近在一地摊上看到一书，叫什么百家讲坛来着，其中有一篇是一个什么狗屁教授专讲的张献忠屠川，讲得是有根有据，给本人极大的震憾，也对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有了极大的寻真欲望。-　　

　　本人通过大量的查证，认真的思考，得出了张献忠屠川是一个欺骗历史的说法。-　　

　　首先，教授讲授张献忠屠川的依据是《圣教入川记》和《蜀碧》。《圣教入川记》听说是随张营的基督教传教士写的日记.大家都知道,明末是西方的宗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信道教和佛教与儒教,而对基督教根本不了解,张献忠又是一个没读过书的农民,宗教思想只能是本士的基本宗教思想,那就是佛儒道,对于这样的异己份子留在军营,这本身就说明了张献忠的包容.另外, 《圣教入川记》以日记面目出现,如果张知道洋鬼子写这样的日记,会让他写下去?这只能说明洋鬼子后来为了讨清王朝的好,为了把谎言说得活灵活现,采用了一个更容易让世人相信的文体而已.当然, 《蜀碧》这本书出来得更晚了,是张献忠死后100多年才出来的书,也对张献忠屠川的事写的活灵活现,好像本人就在现场,对张充满了深恶痛绝.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作者的祖上是被张杀了的一个县令.-　　

　　说到这里,我得说一说满清统冶初期的文字狱,”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此诗的作者写这首诗纯粹是信手捻来.但为了这首诗,当时杀了多少人,读者可以去考证.大兴文字狱,对于统治者需要的大力培养,对于不需要的斩尽杀绝.留到后世的当然是为满清歌功颂德的书了.而《蜀碧》和

　　明末,四川总人口三百多万,到了清初1659年,四川只有一万多人口了,这是统计数字.这几十年三百多万人不在了.统治者为了江山的稳定,只有实行移民政策,当然要给老百姓一个说法,四川这么多人去哪儿了?被张献中杀了.于是就有了这些书来有力的佐证.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长达一百多年的移民潮.　　

　　按清史,张死于1646年.而清最后平定重庆是1659年,这十三年里,清军六上成都,六上重庆,谁来抵挡了满人铁蹄,清军又杀了多少川人?这里是找不到任何证据了,但扬州屠城,大家还是对清军的残暴知道一二的.-　　

　　四川当时没有多少人了,来到这里的都是湖广人,满清当时又实行的文字狱政策,哪个四川人敢出来说真话?湖广人又没看到这里的实际情况,所以清朝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以讹传讹,到了今天我们听到的就只能是张献忠屠四川了.-　　

　　再说说民间传说的民间传说的是:天生万物以养人 -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而1984年四川广汉出土的张献忠是这样的: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事实的真像就不言自喻了.-　　

　　另外我来说说张献忠大西政权的实际情况,张当时说是统治了四川,但四川实际除了成都一带被大西占领之外,其余大部都被地主武装所割据,就连离成都近的遂宁,南充,资阳都是其他的武装所统治.而大西政权在四川只存在了三年之久,我们不说在他实际统治范围外的人,就是政权内的人全被杀了,也只可能占当时四川人口的五分之一还不到吧.但一个政权没有人民了,可能吗?-　　

　　四川人为什么就在短短的几十年人急剧地减少到只有几百分之一了呢?一个是战乱,另一个就是瘟疫.当初是各地武装混战,你打我,我打你,大家的力量悬殊不是很大,死不了很多人的.最后就是清军一边倒的力量优势.杀的人就不得了,特别是屠城式的杀人.清军六上成都,六上重庆,可见当时反抗之急烈,又可以想像清军镇压这残酷.最后人杀光了,战争也结束了,但还没完,瘟疫来了,这就是三百多万人最后只有一万多人的原因了-　
中国明末清初时张献忠绞杀四川
屠蜀：中国明末清初时张献忠绞杀四川，屠城成都，先杀男子，后逼妇女投江，被屠戮者不计其数，据资料传载被屠者达六万万人

屠蜀是指中国明末清初之际四川人口的骤减现象，战乱是重要原因。古谚有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这可能是1639年—1646年之间当时的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所为，但和入关之后的满清军队在四川的连年征战也有关。现在也有人认为这主要是入关后的满清军队所为，而栽赃给张献忠，同时造成死亡的因素还有大旱、大饥、大疫；史载“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清初时以“湖广填四川”来解决四川人口的缺口。

张献忠屠蜀

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西进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在大西政权前期，虽手段强硬，但军纪尚可。后因四川各地明朝势力反抗强烈，张献忠于是决定杀戮报复。

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汪兆麟献策屠蜀。次日，屠城成都，先杀男子，后逼妇女投江，被屠戮者不计其数，《纪事略》中说“不下四五百万”，实际数不可考。不久，又以“特科”的名义，骗四川的乡绅、士子、医卜僧道杂流到成都，后全部屠杀，被杀者万余人。顺治三年（1646年）年正月，大杀大西军中的川籍士兵，除十四岁以下者全部尽杀。该年上半年，派兵分剿成都府属三十二州县，定例每杀一人，剁两手掌、割两耳及一鼻解验，准一功，妇女四双手准一功，小孩六双准一功。直至五月各地剿杀部队才全部回成都。《纪事略》说“正月十六日剿杀起，至五月尽回成都，查验功数，男妇不下千余万。”

顺治三年春，张献忠在彭山江口大败于明军杨展，败退成都。五月，明总兵曾英进军成都，张献忠遂弃成都，向川北转移。沈荀蔚在《蜀难叙略》上说，由于受到进剿追击，张献忠乃毁成都，“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另有一说说张献忠在撤军时，嫌士兵太多于是大戮士兵，并杀尽军中随军妇女，但此说和其他文献想矛盾，较不可信。

《圣教入川记》说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大西的官员本有九百人。张献忠离开成都时还有700人。到他临死时只有25人”。

清朝时的书籍中，其可信度有些值得怀疑，例如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清政府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但后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续编绥寇纪略》和《明史》说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六万万人，这数字明显夸大，当时的中国总人口还不到一亿（也有历史学家推测中国的人口在明万历年间达到了一亿二千万至两亿），这些事实说明清政府的宣传存在明显夸大的成分。
     
  
        

尽管历史上农民起义有乱杀的现象，但张献忠屠杀到四川只剩下6万人是不可想象的，他这样做无疑是自毁长城。对此，《中国断代史系列·明史》有如下论述：

“《续编绥寇纪略》所记的张献忠起义军在川杀人数，绝不可靠。由此推想，旧史书上述几起张献忠起义军杀戮事件的记载，夸大渲染之处肯定存在。但是，关于上述杀戮事件，有多种 史书加以记载，而且除了细节的差异外，基本情况大体相同，这说明这些事件应是确有其事。…… 狭隘的地域观念，使他对四川人产生偏见，从而不仅杀了明朝残余势力，也杀了许多一般绅士，更杀了不少劳苦群众，这便使这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反人民 性。…… 由于张献忠之在四川大杀戮，具有反人民性的一面，这便使之严重脱离群众。脱离群众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张献忠之大杀四川人，成为其后来遭到丧命惨败的一个 重要原因。”
2清军征蜀

此外，清军也有乱杀的事实。清军平定四川2年后，1648年四川复反，清军又出兵围剿。“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清政府屠四川时的命令。

后清军因镇压陕西、山西起义，无暇全力顾及四川，而张献忠余部孙可望、李定国等撤向云贵，于是四川本地各地军阀割据。各军阀名义上效忠南明永历政权，互相之间却征战不休，后孙可望又回兵平四川征讨各军阀，连年征战更加加剧了四川的惨况。1652年，陕西等地抗清起义已定，清廷派吴三桂重征四川，吴三桂平四川各军阀，击败南明刘文秀，四川再被清朝征服。

由于清人记载张献忠战死时川人已几乎被其屠尽，而此后满人仍然在四川征战多年方将其平定，由这一矛盾也可以看出实际上张献忠进行的屠杀很可能规模没有达到清人所描述的那种地步。
3其他灾害

天灾

清同治十年《仪陇县志》载：“仪邑自明季之乱，几至靡有孑遗，其逃在山谷者，又值饥馑频仍，人相食，继以虎灾，道无行人，昼常扃户。”

四川
瘟疫

《蜀碧》：“其时，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睛，双眸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死者朽卧床榻，无人掩葬”。顺治五年（1648年），内江“瘟疫大作，人皆徙散，数百里无人烟”。同年，川北又遭大旱，饿死者日无计。《铜梁县志》载1868年，该地“瘟疫四起，染者呕吐交作，腰疼如断，两脚麻木愈二三时之毙”。
虎患

欧阳直的《蜀乱》记四川虎患，“蜀中升平时从无虎患，自献贼起营后三四年间，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

彭遵泗《蜀碧》载：顺治初年四川“遭乱既久，城中杂树蓊郁成林……多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然穿屋顶逾城楼而下，搜其人必重伤，毙即弃去，不尽食也。白昼入城市，遗民数十家，日报为虎所害，有经数日，而一县之人俱尽残者”。

顺治七年四川地方官员向朝廷奏称，顺庆府“查报户口，业已百无二、三矣！方图培养生聚渐望安康。奈频年以来，城市鞠为茂草，村疃尽变丛林，虎种滋生，日肆吞 噬。……据顺庆府附廓南充县知县黄梦卜申称：原报招徕户口人丁506名，虎噬228名，病死55名，现存223名。新招人丁74名，虎噬42名，现存32 名。”

沈荀蔚《蜀难叙略》载：顺治八年春“川南虎豹大为民害，殆无虚日。乃闻川东下南尤甚。自戊子（顺治五年）已然，民数十家聚于高楼，外列大木栅，极其坚厚。而 虎亦入之；或自屋顶穿重楼而下，啮人以尽为度，亦不食。若取水，则悉众持兵杖多火鼓而出，然亦终有死者。如某州县民已食尽之报，往往见之。遗民之得免于刀 兵饥谨疫疠者，又尽于虎矣。虽营阵中亦不能免其一、二。”

乾隆《富顺县志》卷5记载，清初“数年断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城郭村圩之内，不见一人驰逐之。其胆亦张，遇人即撄，甚至突墙排户，人不能御焉。残黎之多死于虎”。

道光《綦江县志》卷10载綦江“群虎白日出没，下城楼窥破残人户。……行者虽五、七同群，执器械，前后中间必有一失。”
4后记

《明会要》卷五十载：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省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嘉庆《四川道志》卷十七）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在奏折说：“查川省现在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移外省人民填实地方。”

康熙二十年（1681年） 七月九日，四川巡抚杭爱疏言：“蜀省久为贼踞，百姓逃亡，所存惟兵”。时方家瑛有诗《哀川北》：“七日发阆州，五日达潼川。中江近千里，四顾无人烟，蓬蒿 无道路，老树长原田。豺狼白昼嗥，猿穴啼树间……两川万百众，光后膏戈铤。锋镝苦未歇，饥疫频颠连。青磷照梓益，白骨横巴绵。遗老哭吞声，至今五十年”。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颁布《入籍四川例》和《垦荒令》；“凡流寓情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移民垦荒三、五年内免交赋税”。清光绪《大邑乡土志．户口》载；清初“全资两湖、江西、两广、山陕之人来邑垦荒生聚，麻城人较多，江西、山陕次之，两广又次之”。

揭秘张献忠屠蜀暴行：蒸食小孩，奸淫妇女
　　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1606年9月18日－1647年1月2日），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曾建立大西政权。与李自成齐名。1640年率部进兵四川。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号大顺。1646年，清军南下，张献忠引兵拒战，在西充凤凰山中箭而死。其人多有奇闻异事流传，如入川屠蜀、江中沉宝等等。对此史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

　　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后于1644年10月6日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大西政权，自称老万岁。张献忠称帝后，立即与道教供奉的梓潼帝君张亚子联宗，说自己是张亚子的后代，借以抬高身份。张亚子是东晋人，曾长期居住七曲山，晓诗书，精医术，为贫苦乡民诊病施药，排忧解难，敬老爱幼，扶危济困，深受百姓爱戴，死后百姓建此庙以纪念。唐代封为英显王，元代称为文昌帝君。明清全国各地建文昌祠，因为文昌帝君发祥于梓潼，故又称梓潼帝君。崇祯年间，张献忠几次率师过梓潼，听说了张亚子的故事后就表示，倘若我打了胜仗，当为文昌帝君重修庙宇。张献忠占领成都后，立即发银五万两，役夫数千，兴修大庙，金碧辉煌，题为“天圣神祠”。张献忠亲自题诗：“一线羊肠游天堂，此处万世永无忧；神来仙来仙是神，世世流传与天休。”又一首曰：“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旦冰雹下，黄花不如松。”堪称典型的歪诗。同时，张献忠追奉文昌帝为太祖高皇帝，以文昌庙为张献忠家庙。

     
  
        
　　成都城开始大兴土木，蜀王府里进行大规模装修改建，做为新朝的王宫。任命了左右丞相，六部尚书。又将义子四人加将军衔，封第一子为平东将军，令率马兵征服山东、辽东、高丽、东洋诸国；封第二子为服南将军，征讨南省及暹罗、东京、西贰、南洋、斐利该等地；封第三子为定北将军，征伐北省诸地及内蒙古等；封第四子为安西将军招抚西藏、青海、新疆、外蒙各地。张献忠新衣新帽，端坐殿中，文武百官，叩拜如仪。献忠抚髯大笑：“起来吧，龟孙们，弄得还挺个样哩！”
　　与大兴土木相配合，张献忠从抢来的女人中挑了300个，作为妃子，养在后宫。又阉了一批孩子当太监。仪式举行完了，接下来做些什么呢？毕竟开国了，大家该当皇上的当了皇上，该当大官的当了大官，那么就不能再像以前做“流寇”时一样，四处烧杀抢掠一下完事了。如何治理呢？

　　张献忠果然改弦易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调军纪。正如各种资料所反映的，张献忠建立大西国之初，军纪确实相当严明，除了抵抗者之外，并不滥杀无辜。因此，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平定，生产生活开始恢复，大西国开国之初，呈现一片兴旺景象。这一段是张献忠入蜀后军民相处最融洽的时期。

　　张献忠当然明白他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可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偏偏只是历代专制统治者用过的无数统治术中最恶劣的三个办法：一是警察管制；二是暴力镇压；三是特务统治。张献忠信奉暴力。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结果。张献忠部从不像李自成部那样注重宣传、注重策略，软硬两手一起抓。他们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战斗力。他们迷信“只要有刀枪，没有办不成的事。”

　　张献忠面临的第二个严重问题是吃饭问题。过去，张献忠部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一贯是“因粮于敌”，“饥则聚掠，饱则弃余，已因之粮，不知稼穑，地生之利，未问屯种”。虽然建立了大西政权，自称建国，然而，张献忠在国家经济管理中的措施却乏善可陈。最初他依靠没收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久这些钱就花光了。于是他的经济措施就剩下了“打粮”。所谓打粮，一言以蔽之，就是“抢”，放纵士兵在“国家”之内强抢。张献忠的兵马没有进行过政治训练，在过去他们没有区别过地主和农民，进了四川他们当然也不会专抢敌人，而是见粮就抢，见猪就杀，见人就绑，绑起来用火烘烤，逼他们供出所知的藏粮地点。见到路上行人端着一碗米，也“杀而夺之”。张兵的名声本来就不好，张献忠入川之后，兵锋所过，大部分四川的农民都逃入山里，大片土地撂荒。剩下的农民在大西军打粮队横行之时，进行经济生产没有任何意义，“民遂不耕”，田地大片荒芜，百姓益发大量逃亡。

　　张献忠的第三个问题是军事优势的丧失。在明末诸雄中，张献忠部能脱颖而出，横行天下，据地开国，最重要的因素是张献忠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在张军中，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马七步三”，主力部队“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介马有付，去来如风，一日夜踔数百里”。每到一处，在缴获战利品队最重骡马，其他均不在意。
     
  
        

　　因为拥有强大的骑兵，史称“献（忠）之行兵，其来也如风雨之骤至，其去也如鬼蜮之难知。故数月间或驰江北，或趋楚豫，蹂躏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孙子所云‘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避实击虚’之法。将帅坠其术中而不觉耳。”速度带来主动。而“主动”是取胜的关键。张献忠一生不打防御战，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避免死守一隅，高速度地流动作战。他们没有固定不变的据点和进攻目标，从不死攻一城，他们所进攻的地区，正是明军防守薄弱的空虚地带。故能避实就虚，节节取胜。相比之下，明军则要笨重得多。他们处于明处，每个据点都要驻兵，永远处于守势，战线拉得很长，他们被庞大的后勤所制约，被起义军拖着走，要围困不住，要追追不上。然而，据地开国后，形势完全变了。

　　做了皇帝，就要派兵四处把守自己的国家。不但是边境上要列重兵，每个城市都得驻兵来镇压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作为一股聚集在一起的“流贼”，张军声势浩大，然而一旦分散到四川各处，张献忠发现他的军队就如同一把米撒进大河里，转眼就不见踪影。因为无那么多兵力可分，他只能在每府每县，象征性地驻上那么千把人。甚至有的县，只有县令一个人是他派去的。张军的劣势一下子就显露出来。过去他主动，敌人被动，现在敌人处处主动，他处处被动。张军过去纵横江楚的进攻精神没有了，叱咤风云的凌厉锐气消失了，那些过去不堪一击的手下败将现在又一个个变得强大起来。

　　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军事上就出现了败势。1645年春，明将曾英突破川东防线，进入四川，攻占了重庆。张献忠忙派刘文秀反攻，亦被曾英打了个大败。一开始，张献忠尚不以为然。胜败乃兵家常事，他毫不慌张，派出人马，四出征伐。

　　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了。他面对的不仅仅是明朝正规军的进攻，更可怕是他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大西政权的统治下，我们见到了历史书上见不到的现象：“对起义者的再起义。”看到张献忠出现败势，四川各地在富家大户和原地方官的领导下，纷纷起来，“拥众据城邑，保村落，驻山谷，据险寨者不可胜数”。“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害，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亦不能止也。”张献忠始而有条不紊，继而手忙脚乱，终于惊恐绝望。
     
  
        

　　十多年提着头栉风沐雨，身先士卒，虽然艰苦，却也快意。胜也胜得痛快，败也败得干脆。如今住进了皇宫，开辟了帝业，却陷入了无边无际的焦虑烦恼之中。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还没有学会治理国家这个需要同时处理多种事情的弹钢琴的艺术。日理万机，千头万绪，百爪挠心，心急如焚，压力从四面八方朝他一个人压来，几乎要把他压得粉碎。从各个方面传来的消息，都是警报和败绩。按起葫芦起了瓢，好不容易镇压下一处，更多的火苗又在周围燃起。最初的新鲜劲过去了，现在他越来越懒得上朝，脾气也越来越大。有一天上朝，忽然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镶满了宝石的金冠摘下来，扔到地上，用脚一顿乱踏，踩得稀烂。旁边人看得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去劝。踩完了，把旁边侍卫的大檐布帽夺过来，戴在头上，大笑道：“他娘的，老子还是戴这个舒服。”张献忠的心情不断坠向深谷，零星杀戮渐渐变成集体屠杀。平生极为厌恶官场见习，甚至对自己任用的文官，他也抑制不住厌恶之情。有一次，部下大将孙可望远征凯旋，张献忠部下的文官们按明朝官场旧例，出城远迎，进献贺礼，递“连名状”。张献忠闻知，“怒其沿故朝陋习，按名棒杀二百人”。还有一次，因一点小小过错，株杀掉了自己属下三百多名文官。有人劝他说都杀光了谁还为你服务，他说：“文官怕没人做耶？”说末路英雄张献忠已走上了嗜好杀人的变形人生之路，也许并不过分。其实张献忠本人正是以“杀人”自命并自诩的。张献忠性凶戾残暴，军中也以杀人多少论功，且杀人不分军民。“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张献忠入驻四川后，看见小孩子就蒸了来吃，看见妇女就带回军营，让部众轮流奸淫，末了还将这些妇女的小脚割了下来，聚成一大堆，号称莲峰；然后架火烧毁这些小脚，名为点朝天烛。张献忠还“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面前，割而炙之，一举数脔。又破黄州时，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尽落、血横流，拆罢仍杀之。”（李清《三垣笔记》）

　　在杀人方面，张献忠搞出许多新名堂。比如他派遣部下往各府县出击，遇人就杀，叫做“草杀”。他还在府中养了几十头藏獒，每天集结部下朝会之时，便放出藏獒去嗅那些投降自己的前明官吏，被藏獒嗅到者立即拉出去砍头。张献忠乐此不疲，称这为“天杀”。他自己不读书，也格外讨厌读书人，认为读书人奸诈伪善。为此，他假意宣布开科举，将数千四川学子骗到青羊宫，全部杀光，尸体堆积成山。唯独留了个姓张的书生，此人才华横溢，张献忠很是宠爱，封他为状元，随时不离左右。有一天，张献忠突然闷闷不乐，对左右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爱这状元，一刻也舍不得他，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总是想着。”于是下令将张状元斩首（见《明史.流贼传》）。
     
  
        

　　张献忠还在成都立了一块七杀碑，上面刻着他杀人如麻的理由：“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对他来说，好杀人并不是他的责任，蜀人是自作孽不可活，他是在替天行道。甲申年（1644年）十一月十日，大西军驱赶百姓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屠杀。当刽子手将要举刀时，天空忽然炸响三声迅雷。张献忠怒斥苍天道：“你放我到人间来杀人，今天为什么用雷来吓我”命令士兵驾起大炮，对天空连放三炮。这一天，被杀者无数，尸首塞满了河道，九眼桥下的锦江也因此断绝。

　　顺治三年（1646年），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的大西军。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张献忠撤离成都，北上与北清军作战。临走时下令屠城，并将全城放火烧得干干净净。沈荀蔚《蜀难叙略》记载说：“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同年十一月，大西军被清军包围。当时张献忠正忙着在西充屠城，匆忙也城迎战，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在今四川西充县北），一个极好享受杀人乐趣的暴徒终于被人所杀。

　　张献忠死后12年（1659年），四川温江县清查户口，全县只有32户，男丁31名，女丁23名，“楱榛莽莽，如天地初辟”。这是张献忠大肆屠戮的结果。当时的民谚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不少史学家调查研究后发现，近代四川人很少有土生土长的，几乎都是从外省迁来的。如成都周边的所谓上五县——新津、大邑、崇庆、郫县、都江堰的老四川人，就基本上由“湖广填四川”而来。

　　张献忠死后，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衙门的屋舍，不得不临时将省府衙门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省府才迁回成都。那时全川人口大约八万，十里不见人烟。成都全城居民才数十户。闾巷不存，旧街难认，到处丛莽，兔走雉飞。有人站在南门城墙上，一天之内看见锦江对岸先后有虎13只相继走过。经历了张献忠的屠刀，四川人几乎都被杀光了。甚至也波及到一般平民百姓，例如，顺治二年十二月就张献忠开“特科”前来赴选的进士、举人、贡士，被张称为“谋图不轨”，一次屠杀至少有5000人之多。再如屠城，攻成都，数日不下，攻陷后“屠城三日，贵贱同尽。惟少艾妇女为营伍所匿者暂得免”；攻重庆时“尽屠其城。间有避匿得存得，查出复断其手”。这些当有过甚之辞。但张献忠这种“除城尽剿”的政策，显然无法真正划分顺逆的界限，而玉石不分的剿杀势必造成镇压的扩大化。另外，张献忠还杀过医僧匠役。《蜀难叙略》云：“僧道医卜百工技艺之人，或找斋醮，或考试，或兴大工之类，（献忠）悉诱之杀之。”更为严重的错误是在农民军内部的残杀。张献忠与李自成在川北与汉中地区多次发生武装冲突，以至发展到屠杀靠拢李自成的四川人。清军入关以后，大西政权成为清军、明军和地方武装攻击的主要目标，张献忠“外有强邻压境”，内有四川境内许多地方武装暴乱，自以为“蜀人负朕，恨入骨髓”，敌我不分，首从不问，自杀军士，确定军队要屠的有三等：“其一系川人，在川应募者，有系川人而在他省投充入伍者；其二系他省人而在他省投充入伍者，有系他省人而在川中随营者；其三有系明朝官兵者；有系阵前俘获者，又有系夥并响马内收入者，俱当尽诛。”有人认为由于粮食奇缺，张献忠的部队不得已而杀人充饥。
     
  
        

　　明清之际，四川人口的锐减是惊人的。明万历六年（1578年），据官方统计，四川省“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会要》）卷五十。不包括大量的荫户、漏户以及逃亡人口），但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川“通省之户口，总计仍不过一万八千九十余丁”（见嘉庆《四川通志》），若把妇孺估算在内，设每丁折合五人，也只有九万余口。历代封建文人把四川人口的锐减归咎于张献忠，说他是杀星下界，杀人如麻。鲁迅先生在《晨凉漫记》中谈到过张献忠的杀人问题：“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下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张献忠的统治使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人口锐减，从而有从清初开始，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大移民，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