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有感

我的承诺只给你

如果说，档案学界最知名的人物是谁，我想，非吴宝康莫属。他不仅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的创建者，更是新中国档案教育和档案事业的开创者、奠基人，是档案学与档案事业风雨六十年的见证者，与曾三、裴桐并称“档案三老”。《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一书是其代表作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视为《档案学概论》（吴老将之称为《档案学史》）的雏形。同时该书也是我国首部纯粹探讨档案学理论与历史问题的学术专著，虽然只是初步探索，但贵在迈出了最艰难的一步。
第一次接触此书是在软件园的时候，那时，随便翻了两下，便将之束之高阁。原因很简单，就是觉得内容老旧，印刷质量很差，而且文字水平也不过如此。但现在想想，实在是太惭愧了，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我的做法就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的档案工作水平与档案事业完备程度自然无法与现在相比，该书是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是当时社会思想和档案实践在理论中的反映。作为读者，理应客观地看待其历史局限性，但我却因此而“抛弃”它，着实是错误的做法。其实，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过去的事物，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事情，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虽然该书或多或少地存在各种问题，比如上文所述以及某些观点的偏颇（诸如文书档案与科技档案的分割等），但更多的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探索。一方面，吴老并非纯粹的档案理论工作者，他有着丰富的文书档案工作经验，其研究带有鲜明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特色，也正因此，其对档案工作性质、特点、基本矛盾与发展规律的把握十分精确，很深刻，很有见地。另一方面，吴老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贯穿全书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运用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尤其是在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把握、矛盾运动与规律发展的认识等方面得到体现。此外，吴老的精神与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一是对档案学与档案教育的坚守与认可，无论是文革，还是其他艰难险阻，都没能阻挡吴老探索的步伐；二是批判包容的学术态度与宽广的胸襟，吴老在书中不止一次提及，很多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也欢迎大家进行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见，他是希望学术在争鸣中能够得以前进的。
该书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即档案学及其历史、建国以来档案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档案学的若干理论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与档案。
在“档案学及其历史”这一部分，吴老着重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即档案学的学科地位、性质与特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档案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首先，是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在建国后一段时间内，档案学仅仅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的名称中也可看出，这时，档案学是历史学的附属学科。但档案学有其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与研究任务，它以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以及档案学本身等档案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揭示档案工作发展规律为主要研究任务；是档案工作实践发展的必然产物；并逐步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即便这个体系还不是十分完善。因此，它完全符合“科学”的三大特征——实践需求、对象任务与知识体系。有些人认为档案学不是科学，无非认为档案学是技术性的，没有理论，发展水平不高等等，吴老专门用一节内容来做了反驳。其实，任何学科都有着从弱到强、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我们不能因为档案学年轻、发展水平不高就质疑其科学属性。其次，是档案学的性质与特点。在吴老看来，档案学是社会科学，或者说基本上是社会科学，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档案”本身不是纯粹的自然物，而是社会的产物，但科技档案管理学和档案保护技术学又都具有明显的自然科学的特征。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档案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或者综合性学科（我不太建议使用吴老所谓的“边缘学科”一词）。这是档案学的性质问题。档案学的特点主要就是党性（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以及实践性。我想，实践性很好理解，在此就不再赘述，主要讲讲党性和阶级性的问题。我们需要端正一个认识，那就是强调档案学的党性与阶级性不意味着“左”的错误，只有片面地强调才是“左”的错误，我们在强调档案学的党性与阶级性的同时，也应看到其科学性，这才是一种较为合理的认识。再次，是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关系的问题。归根结底，无论是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还是其他学科，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即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但问题来了，为什么很多人都在质疑理论脱离实际呢？我想，这与档案学者和档案工作者的经历有关系，档案学者没有做过文书档案工作，档案工作者没有受过专业教育，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此外，还涉及当前学术环境下档案学者自说自话、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方法”的影响。因此，理论与实践的密切关系以及档案学的实践性不容置疑，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客观分析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关于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也可参考陈永生老师的《档案学论衡》，里面有较为细致的论述和分析。最后，就是档案学产生与发展的历程问题。我国近代档案学起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方面受到国民政府“行政效率运动”中“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得益于史学界和学术界对于历史档案的整理的研究和探讨，当然，前者是主要因素，后者是补充因素。这一时期的档案学有鲜明的几点特色：一是以机关档案室研究为主体，很少涉及档案馆，这也是档案学诞生之初为何称作“档案学”而不是“档案馆学”的原因所在；二是作为当时档案学主要研究内容的分类、编目等思想，深受欧美图书馆学的影响，尤其是深受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影响；三是当时的档案学和档案工作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这是其与社会主义档案学的根本区别。要想更为细致地了解这段历史，可以参考《档案学通讯》杂志社编辑出版的《档案学经典著作》第一卷和第二卷，也就是民国时期的十三本档案学旧著。说起民国档案学，我想，可以从三个方面深化研究，一是不仅局限于十三本旧著，要更为广泛地研究其他学者或者是其他著作；二是采用对比的研究方法，比如周连宽和何鲁成档案思想的异同；三是可以开展横向的研究，比如就民国时期档案分类问题的研究做一个历史性的总结，并提出对当今档案管理的启示与借鉴意义，此外，编目、保管、利用等问题都可以进行这种研究。民国档案学作为我国历史上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挖掘。
在“建国以来档案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这一部分，吴老着重从两个维度来展开论述。第一个维度是“历史”的维度，他总结回顾了建国后档案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即从1949年到1956年，从1957年到1966年，从1967年到1976年，从1976年（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至今。这样的阶段划分与我国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是一致的，与中国现当代史的历史分期也是吻合的。从最初学习苏联，到创建具有我国特色、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档案学，再到遭受挫折，乃至夭折，直至新时期重新恢复、整顿，经历了三十二年的风雨历程。这曲折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这样几个道理：一是要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理性、科学地看待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要犯下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要开展档案学研究，务必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要重视调查，根据档案事业需要调整研究方向。二是我们的档案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不是照搬照抄国外的，虽然建国初期学习苏联档案学，但从50年代开始就已经在探索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了。因此，我们要借鉴国外档案学研究成果，吸收历史优秀文化遗产（古代和民国档案思想等），但无论如何，都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回归我国国情和档案工作实际。三是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就是“档案保管与档案利用之间的矛盾”（这样的基本矛盾是否适用于现代暂且不论），其核心就在于突出“利用”的地位与作用，这与当时为四化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但吴老关于“利用”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虽然不能说“利用”是一切，但却是目的和归宿，只有“用起来了”，档案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和价值。第二个维度是“主题”的维度，是横向的研究，主要涉及档案学研究过程中的问题、档案学科以及档案科研队伍的建设问题。在“对档案学研究和发展中若干问题的认识”这一章节，吴老师提了四点，即，新中国档案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档案和档案工作的重要性；怎样对看待档案学的科学水平；我国新时期档案学应为档案工作着重点转移而研究。这四点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点和第三点，因为档案和档案工作重要性问题以及档案学学科地位问题，仍是当前存在的问题。由于一线工作者缺少对档案的了解，没因档案“吃过亏”，或因档案而“占便宜”，所以认为档案不重要。其实，提高人们对档案和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作为有责任和有担当的档案人，有责任做好宣传，发挥档案的价值与作用，让更多的人了解档案、认识档案、熟悉档案。当人们对档案和档案工作有了充分的认识之后，档案学的地位也自然就会“水涨船高”，因为理论是实践的反映。至于书中提及的学科建设与科研队伍构建的问题，更是能够感受到吴老对档案事业的热爱和执着，以及对学科发展方向的准确把握，尤其是关于档案学史、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文书学、中外档案事业史等学科的论述，至今仍有借鉴价值。
在“档案学的若干理论问题”这一部分，档案工作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是核心、是中心，也是最有价值、论述最为精辟、认识最为深刻的部分，此外，也兼及档案起源、档案工作的性质（含特点）与作用、“以利用为纲”、集中统一管理原则等理论问题。以前，我只是知道档案工作的六项环节，即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利用，当然，也有些人将其分为八项环节，都是可以的，但却不知道这些环节之间的关系和运动规律。吴老基于毛泽东矛盾论的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出发，认为档案工作的基本（根本）矛盾是档案的科学管理与广泛的社会利用之间的矛盾，并且该矛盾是贯穿档案工作发展始终的。但由于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存在差异，档案工作发展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可能存在着不同的主要矛盾。一般而言，主要矛盾就是基本矛盾，但也存在主要矛盾仅是基本矛盾的一个侧面或部分反映的情况，这就是主要矛盾与基本矛盾的关系。吴老认为，在科学管理与社会利用的对立统一中，社会利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起主导作用的，是推动档案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的关键。当然，我们提出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是为了抓住重点，看到本质，而不是忽视次要矛盾与矛盾的次要方面，即要用全面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当我们进入数字时代，档案工作、档案事业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档案工作的主要矛盾是否已经发生变化？如果发生变化的话，又是如何变化的？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对全国档案工作有全面的了解和精确的把握，就我目前的能力而言，恐怕还是无法回答的。
首先，在档案起源问题上，吴老坚持认为档案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但不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也就是说，档案是在阶级社会之后才诞生的。关于档案起源问题，我和管先海老师曾撰写过一篇《关于档案起源问题的若干思考》，并发表在《档案》2017年第11期。对此，我的观点是，要想搞清楚档案的起源问题，就需要弄明白什么是判断档案起源的标准，也就是什么是档案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档案的本质属性问题。档案起源与文明、文字、国家、阶级、社会的起源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史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学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十分复杂的问题。要想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待更为丰富的考古资料的出现。其次，在档案性质问题上，吴老将其总结为五个要点，即管理性（专业性）、政治性、机要性、科学性和服务性。管理性、政治性和机要性不必多说，科学性是因为档案馆是科学文化事业单位，具有科学文化性质；服务性是因为“以利用为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方针的提出和贯彻落实，究其根源，在于“社会利用”是档案工作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推动档案事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大家之所以会对档案工作性质产生不同的认识，是因为视角不同与对档案工作作用的理解不同，比如，强调行政参考作用的人认为档案工作是政治性和机要性的，强调史料研究价值的人认为档案工作具有科学文化性质，等等。关于档案工作作用与性质的不同认识，我们可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观点，但我们一定要清楚档案工作最本质的性质是什么、最突出的作用表现在什么地方。此外，关于“以利用为纲”的观点刚刚也有所涉及，故不再赘述。再次，在档案管理原则上，我们要坚持集中统一管理原则，而且是高度的集中统一管理原则，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基本要求。高度的集中统一管理原则不仅强调机关档案室档案的集中统一管理，还在于国家档案全宗（苏联最先提出）概念的提出与构建。此外，文书档案与科技档案、党政档案集中统一管理成为我国集中统一管理原则的一大特色，尤其是党政档案集中统一管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最后，吴老提出我们要学习毛泽东主席的两篇文章，即《<农村调查>的序和跋》和《改造我们的学习两篇文章》。我认为，不仅需要认真学习这两篇文章，而且在可能的情况，还要仔细研究《毛泽东选集》（一到四卷，人民出版社），慢慢体悟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以前，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什么认识，但看到吴老关于档案工作矛盾运动与规律的论述之后，就深深地感受到这些理论的力量与深度，燃起学习的热情。
在本书最后一部分，吴老分别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档案思想”或者是“档案意识”。这些伟大人物，都非常重视档案和档案工作，都对其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比如马克思写给巴黎公社的信件的内容就是很好的例证。他们在革命斗争过程中，都十分注重收集档案资料，进行调查研究，以便撰写文章和著作。其实，吴老在撰写这一部分时，也是如此，也是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撰写的，这就是档案资料的一种运用形式。当然，可能由于时间、精力的问题，加之相关材料十分繁杂，工作量是相当大的，因此，该部分的论述难免有所缺失，也难免有前后重复、不够条理的地方，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就目前而言，这种研究的风气淡了许多，就像闫静师姐在论文中所说那样，我们不仅要研究这些人物及其档案思想，还要藉由人物看时代背景，勾勒出更为宏观和深刻的“档案图景”，实现研究范式的转化。
最后，历经十余天，终于读完吴老的《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为什么说是终于呢？那是因为有一种独特的情绪在里面，有些痛快，终于读完，就像长征一样，看到了胜利；同时，又有不舍，在我看来，这样深刻的著作是不可多得的，读完之后，不知何时才能读到类似水准的著作。矛盾的情绪混杂其间，因此用了“终于”二字。当然，知识的收获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要学习吴老的治学态度、研究方法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风貌。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都将成为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
写于2018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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