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著名的“芝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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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古代，县令这样的“芝麻官”非同小可，是“造福一方”不可或缺的官员，是整个“传送带”中的关键环节。古代的“芝麻官”，被升迁或革职都是常事，在官场能走多远，关键还看自己的德行。
　　古代所谓“小官”，大抵指七品及以下的“芝麻官”，意思是官职不高，权势较小，不太被朝廷大员们看得起。那时“县太爷”到底是个有多大权势的官儿，今人不得细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县官是古代官吏队伍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侍御史马周向唐太宗李世民上奏疏说：“治理天下的人要把百姓看作根本。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在于选好刺史、县令。”
　　从一个小吏一步一步升到相位，黄霸被称为“国家栋梁”
　　黄霸，西汉阳夏人，史学家班固曾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
　　黄霸不坐轿，不骑马，骑着骡子带一个管家去上任。进入其管辖颍川地界，一路上看到逃荒要饭的百姓群一拨又一拨，他就和这些百姓聊起来，问他们为何要背井离乡？逃荒者告诉他因为他们的土地被豪强恶霸掠夺去了，无田可种，不逃荒就得饿死。黄霸说，为何不去县衙告状？逃荒者哭诉：进衙门告状，未开口先挨打，谁还敢去啊！
　　但在路上，也有让黄霸眼前一亮的地方。到了岭武村，满山树木葱郁青翠，牛羊在田间山边吃草，家家炊烟袅袅，一派祥和的景象。同一块土地上，竟有不同村庄，一边逃荒要饭，满目凄凉；一边安居乐业，牛欢马叫。
     
  
        
　　强烈的对比使他明白了，不是颍川“刁民”难弄，而是豪强恶霸作祟。然而，黄霸到任后先不触动和打击豪强地主，他认为打击这些人的时机尚未成熟。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事是重视农桑，发展生产，丰衣足食，使农民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子儿女。流亡农民见有了出路，便纷纷返乡耕种。
　　经济上打下了一定基础后，他开始打击豪强地主、恶霸、地痞。凡证据确凿，便狠狠地打击，让他们补足拖欠国家的税款，返还强占百姓的土地、粮食、牧畜、房屋。当然，黄霸也不忘教化他们，给他们出路，让其全家老小开荒种田，自食其力。其他豪强害怕了，便老老实实上缴税收，偷偷地返还强占来的土地，黄霸也就不再追究。五年之后，颍川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成了繁华富饶之地。
　　汉宣帝非常高兴，下诏调黄霸出任京兆尹，并赏赐他100斤黄金。他却把100斤黄金捐献给颍川郡修理河道，自己分文不留。
　　黄霸靠他的政绩和治民教化为先的治国之道，从一个小吏一步一步升到相位，史书上称赞他“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汉宣帝也赞扬他是“贤人君子”、“国家栋梁”。
　　“芝麻官”海瑞反对贪污，“全天下的官都不行贿，难道就都不升官”
　　海瑞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之一。他那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和清廉正派、搏击豪强、维护百姓的行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史书上记载“海刚峰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柔，真是铮铮一汉子”。海瑞的一生，确是反对贪污，反对奢侈，主张节俭。
　　海瑞从作教官时起，就禁止学生送礼。在浙江淳安任知县时，虽是百姓眼中的“芝麻官”，他到任后马上定下许多规矩，如均平徭役，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其中最让人敬佩的，是反对贪污。
　　海瑞革去了历届相传的知县常例。所谓“常例”，就是摊派在田赋上的加收，作为县官的补贴。他反对行贿，自己从来不干。有人劝他随潮流一点，他愤然道：“全天下的官都不给上官行贿，难道就都不升官？全天下的官都给上官行贿，又难道都不降官？怎么可以为了这个来葬送自己呢？”又说：“充军也罢，死罪也罢，都甘心忍受。这小偷行径，却干不得！”
     
  
        
　　照例知县进京朝觐，可以从老百姓头上摊派四五百两银以至上千两银子，以便进京行贿，京官把朝官年看成是收租年头。海瑞在淳安任上两次进京，只用了路费银四十八两，其他一概裁革。
　　海瑞在淳安是有名的穷知县，他“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作巡抚时，拒绝人家送礼，连多年老朋友送的人情也婉言谢绝。他做官多年，过的仍然是穷书生的日子。有一天，海瑞买了两斤肉，为母亲过生日。总督胡宗宪听到后，大为惊奇，对别人说道：“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盖笑之也。”罢官到京听调时，穿的衣服单薄破烂，吏部的熟人劝他，才置了一件新官服。祖上留下十多亩田地，除了母亲死时，朋友送一点钱添置了一点墓地外，没有买过一亩地，买过一所房子。买墓地用了一百二十两银子，也是历年官俸的积余。
　　海瑞从“芝麻官”做起，刚直不阿，廉洁奉公，步步高升，最终成为封疆大吏。就在海瑞死前三天，兵部送来柴火银子，一算多了七钱银子，他还让退回去。死后，“佥都御史王用汲来到海瑞的住所，只见葛帏敝帐，有寒士所不堪者，为叹息泣下”。同官替他清点遗物，全部家财只有薪俸银一百五十一两(一说只有十多两)，绫、绸、绢各一匹。“贫无可给棺椁，士大夫醵金以殓。士民哭公至罢市者数日，祭于涂，累数百里不绝。”
　　职级很低，甚至是未入流的“临时工”，都有了弄钱的机会
　　“和糰跌倒，嘉庆吃饱”式的大官巨贪，经常创造贪腐史上的新纪录。不过，俗话说，“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小官小吏也能大贪巨贪，其贪腐的数额与其职位之悬殊，也让人惊诧结舌。
　　由于吏员熟悉法律条文和工作流程，能够代官理政，小官逐步成为官府中的实权派，领导不得不迁就倚仗。尤其是中央吏、户、礼、兵、刑、工等各部吏员，虽然职级很低，甚至是未入流的“临时工”，领导要么不懂审计、财务等专业知识，要么懒得去管具体的事务，审核权、批驳权落到书吏手里，就有了弄钱的机会。
     
  
        
　　嘉庆年间的书吏假印案，就是这样来的。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工部书吏王书常伙同铺户蔡泳受等假捏盛京等处修理旗台，利用伪造的工部公章，赴库领得绸缎颜料等物。吃了甜头之后，胆子更大，他们或捏造大员姓名，反复向内务府、户部支领库银。
　　至嘉庆十四年案发，他们共作案十四起，冒领银数共计5万余两，冒领颜料等按例价计值银19000余两，合计69000两银。按照当时一两银子值约200元人民币计算，共贪了1380万人民币，平均一次搞近100万。
　　区区小吏就敢在皇帝眼皮底下搞钱。晚清思想家冯桂芬曾做过一个估计：吏部四个司的书吏每年大概能得到三百万两银子的好处费(相当于现今6亿人民币)。曾做过监察御史的李慈铭说：“京城的官员大多贫困到快不能生存，而这些书吏财产过亿，衣食享用，堪比皇帝。”想来绝非夸饰之言，遥想他们的家被查抄之时，面对过亿的钱财，换作现在的钞票，烧坏几台点钞机很正常。
　　王书常等人的贪腐行为后来被一工头告发，嘉庆皇帝得报后，“殊为愤懑”，将涉案的小吏处斩处绞，或发往黑龙江为奴，无一遗漏。内务府大臣苏楞额、工部堂官河明阿，被小吏多次蒙骗，嘉庆认为他们“昏聩糊涂”、“直同瞽目”，直接骂他们是瞎子，将他们革职。其他相关大员，也遭到降职或黜革处分。
　　“七品芝麻官”王伸汉，为官近十年，侵吞一半救灾款
　　同样是嘉庆十四年，还发生了一起小官巨贪的事，即王伸汉冒赈谋杀案。这个王伸汉为陕西渭南人，监生出身，捐了个从九品，后来又捐升知县。知县是正七品，相当于现在的县处级，是个“芝麻官”。
　　嘉庆五年，王伸汉署睢宁知县，十一年改任盐城知县，后来山阳知县出缺，两江总督铁保奏请以王伸汉署理县事，理由是山阳县是个交通要道，“若非精明强干、熟悉河漕情形不能胜任”，称王伸汉“心地明白，办事认真……今以之调补，实属人地相宜”。显然，在上级领导的眼里，王伸汉是一个能吏。
     
  
        
　　王伸汉确实是个“能吏”——能贪的官吏。在此之前的嘉庆十三年，黄河决口，淮安一带首当其冲，房倒屋塌，人民流散，饿殍遮道，皇帝下诏发放救灾款。山阳县共领到救灾款九万余两银，王伸汉一面谎报灾民人数，冒领救灾款，一面缩减实发数目，克扣救灾款，一个人就贪污了二万五千两，占去救灾款的近1/4。这等于说，王伸汉这一次就贪污了500万元人民币。
　　王伸汉贪污很有一套，将上上下下都打理得很好，给了他的直管上司淮安知府王毂一千两银好处费，实现了“利益均沾”和攻守同盟。要不是朝廷派查赈委员，新科进士李毓昌一行到灾区查视赈灾工作，发现王伸汉的冒贪行为，让王伸汉起杀人灭口之心，最终不慎留下破绽，王伸汉就能将这数万两银子吞下去。
　　案发之后，嘉庆帝痛恨至极，命将王伸汉斩立决。他的几个儿子成年后被发配新疆，有两个死在流放地，遗孀孤苦无依，还要缴纳罚金。
　　王伸汉贪污的胆子可谓大矣，一次救灾款他敢贪掉1/4。不过，还有比他更厉害的，那就是直隶宝坻县知县单幅昌。嘉庆十三年六七月间，宝坻县一带阴雨连绵，引发洪水，侵淹大量良田，灾情严重。直隶总督温承惠赶紧向朝廷奏报，嘉庆皇帝决定进行“恩施”，令温承惠上报受灾人口，以便拨款救灾。宝坻县属于重灾区，得到四万余两银的救灾款。
　　嘉庆十四年初，温承惠奏称，上一年宝坻县办赈“有短少赈银”现象。嘉庆遂令温承惠选派公正得力之人前往调查，结果发现：单幅昌侵贪救灾款二万余两，相当于400多万人民币。我们试想一下，一个县长侵吞国家拨给县里的救灾款的一半，岂止是贪得无厌，简直是毫无人性，置穷黎饿莩之生死不顾。
　　因此嘉庆听了十分震怒，先将单幅昌拟斩，继则又认为，短短数月内江苏、直隶先后发生两起侵贪赈银案，说明各省大吏对查赈之事，并未尽力尽心，决定对失察之官员进行处理。总督温承惠降为二品顶戴，布政使方畴降为三品顶戴，均革职留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