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谣言大盛的几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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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
作者：刘绪义
　　谣言的产生有着明显的规律。作为意识形态的谣言在历史上的出现往往也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一般说来，战争产生谣言；暴政产生谣言。反过来亦如是，谣言引发战争，谣言引发暴政。中国历史上谣言大盛的几个时期就集中在这些方面。
　　诺鲍伊尔说：“谣言是一个专横的创作者兼社会诠释者，没名没姓，而且带着面具。只有极端的怀疑态度才能抵挡它的窃窃私语。”战争一来，谣言漫天。
　　历次起义，都以谣言作先锋。耳熟能详者莫于秦末那句“大楚兴，陈胜亡。”了。其实秦末的谣言远不止此。秦始皇时期是中国历史谣言大盛的较早时期。《搜神记》载长水县童谣：“城门有血，城当陷没为湖。”《异苑》载：“秦始皇，何僵梁，开吾户，剧吾床，饮吾酒，唾吾浆。飨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两汉之交同样是这样一个谣言大盛的时期。东汉刘秀为做皇帝，也让儿童唱：“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无独有偶，唐武则天时期因“牡鸡司晨”故也造就了谣言大盛。唐代中书令裴炎要造武则天的反，让京城小儿传唱：“一片火，两片火，非衣小儿唱殿坐。”元末朱元璋要做皇帝，童谣唱：“塔儿黑，北人做主南做客；塔儿红，朱衣人做主人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所以说"谣言是骚乱的近亲"一点不为过。
　　正如谣言与战争是近亲一样，谣言与政治也是姐妹。谣言堪成检验社会治乱的唯一标准。因此，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都成为谣言大盛的时期。特别是1900年的谣言种类与数量之多，史有明书。那些五花八门的谣言，也反映出中国百姓的想象力之丰富。以至于世界各地的许多报刊上出现了诸如《北京的洋人尽遭屠戮》《大屠杀已得到证实》之类的消息。谣言引发骚乱与恐慌，连美英等国的最高层也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和悲观"之中。这"忧虑和悲观"最后导致了历史上那场著名的战争。
     
  
        
　　统治者也深知“谣言是国家权力的敌人，秩序的对头。”历代统治者都把谣言斥为"妖言惑众"而努力想扑灭它。扑灭的结果便要么引来一场战争，要么引来一场暴力。
　　为了改写历史，后世便有了一种新型谣言诞生，这便是后人对几十、几百年前的历史上的人、事进行造谣和传谣。大家最熟悉的一个例子便是秦始皇的出身问题。《史记·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取邯鄣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己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说秦始皇是吕不韦所生，史公言之凿凿，而且直书赢政为吕政，《史记》中多处明指暗指。史公何以确知？据后世学者考证，这当为汉人不满秦始皇暴政而造的谣言，旨在从根本上否定秦始皇的合法性。这等后人造前人的谣，后世并非罕见。
　　始皇帝既创天下一统之最，灭东方六国，焚书坑儒，在他统治时期，暴政不得人心，秦法：“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不可以妄言，妄言者无类。”如此严酷的禁谣令，却偏偏造就了谣言大盛。就连有名的“孟姜女哭长城”，这样一个流传千古的民间传说，在始皇帝时未始不是一个谣言，或者说当世根本无此事，是后世造的话，一个弱女子哭倒长城，可以有着多种解释，我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一个谣言。这是谣言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地经后人加工传播，成为民间故事经典，进一步发生传播的偏向的一个明证。此外，还有许多类似的，现经一些学者考证，都可能是后世的谣言，如长平之战，秦坑赵国四十万士卒等，以至牵连到造反英雄项羽，明明阿房宫还没有建起来，谣言硬说是他火烧了阿房宫，影响几千年，谣言真正可谓是个不死的女神。这都是秦自商君、韩非以来用政治秩序来消解文化秩序种下的果子。
　　自古以来，统治者深恐谣言之蛊惑人心，因此谣言都被当作一种乡野恶俗，必去之而后快。汉立以后，先是奉行黄老之学。力主清静无为，少扰民；后“独尊儒术”，继往思来，“日夜怵惕，修身正行。”(《汉书·淮南厉王传》)，天子修身，吏为循吏，以教化代刑杀，故谤谣较少，相反，“三七末世，鸡不鸣，犬不吠，宫中荆棘乱相系”(《拾遗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尸鸟枭哺所生。(《后汉书·循吏列传》)”这等赞谣倒不少见。然自王莽创新前后，情况就大不一样。在汉元帝时，家族势力剧增，酷吏增加，豪强兼并，外戚专横，刘氏衰弱，一方面，“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前汉纪卷八》)经济危机一触即发。另一方面，“天下散乱，兵革并兴。”大姓举兵社会政治危机四伏。这给谣言盛行培育了土壤，随着王莽得势，各种谣传的符命大兴。平帝元始五年冬驾崩，就有书着白石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汉书·王莽传》)符命就是一种谣言的载体，假托天意。王莽有了符命，却故意下禁符令，目的就是“为了垄断自我神话的制造，他要将天机隐匿起来，不令他人窃用。在汉兵逼近的生命最后关头，王莽尚怀抱其符命不弃。”(于迎春《秦汉士史》)说穿了，就是为了防止别人学样。地皇四年，王莽大赦天下时说：“故汉氏舂陵侯群子刘伯升，与其族人婚姻党与，亡流言惑众，悖畔天命”。除刘伯升外，当时起义的士族大姓达四五十家，更多的是举宗从军，遍及东南西北中各个地区。战争给谣言滋生带来了广阔的空间。《后汉书·刘玄传》：“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都骑尉，烂羊头，关内侯。”《东观记》：“更始在长安，官爵多群小，里闾曰：使儿居市决，作者不能得，佣之市空返。问何故，曰：今日骑都尉注全日也。由是四方不复信向京师。”最后，还有一个深层的文化动因，导致西汉末年至东汉初，谣言出现新的形式。这就是所谓“谶纬之学”。“谶”是预言，神降预言；“纬”与“经”相对，是解释经典的书。其源出于汉人推崇的阴阳之学，所谓“天人感应”。谶纬讲究符命兆应，故有“图”有“书”，其名目皆系时人伪造，神秘晦涩，充满术数类话语，以激发人们参解天机隐谜的好奇心。王莽为登天子宝位，大规模地命人炮制图谶和符命，利用这种新型谣言大造舆论。什么“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都是不折不扣的谣言。在反王过程中逐渐取胜的光武帝刘秀也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酷爱图谶符命，并懂得利用百姓对图谶符命的深信不疑，制造谶谣扬布天下，宣扬自己是真命天子。以至于他的部下为迎合其心理，竟敢私自增损图书：“君无口，为汉辅”(《后汉书·儒林列传》之样的字样。一时间“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后汉书·张衡传》)，以至于重谶不重经，影响至于东汉。
     
  
        
　　武则天时期、明末清初、清末民初，还有抗战时期(诸如国民党造共产党"共产共妻"的谣言)…几乎构成中国一部特殊的历史，展卷读来，更有趣味，限于篇幅，不得不另外行文。
　　谣言起于智者
　　老话说：“谣言止于智者。”是说有识之士不会传播所听到的谣言，但并不意识着谣言传播到智者那里就不再传播了。反过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谣言往往起于智者。
　　历史上的隋朝与秦朝有着惊人的同一性，只不过不同的是，前者是开国皇帝秦始皇留下了骂名，后者则是亡国皇帝隋炀帝留下了骂名。
　　从各种史书以及民间传播综合来看，隋炀帝都是一个比秦始皇更残暴，弑父、淫母、谋兄、贪淫、好色、善于伪饰，几乎十恶不敕的昏君暴君。
　　说他残暴，有清初学者刘继庄在《广阳杂记·卷一》中说：“(诛)九族始于隋炀帝”。《唐六典·注》：炀帝“末年严刻，生杀任情，不复依例。杨玄感反，诛九族，复行頧裂枭首，磔而射之。”
　　实际上，杨素之子杨玄感利用隋炀帝远征高丽之时起兵反叛，引得众多贵族纷纷响应，迫使炀帝不得不中途折回平叛，此事令炀帝大为恼火。诛杀杨玄感九族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中。且在秦汉时期，诛连政策早己实行己久，至于“九族”，历来说法不一，“三族”也好，“九族”也罢，性质是一样的，把“九族”之功单单归诸炀帝也未免有些悬乎，实为智者的“发明”。
　说他弑父，各种野史谣言言之凿凿。事出有因，马总的《史通》有详细记载：杨广不放心父亲弥留之际会发生什么变化，秘派人向杨素打听父皇的病状。杨素把老皇帝的病情写明信回送杨广。送信的人误呈给杨坚。这引发了事变。唐朝魏征的《隋书》对于文帝的死亡记载应该是可信的：“(仁寿)四年春四月乙卯，上不豫。……秋七月乙未，日青无光，八日乃复。……甲辰，上以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丁未，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唐代君臣为显示自己夺权有理，对前朝时事唯恐抨击不力，既便如此，《隋书》尚且不敢说是太子杨广弑父。但到了后来的史书中却成了杨广弑父。
     
  
        
　　说他谋兄，《醒世恒言》说的很神奇：“文帝积怒太子勇，已非一日。竟废太子勇为庶人，幽之别宫，却立晋王广为太子。受命之日，地皆震动。识者皆知其夺嫡阴谋。”此处，“受命之日，地皆震动”，显然是小说家之谣言。
　　说他淫母，《旧唐书》与《新唐书》均有涉及，《醒世恒言》也讲得很具体，内容也一致，且只有一次，但所述在时间上不相吻合，一说是隋文帝生病时，一说是宫廷政变之前。
　　说他好色，更是史不绝书。史书上说他与宣华夫人，容华夫人有染，违背伦理道德霸占父妾。《隋书》中说杨广为了得到陈后主的后妃张丽华，劝高炯不要杀她，但高炯不从，因而怨恨。然而《陈书》却明确记载杨广命令斩杀张丽华，作为奢淫亡国的典例。从当时的人心向背和杨广的抱负来看，19岁的杨广决不会冒天下之大不讳的荒唐举动来。民间还传说隋炀帝色迷心窍，欲娶自己的妹妹。妹妹硬扭不过，借托除非正月十五出现繁星满地的奇迹，才可成婚。隋炀帝下令京城四周百姓到十五日晚每户燃灯火，违令者斩。至十五日晚，妹妹登楼见满地都是灯火，误以为真是繁星落地，纵身投河自戕。为了纪念这位不甘凌辱的女子，民间百姓每逢正月十五都燃起了灯火，这就是“元宵”的起源一说。但只要我们平心静气查阅残缺的文献史料，不难发现，杨广一生只有三个儿子，且始终眷恋他的正妻萧后。这在历史上的皇帝中难能可贵，更不是唐朝皇帝所能比的。
　　说他贪欲害民，主要是两条，一是“骄怒之兵屡动”，一条是“土木之工不息”，见《隋书·帝纪第四》“史臣曰”。这两条都明显是智者捏造。所谓骄兵屡动，一则源于文帝时高丽入侵，炀帝不得己承续父业，二则源于南北割据之势刚息，但造反之习未除，开明之际亦屡有起兵者，炀帝不得不兴兵矣。所谓“土木不息”，一则与炀帝个性有关，此责难逃，一则主要因他开了一条运河。关于这条河，后人非议太多，有“十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诗为证。甚至《开河记》还载，有个为给隋炀帝开河，蒸死自家小儿的麻叔谋，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一文中还有引用。
     
  
        
　　无庸讳言，隋炀帝并非一个完人，也不是共产党员，也无须替他粉饰什么。可是，真实的隋炀帝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原因使得他成为另外一个人？这才是值得思考的。
　　文帝废太子杨勇，窃以为是件好事，至少是件正常的事。与懦弱无能的太子杨勇比起来，杨广显然要强得多。隋朝统一南北，扩充疆域，杨广功莫大焉，特别是平陈一役，彻底结束了几百年的南北分裂。在即位前，其性格与人品均深得宫内宫外的一致称赞。无奈这些事实统统被说成是杨广善于伪饰。
　　杨广就任扬州总管的9年，其爱民之心与才华业绩，有目可睹，然《隋书》等官方史书均避而不谈。杨广妙解音律，有着很深的文化修养，修建东都此举意义非凡，正是他采取了有效的文化政策，消除了因几百年来割据分裂造成的文化隔膜与冲突。
　　无论是过去的史书还是现在的历史都只渲染开通大运河工程的劳民伤财，把炀帝这样一件功泽后世的大事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客观上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而不考察当时的战略意义和文化意义。甚至都说成是皇帝为了享受江南的美景和美女，满足他的奢淫享乐。直到现在也只有学者私下里说说大运河“奠定了中国一千多年的的政治，经济的规模和格局。开万世之利，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出中国哪一个工程像大运河这样关系国计民生，造福后代”。“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对于这样正面的肯定人们似乎听而不闻。
　　至于其它诸事，在一篇短文里是无法说尽的。比如科举制度(进士科)的确立，图书典籍等文化事业，莫能与炀帝分开。从他的一道诏书里似乎更可认识这个人：“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且不说他是否是这么做的，单是有这种意识的皇帝恐怕也不多。隋炀帝之时，国内人口近五千万，为数百年之所未有；疆域之广开三代之所无，为大唐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文化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似乎更乐于听谣传谣。其实深思之，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谣言起于智者。一个愚蠢的人造谣容易识破，而一个智者的谣言则富有生机与生命。
     
  
        
　　史载，炀帝时，(时方盛暑)翰林学士虞世基献计，请用垂柳栽于汴渠两堤上。一则树根四散，鞠护河堤，二则牵舟之人庇其阴，三则牵舟之羊食其叶。上大喜，诏民间献柳一株，赏一匹绢。百姓竞献之。又令亲种。帝自种一株，群臣次第皆种，方及百姓。时有谣言曰：“天子先栽，然后百姓栽。”栽与灾同音，盖妖谶也。栽毕，取御笔写赐垂柳姓杨，曰杨柳也。植树本是一件好事，且皇帝并没有夺民之财，一株柳换一匹绢，百姓值啊。即使是夏天，种柳树也无妨。这样的谣言显然发端于有心人，
　　再如有文献载，李渊起兵反隋前，一天夜里，晋阳西北的龙山上方突放光明，如烈焰冲天，接着，一股紫气直冲西南方向而去。这种自然界的奇特现象并不罕见，但它却被有心人记载了下来，天下便传出了“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那个大傻冒李密听了，以为是说自己，起兵造反，结果死得很惨。他不懂这谶语实为智者的谣言。
　　惜哉！杨广。唐代的皇宫里多的是父子相谋、兄弟相残、父夺子妻、子淫母妾、残杀功臣的故事，然而，偏偏流传下来的是一曲“父子同心、君臣尽欢的千秋家国梦”。原因只有一个，你没有机会给自己书写历史。后世的智者偏偏懂得：历史乎？谣言乎？
　　谣言与一个王朝的覆灭
　　公元前213年，贵为天子的秦始皇刚刚从北边巡视回来，谣言女神便降临到他身边。有童谣唱：“亡秦者胡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人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这个五字谣言在古代并不被视为谣言，而是当作谶语，有预卜未来吉凶之意。之所以被看作是谶语，就在于这句话后来被验证了。同时也可看出，中西方文化的一个很大差别：西方文化历来重视谣言的研究，有谣言女神和谣言诗学；而中国文化中没有谣言女神和谣言诗学。谣言被纳入阴阳、天命观。这一点我们还可从古代许多谣言中看出，谣言以人言为载体进行传播，但中国古代许多谣言是最初是以谶语形式或刻在石头上，或藏在鱼腹中，有的还藏在天相中，尔后再传播开来的。
     
  
        
　　今天仔细分析这句五字谣言，当然不是要追究是谁造了这样的谣言。追究是谁造了谣是没有意义的。谣言是一种集体行为，“一条消息必须得能传到许多人的耳朵里才能称之为谣言。”(诺伊鲍尔。《谣言女神》，中信出版社)，“它由公众制造同时又代表公众。”我们试图通过对它的分析，建构中国古代的谣言诗学。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句五字谣言？谁是最先造谣者？为什么会以这样的内容来表现这句谣言？这些似乎都是无法回答的天问。但通过历史事实仍可发现些蛛丝马迹。首先这句谣言出现的时机正是秦始皇从北部边境巡视归来之际。秦始皇巡边的目的一来是展现自己一统天下的伟大功绩，向黔首们昭示自己的威德；二来安抚边境。但谣言偏偏出现了“胡”字。“胡”是秦王朝对北部边境少数民族的通称。早先周王室灭商借力于胡，周的灭亡也是胡(犬戎)所为。胡对秦朝也构成一定威胁。也正为如此，当秦始皇一听此谣言，首先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发兵北境击胡，继而进一步的举措便是修筑长城。在此过程中，秦始皇为自己选择了自己的掘墓人，陈胜吴广便是被征发前往修筑长城的士卒。然而，有意思的是，谣言中的“胡”最终指向的却不是对秦构成威胁的“胡”，而是萧墙之内，自家的儿子胡亥。秦始皇为何没有想到此“胡”呢？从当时秦朝的政治来分析，秦始皇自不必想到此“胡”会是断送自己江山的罪人。秦历来重视法家学说，在他的封建制下，自己的儿子是和普通平民一样的，没有特殊的权力。况且，在秦始皇的众多儿子中，胡亥只是其中的第十八个儿子。但历史偏偏给秦始皇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政权偏偏落到了此“胡”手上。此“胡”之所以成为秦二世也仅仅是命运给他开了个玩笑。原因只是一个叫赵高的宦官害怕秦始皇的法定继承人长子扶苏而制造出来的一个阴谋。“谣言和人一样，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也是一种复杂造物的结果，来自历史，影响历史，更阐释历史。”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句五字谣言实则道出了秦王朝的全部政治和短短的历史。
     
  
        
　　这句谣言了生动地证明了“它(谣言)的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及时。另外还要以谣言
　　的形式亮相。它原本是通过“听传”来传播的，这也是它最初的传播媒介。‘听说’、‘有人说’、‘有传言说’，这些字眼正是谣言女神由耳及心的钥匙。”
　　时隔不久，又有新的谣言相继出现了。同样出自《史记》：
　　三十六年，…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
　　又：
　　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高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
　　一篇《秦始皇本纪》就详细记录了三则谣言，秦始皇与谣言女神的关系可谓深矣。与其说秦朝是亡于农民起义，倒不如说是亡于这些谣言。
　　谣言制造历史，也改变历史。
　　谣言与反间计
　　谣言和战争是一体的。以中国古代兵法"三十六计"中第三十三计"反间计"为例，它将谣言的"妙用"发挥到极端。
　　"反间计"的原文是："疑中之疑。比之自内，不自失也"。大意是在疑阵中再布疑阵，使敌内部自生矛盾，确保我方万无一失。自古至今，为做到知己知彼，在战争中，双方使用间谍是十分常见的。《孙子兵法》就特别强调间谍的作用，认为将帅打仗必须事先了解敌方的情况，"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里的"人"，就是间谍。《孙子兵法》专门有一篇《用间篇》，指出有五种间谍：利用敌方乡里的普通人作间谍，叫因间；收买敌方官吏作间谍，叫内间；收买或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为我所用，叫反间；故意制造和泄露假情况给敌方间谍，叫死间；派人去敌方侦察，再回来报告情况，叫生间。唐代社收解释反间计特别清楚，他说："敌有间来窥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赂诱之，反为我用；或佯为不觉，示以伪情而纵之，则敌人之间，反为我用也。不管是哪一种间谍，他们的作用都是用来收集对方的情报。间谍作用之大，一个成功的间谍胜过十万大军。正因为如此，敌对双方都有一套"反间"的手段。比如收买对方的间谍以探知对方的情报或者向对方传递错误的情报是常用手法，但是这种手法不一定保险，于是有一种散布谣言，挑动对方内部自生矛盾达到削弱对方力量的做法即挑拨离间法史不绝书。这种有意散布谣言，制造假像，混淆视听，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难度大，但一旦成功成效非同小可，因而也是最高明的手法。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懂得利用谣言来达到反间的目的。燕昭王薨，惠王自为太子时，不快于乐毅。田单乃纵反间曰："乐毅与燕王有隙，畏诛，欲连兵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唯恐他将来，即墨残矣。"惠王闻之，即使骑劫代将，毅遂奔赵。齐人大喜，田单以火牛阵大破燕军。这是典型的散布谣言达到离间敌方的做法。
　　同样，陈平纵反间于项羽，一方面使金，一方面配合以谣言，致使项羽疑范增而逼走了这位军师智囊。最有名的莫过于《三国演义》里第四十五回"三江口曹操折兵，群英会蒋干中计"。说是蒋干中计，其实是曹操中计。疑心重重的曹操碰上自以为是的蒋干，演技高超的周瑜配上设计诡密的谣言，一出好戏配合得天衣无缝。尤其是这样一节："那蒋干因心中有事，难以入睡，二更即起，见帐内残灯尚明，桌上堆着文书，便下床偷看，他见有蔡瑁、张允写给周瑜的一封投降书信，不禁大惊，忙将其藏到了身上。这时，周瑜在床上翻了个身，说起了梦话，道是数日之内要让蒋干看那曹操的脑袋。蒋干连忙熄灯上床。将近四更时分，只听得有人进帐唤道： "都督醒了吗？"周瑜装作梦醒的样子，故意问那人说："床上睡的是甚么人？"那人答道： "都督请子翼一同睡觉，怎么忘记了？"周瑜懊悔地说： "我平日从未醉酒，昨天喝了，不知可曾说过些甚么？"那人道： "江北有人过来。"周瑜小声喝道： "低声！"又叫： "子翼。"蒋干装作睡着，一声不应。周瑜同来人悄悄走出帐外，蒋干则在帐内偷听，只听来人在外面说： "蔡、张二位都督道：'急切中无法下手。'"后面的话因声音太小，无法听清。一会儿，周瑜回到帐内，又叫："子翼。"蒋干不应，仍然蒙头假睡。"
　　在这里，本应大事张扬的谣言变得诡秘起来，只有这样才骗得过蒋干，骗过了蒋干就等于骗过了曹操。尽管还辅有"铁证"――伪造的降书。但这不是关键，伪造的降书难以骗过狡猾的曹操，关键在于谣言的心理作用。只见"蒋干取出书信，并将听到的事情一一告诉了曹操。曹操大怒道： "这两贼人竟敢如此大胆！"遂唤蔡瑁，张允入帐，未容二人分辩，即命武士推出斩首。"所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其实更多的时候，人们更容易相信听到的东西。从心理学上分析，看到的东西往往要经过一番大脑的思考再化为行动，而听到的东西在大脑中停留的时间要短得多，有时甚至来不及思索就化作了行动。
     
  
        
　　《三国演义》第九十一回，诸葛亮也使用了一回反间计：当孔明先生刚刚七摛孟获班师回朝，就听"细作"飞报，曹丕己死，司马懿督雍凉兵马。孔明一生最怕碰上这位司马，正想计之时，有后来被孔明挥泪所斩的那个马谡献上了反间计。"司马懿虽是魏国大臣，曹睿素怀疑忌。何不密遣人往洛阳、邺郡等处，布散流言，道此人欲反；更作司马懿告示天下榜文，遍贴诸处。使曹睿心疑，必然杀此人也。"孔明从之，即遣人密行此计去了。这
　　这一计差一点要了司马懿的老命，要不是曹真及时出面制止，司马大人恐怕司不成马了，更没有后来的东山再起。整个三国历史很有可能会重写。
　　因谣言而反间计成，因反间计成而损失惨重的莫过宋金对峙以及明清对决之际。在宋、金长期对峙中，金人采取"用敌制敌"策略，扶立刘豫为皇帝，来治理占领区；岳飞为了颠覆刘豫政权，巧施"反间计"，并利用金兀术仇视刘豫的心结，废黜了刘豫，也是用敌制敌；最后，金兀术利用宋高宗对岳飞既爱又恨的矛盾情结，与秦桧连手，主导另一出反间计。前者计成除了一个"汉奸"；后者计成则去了一个岳飞。表面上是一报还一报，实质上南宋吃了大亏。
　　无独有偶，明清对决之际，真是冤家路狭，汉人又碰上老对手"后金"即"大清"。著名的皇太极之反间袁崇焕就是在这个生死存亡关头上演了。
　　本来后金与袁崇焕对峙多年，后金无可奈何，努尔哈赤都在战斗中受重伤不治，皇太极也视他为眼中钉。然而，堡垒却从内部攻破了。
　　刚开始，崇祯帝对袁崇焕是非常器重的，没想到，打了败仗的皇太极却绕道河北直扑北京城。后金军队突然出现，引起了京师震动。崇祯帝更是急得心慌意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好在袁崇焕带兵赶到，心才定了一些。他亲自召见袁崇焕，慰劳了一番。但是一些魏忠贤的余党却散布谣言，说这次后金兵绕道进京，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说不定里面还有什么阴谋呢。
　　疑心极重的崇祯帝，听了这些谣言，也有些怀疑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被金兵俘虏去的太监从金营逃了回来，向崇祯帝密告，说袁崇焕和皇太极已经订下密约，要出卖北京。这个消息简直像晴天霹雳，把崇祯帝惊呆了。
     
  
        
　　原来，明朝有两个太监被后金军俘虏去以后，被关在金营里。有天晚上，一个姓杨的太监半夜醒来，听见两个看守他们的金兵在外面轻声地谈话。
　　一个金兵说："今天咱们临阵退兵，完全是皇上的意思，你可知道？"
　　另一个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一个又说："刚才我就看到皇上一个人骑着马朝着明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骑马过来，跟皇上谈了好半天话才回去。听说那两人就是袁将军派来的，他已经跟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啦……"
　太监偷听了这番对话，趁看守他的金兵不注意，偷偷地逃了出来，向崇祯帝报告。崇祯帝听了信以为真。他哪里知道，这个所谓的情报是彻头彻尾的谣言。两个金兵的谈话是皇太极预先布置的。
　　这是《三国演义》三江口的重演。两相比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过，曹操三江口中计后尚可鼎足一方，而崇祯皇帝中计后再无回天之力了。
　　历史就这样因为一两则谣言而改写了。回过头来我们看《水浒传》发现，梁山好汉与大宋对峙之时看不到任何谣言，而最后招安了，相关的谣言反而出现了。这个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谣言与儒家诊所
　　西方社会对谣言研究起步早，认识也深，因而，“二战”期间，美国就出现了类似“谣言诊所”的“战争消息办公室”(OWI)和“事实与人物办公室”(OFF)。以此来弥补战时正式消息的不足。1942年世界上第一所谣言诊所正式宣告诞生。它是由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戈登W奥尔波特及其博士生罗伯特H纳普合作开设的，每周在《波士顿周日报》设立一个专栏。专栏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对战争有重大影响的谣言。
　　古老的中国没有产生谣言诊所，至今也没有，似乎谣言并没有引起国人的重视。一个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起步才是近二十年的事。在中国，诊治谣言的方法有二：其一是在茶馆酒肆等公共场所贴一告示：“莫谈国是”。一是在儒家的经典里寻找道德心理疗法。第一种“莫谈国是”疗法，其实是对现实的一种自然反应、一种应急处理机制。这是因为政治谣言常对隐秘的政策做出反应，这也使对政治流言的监督难上加难。至少从政治合理性的角度看来，“谣言有造成颠覆和无政府趋势之嫌，兼有战争中对抗信息垄断的武器的意味，它对权力及经济谋略家而言甚至像是手无寸铁之人的‘炮弹’”。反过来，权力同时也对谣言进行合理的统治。这种合理的方法就是如果一条谣言从本质上既真实，又危险，那最好还是不要让它再继续传播。中止谣言的办法当然很多，统治者一般会选择暴力的手法，非暴力无以制止谣言的传播。因为，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句也可能被人们当作谣言进行传播的，从根本上扼杀谣言制造者是历史证明最省事且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于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本可能是谣言的受害者的统治者为了转嫁这一害处，必须另找一替死鬼方能消灾，这样，听传谣言者很有可能成为谣言的牺牲品。为了避免这意外之灾，除了警示“莫谈国是”----避免听谣传谣-----之外，儒家提供了一整套通过自身修养的办法来消灾免祸。
     
  
        
　　儒家本来主张建立一个大同太平世界，和同有辨、老幼有序、尊卑有次的秩序社会。从儒家理想看，儒家是和谣言诗学有着明显的界限。孔子相信鬼神的存在，但“不语乱力怪神”，因而，在儒家文化中，决没有谣言女神的香火，对她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某种意义上往往把她归入“怪”。早期儒家所处的时代本来就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乱不息的时代，为了传播自己的学说和主张，他们格外重视言语和道德品行在传播中的作用。在言语传播方面，认识到“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论语·子路》)，处处要求“慎言”、“非礼勿言”。其次要想言出以仁，必须注重从个人道德修养方面入手，一方面主张“多闻”、“博见”、“阙疑”；另一方面，强调修身，“吾日三省吾身”，增强言语传播的可信性，主张“大人不倡游言”，克服言语在传播过程中的负面影响。强化礼仪，反对失言；重视实行，反对“巧言令色”总之，儒家高度重视的是传播者的个人本位。试图通过对传播者的约束建立一套谣言传播的防控机制。有关此类的论述，遍及儒家典籍：
　　《尚书》：“《书》以广听，知之术也”。
　　《论语·阳货》：“道听而途说，德之叶也。
　　《左传·定公四年》：“闻诸道路，不知信否。”
　　《荀子·非十二子》：“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
　　《汉志》：“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河南程氏遗书》(第十五)：“视听言动，非理不为，即是礼”。
　　还有更多的已经化成谚语、格言，成为人们口耳相传的教条。
　　“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从心理上给人以恐惧感，告诉人们不要以为听谣传谣没人知道。进一步强化-----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墙有缝，壁有耳；没有不透风的墙；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路上说话，草窝里有人。……否则，其结果会是---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人生丧家亡身，言语占了八分。”进一步告戒人们传谣的危险性。要化险为夷，最好的办法是——
　　“逢人莫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少管闲事，远离是非。
　　“经目之事，犹恐未真；背后之言，岂可全信”。善意地告诉人们，谣言不可信。自觉地不听谣传谣。
　　为防止统治者任意作为，谚语也针对统治者提出了警告：
　　“千夫所指，无病而死。”极言谣言的威力。与此同义的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从心理上恐吓统治者。
　　“坛口好封，人嘴难封。”极言谣言的不可抗拒性。要想没有谣言，只有从加强自我道德修养着手，爱民、利民。“止谤莫如自修”。
　　任何事都逃不过死亡，只有道德能与它抗衡，成为不会消失的力量永存后世。是故，《左传·襄公十四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后汉书·方术李合传》：“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南史·梁武帝纪上》：“诏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可见，历代开明的统治者大都秉承儒家文化精神，试图采取道德礼乐教化手段作为“谣言诊所”，“观风采谣”，来消解庶人之谤谣。
　　儒家伦理与谣言诗学
　　谣言不只是谣言，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谣言只有放在文化背景中才能显出本来面目"，它还以易传播、传播速度快、矛盾性和跨学科性等特点构成类似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谣言诗学将口头流传的传说、逸事与现在的社会现象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社会性文本，通过谣言本身与现实对话。
     
  
        
　　谣言与神话   谣言这种文化现象和神话密切相关。如果谣言以神话的形式出现，那它总是同时指实际的消息本身和传播消息的媒介。中国远古时期的谣言大都是以神话的形式出现的。如《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里就有大量的这类谣言被堂而皇之地记录下来。如《国语》："有神降于莘……""西狩获麟"之类。至于某某地出现什么祥瑞之物的谣言更是经常。秦始皇乃至汉武帝等帝王们都相信方士们所说的昆仑山上或蓬莱岛上有神仙出现之类谣言。在西方神话里有专门的谣言女神，谣言之神叫做"法玛"(FAMA)。她们被描写成走得很快，长着翅膀，身上长满羽毛、眼睛、舌头、说着话的嘴和竖起的耳朵的怪物。版画家A·薄?·韦伯的名作《谣言》：由无数的头和脸孔组成的一条龙形怪物正飘行于某大城市高楼林立的街道中间。越来越多的人影从数不清的窗户里向它涌来，成为它宠大身体的一部分，汇合成一个巨大的怪兽(1969)。在罗马，谣言女神遍及各种公共场所，她在日常生活、战争或选举中用的是政治辞令。有意思的是由于文化的差异，中国谣言还被当作神话来传播，而西方谣言上升到神话女神的地位，和其它诸神并列。谣言和神话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共同构建起远古的谣言诗学。
　　谣言与《易经》：《周易》本是卜筮之书，相传伏羲作八卦，这可能本身就是一个谣言。至于其作者一般都认定是周文王，《左传》、《史记》及《汉书》等都先后明确肯定了这样一个可能的谣言。后来，儒家把它上升成为经典，成为卦象与系辞相结合的一本能预测吉凶的哲学著作。《庄子·天下》也认为"《易》以道阴阳"。其精髓就是卦象，通过卦象与卦象的演变来象征天下万物及其内在联系，用系辞来解说其意义。蒋伯潜认为："《易》之象，盖兼此三认：一曰现象，二曰意象，三曰法象。"而"吉凶由人"，是吉是凶在于解释者如何解释，这就类似于谣言，谣言本身就是解释。许多谣言就出自这些或吉或凶的解释，或者就是由它们演变而来。古人把它们视为谶语，道理就在这里。如《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家，疾如蛊。'"晋侯不解，医和则解释道："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何为蛊？"医和又进一步解释："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他的证据是：一从字形上说，皿虫为蛊，器皿长时间不用就生了虫叫做蛊；二粮食存放时间长生了虫也叫蛊，三是《周易》"蛊卦"，上艮下巽，从卦象上看，艮为山为男，巽为风为女，所以有女惑男，风落山之说。当然，这不是谣言，但其解说和谣言的原理如出一辙。只不过，谣言要比《周易》好懂。史载周宣王时，有谣言说："压弧箕服，实亡周国"。大意是桑木做的弓，箕草编的箭囊，将使周国灭亡。后来，一对卖桑弓箕囊的夫妇将一名弃婴收养，这个弃婴就是褒姒，被献给周幽王，幽王为博其一笑，开了个著名的"烽火戏诸侯"的玩笑，引起广泛骚乱，西周很快灭亡。这样的谣言和《周易》里的一些卦语一样，都需要在以后的事实中得到落实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古代众多的方士深知谣言不可能一下子被人理解(否则就不是谣言了)，就依靠这样的手法来编制了大量的谣言来骗取荣华富贵或其它私利。中国古代的谣言就这样与《周易》构建起某种谣言诗学。
     
  
        
　　古代神话和《周易》中包含着的巫文化和巫蛊文化促动了以后的阴阳家"舍人事而任鬼神"。中国古代的谣言得以以歌谣和文化等面目跨时空的传播。
　　"最理想的传谣人正是秩序的维护者和政客"。古代中国的谣言便是大量通过儿童之口来传播的 ?了适合儿童传唱，谣言还被编成顺口的歌，因而，街头巷尾，黄口小儿随意的边走边唱，谣言便随之家喻户晓。之所以如此，便是因为儿童一般被认为是秩序的维护者，儿童天性纯洁，一张白纸，无关利害。在古人眼里，儿童最容易与上天接近，其所唱之事必然是天人感应之至。"童言无忌"，可以预知后事。与儿童相反，政客们一般被看作是权威的化身，在古人看来，权力与知识是对等的。其与最高机密接触最多，其所言必定透露着某种隐藏的内部信息。特别是在封建专制条件下，他们的话一般较易为人所相信。同时，政客们大都是野心家，他们也乐于造谣、传谣，以便从中取利。比如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之际，社会上便谣言四起，其实都是这位野心家造的舆论。
　　谣言在古典时期留下的大部分痕迹都是保存在对神话、战争和历史这些根本问题的探讨中。战争和谣言是一体的。每逢改朝换代，胜利者总有一套显示自己的胜利是天命所归的说词，如周王室灭商，便言"受命于天"。并且，其祖也从此与众不同。如周的始祖后稷便是神灵护佑的。《诗经·大雅·生民》和《史记·周本纪》都有详细记载：
　　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生民》)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人多，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史记·周本纪》)
　　从中不难看出，《史记》明显是抄袭《诗经》，以谣传谣。
     
  
        
　　那些不见诸于史记的战争谣言大多是民间的窃窃私语，随时随地地在发生和传播着，而且只要战争的阴影一日不消除，谣言就永远不可能消除。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归结为战争恐惧症和谣言诗学。谣言便成为战时弱者的心理安慰剂。谣言一起，暴力即至。前有邵公谏厉王止谤，后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警训，谣言也往往进入地下传播，成为妇人间耳语。谣言女神真正亲近起自己的姐妹，使闺阁厨房多了道调味剂，使粉色生活更增添一道神秘的色彩，谣言的歌声渐渐淹没在血腥的流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