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艾娣谈如何阅读当代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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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观点有二: 第一，若要使用档案，那就需要了解资料生产组织的档案加工过程及其基本常识; 第二，档案本身便是强而有力的存在对象以至于可以影响我们如何书写历史。
关于第一手与第二手资料来源的区分以及对档案资料的重视是欧洲19世纪历史学研究专业化的产物。当时的历史学家强调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搜集客观事实，他们认为既然档案是由某事件的组织方所留下的资料，那么它们便与事件的第一手证据同等重要。此外，他们还指出档案内各类文件均是相互关联的: 为了理解某一份文件那就必须探明它与其他文件的关系。通过蒋廷黻等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历史学家的引介，这类来自欧洲的想法早在20世纪便进入中国并长期存在，而他们多关心清代档案的保管情况。
当下，对专业历史学家来说，使用档案能使历史研究比使用其他资料时看上去更可信，这也成为区分专业历史学家社群与业余写手的标志。我们也相信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应受训学会使用档案。埋首于档案似乎将我们维系在同一个群体中，正如我们会对各自历经千辛万苦探寻珍贵档案的故事脱帽致敬一样，而这也是一桩令人愉悦之事。当我们身处档案馆时，我们能忘却职业生涯的压力，沉浸在发现某些遗失或被隐秘的内容的兴奋之中，通过我们的研究可以让那些淹没在档案中的人物重新发声，我们自然也为此而喜悦。
但是，我们应记住正是由于强调档案资料的可靠性，因此赋予我们以及我们所书写的某种特定历史的专业化权威性。这种权威性常被用来验证那些凌驾于书写者之上的道德与政治对象，而相关论述也未必是自档案而得来的。上述种种依旧在形塑绝大部分西方历史学家对档案资料的想法。历史学家使用档案，但却很少对档案本身进行思考或论述。档案本身如同是一个庞大的透明体，常常隐没在我们的脚注中。
如果我们把档案员想成文本作者，而这些作者能选择未来哪些读者来阅读他们的历史，那么我们就会意识到制作档案其实是一项充满创造性的任务。档案员会选择哪些记录被收入档案，将之分门别类，以供查阅。我曾提及在英文文献领域内档案员多是经过专业技术训练的政府雇员，而在目前的中国，许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档案资料是由大学或私人收藏者所掌握。在此情形下，那些掌握档案的档案员常是学者，且多为专业历史学家。
在档案生成的过程中筛选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代国家制造数量巨大的文案资料 ( 或是如今的电子记录) 以至于无法全数保存。97%的美国政府记录都会常规性地被销毁。档案员需要决定哪些资料足够重要以至需要保存，而哪些又应被处理。在相关的处理过程中，相关人员对资料重要与否的主观判断自然是难以避免的。此类判断的依据可能是考虑资料稀缺性，文件是否涵盖足够长的时段，又或是文件所描述事件的重要程度。当下那些掌握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档案的私人或学者类的收藏者也面临同样的处境，他们需要决定去探寻哪些村庄或单位，哪些资料应该被整理归档，又有哪些资料仍应弃于原有的保管机构，但却面临可能被销毁的命运。
之后，档案员必须将搜集来的资源分门别类进行归档。现在大部分档案员大多会依照相关机构的传统规范来处理这些资料，而这个过程并不简单，既有的归档系统未必是合规或系统性的。
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收集、整理了大量村级档案，基于大量的收藏允许他们可以依照县来分类。使用者若是对某些特定区域如忻州、榆次感兴趣便可很容易地发现材料，但却依旧难以找到某个特定政治运动的资料。为此需要仰仗某位在中心工作，熟悉整个档案情况的学者予以协助。档案如何构建的重要性在于那些创建档案的档案员对日后的历史研究者拥有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可决定哪个版本的历史会被讲述。
档案员的重要性还来自于他们控制了接触档案的渠道。西方的大部分档案都遵从所谓“三十年法则"，因此也时常让人觉得若不等上三十年再写，那么历史研究可能就是不可靠的。能否接触到那些新出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档案资料则取决于与相关学者和收藏机构的关系。于是，相关研究工作的成果往往是建立在这些学者与他们伙伴的学术兴趣之上。那些拥有权力与金钱的机构在选择并保存档案资料的同时，也会使某些声音遗失，某些思想被边缘化，这势必会影响我们宏观层面的历史写作。[1]
参考

• ^沈艾娣：《关于如何阅读当代史档案的一些想法》，《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