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明王朝最后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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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宋朝之后，明朝是又一个“亡天下”的王朝。但是，宋、明相比，南宋延续了一个半世纪，而所谓的“南明”不过残存了十余年，并且没有形成明显的“南北对峙”或“三国鼎立”。史实上，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谈到“南迁”不成时，有这样一段透辟的分析：“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拥有了他们最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手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明朝恰恰又是实行了二百余年“留都”制度的王朝，留都南京不仅是国家的经济中心，并一直配备相应的中央机构，首都北京陷落后，留都南京没有发挥政治优势，明王朝照旧“脑死亡”。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明王朝为何没有主动“南迁”？光时亨是个十分微妙的人物。
　　
　　所谓“南迁”，就是崇祯朝在京师难保的形势下，主动作出战略放弃，迁都南京。内忧外患骤然升级的崇祯朝，“南迁”问题数度进入最高统治者的重要议事日程。早在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清军再次入塞时，朱由检即想到了迁都。《三垣笔记》载：“上以边寇交织，与周延儒议南迁，命无泄。”首都长期处于满清的兵锋之下，迁都南京既有必要，也完全可行，但这场南迁之议由于天启懿安皇后张氏的反对而作罢。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西安称帝，遣兵东渡入晋，志在灭明，京师形势更加危急，明廷再起南迁之议。《明季北略》载，李明睿等奏请南迁，崇祯单独召见李明睿曰：“朕有此志久矣，无从襄赞，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朱由检的本意是自己迁往南京，留内阁等一班官员留守京师，但未能如愿。二月初一，大顺传檄到达御前，檄文有“将于三月十五日到达京师”之语，君臣上下甚为恐慌。二月间，大顺军刘芳亮等部已出河北，基本完成了对京师的包围，京师形势急剧恶化，朱由检安全南迁已困难重重。《明史?李邦华传》载，此时“邦华密疏，请帝固守，而太子监国南京。帝得疏，意动，绕殿而行，将行其议。中允李明睿，亦疏言南迁便。”可是，这个折衷的南迁方案最后还是胎死腹中。
     
  
        
　　
　　紧急关头，惟有南迁才是可用之策，崇祯朝的两次南迁方案，为何可用之策不能实行，除了朝廷对大顺军战略意图缺乏有效应对之策，崇祯帝困顿于政治顾虑外，便与光时亨等人的强烈反对密切相关。崇祯帝廷议时，李明睿曾援引宋室“南迁”国祚延续一百五十年的先例，提出只有“南迁”方有中兴希望时，《明史》称光时亨却拍案而起，“以倡言泄密纠之”，并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
　　
　　光时亨（1599－1645），字羽圣，号含万，明桐城人。光时亨先祖于元季首迁桐城太公山（今枞阳县浮山镇）。明清时期这个家族先后有光时亨、光成采、光聪谐、光聪讷等数人科举入仕，成为桐城的文化世家。光时亨崇祯七年（1634）进士，初授四川荣昌知县，崇祯末年任兵科给事中。作为历史节点上的特殊人物，光时亨以轻微之身对中国的历史进程，甚至国家的历史格局，产生了后人难以推测的重大影响，其墓也于近期在其故里枞阳县浮山镇女儿桥被发现。
　　
　　在崇祯朝，李明睿是最能契合崇祯隐微内心的人，也是深受崇祯信任的人。崇祯十七年正月，崇祯帝“升李明睿右春坊右庶子，管左春坊印”，破格将其由正六品提拔为正五品。对于李明睿的主张，光时亨肯定清楚其中的背景，知道这不是李明睿的个人意见。尽管如此，光时亨却恰恰将矛头对准李明睿，拿皇帝的身边人和皇帝信任的人开刀。光时亨之所以仍旧有胆有言，同样有着深厚的背景，支持他的便是陈演。
　　
　　周延儒罢相身死，陈演代为首辅。《明史》称陈演为人“既庸且刻”，事实上陈演聪明绝顶，他知道一旦崇祯“南迁”，他自己就会带队留守京师，下场不会比周延儒更好。皇帝“亲征”南迁的第一方案搁浅后，其后太子监国变相南迁的方案，同样遭到光时亨的阻挠。《石匮书后集》载：李明睿等奏请太子监国南京，而光时亨曰：“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唐肃宗即李亨，唐玄宗李隆基第三子，唐玄宗西逃时经马嵬驿兵，李亨继位，后在宫廷政变中惊忧而死。光崇祯内心并不愿唐玄宗、唐肃宗历史的一幕重演，光时亨此语，显然刺他的心病，最终被迫无路可走，死守京师，直至自尽。
     
  
        
　　
　　如果没有光时亨的反对，如果朱由检真的迁都南京，如果大明朝后与李自成或满清一方出现政治联姻……历史的万般假设，因为光时亨的出现，一切都成为泡影。无论如何，光时亨事实上改写了历史。这位光时亨，究竟何许人物？
　　
　　关于光时亨，正史与野史有着诸多记载与评价，各种指斥屡见不鲜，尤其是京师陷落后，光时亨竟领头投降。真是这样，那光时亨还真有可能就是李自成的奸细。
　　
　　光时亨有没有跳槽，至今没准讯。《明史》载，“学龙奉诏拟周锺、光时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诸臣皆侯补小臣，受伪无据，仍执前律。当是时，马、阮必欲杀周锺。学龙欲缓其死，谋之次辅王铎，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请停刑。铎即拟俞旨，褒以详慎平允。士英闻之大怒，然事已无及。大铖暨其党张捷、杨维垣声言欲劾学龙，学龙引疾。命未下，保国公朱国弼、御史张孙振等诋其曲庇行私，遂削籍。”
　　
　　正史的意思，光时亨的投降证据是不足的，弘光朝的高层意见也不统一，只是马士英、阮大铖官大嘴大，先命题后论证，坚持案子要这么定性，人要那么处理。
　　
　　但《甲申传信录》、《弘光实录钞》等野史认为，光先生确实在李自成那儿闪过。《明季北略》“北回目击忠逆定案”更是记到，光大人在李自成旗下受宠若惊，又怀着万分复杂的心情，给尚在南明统治下的儿子写信：“闯逆召见，面加奖励，随谕以原官视事。时亨寄书其子有云：‘诸葛兄弟分事三国，伍员父子亦事两朝，我以受恩大顺，汝等可改姓走肖，仍当勉力读书，以无负南朝科第。’”
　　
　　光大人这水平，也不能说就比诸葛先生差。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历来都有个准确率问题。依光大人的观点，李自成完败不太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也不太可能，天下大势，中国再现“南北朝”或“三国”模式，当有相当的把握。那么，以诸葛前辈为榜样，孩儿们在南朝参加科举，老夫在北都工作，咱们几处做裸官，最终哪棵树倒了，都不太碍事……
     
  
        
　　
　　如此看来，说光时亨投靠了政治暴发户，当是可能的。可信度不是说的人多，而是符合情理——国际形势太复杂，谁有能耐谁看得准？明清易代之际，不读书的人看起来都像是三国，自己在新公司试运气，让子女报考老国企，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的光大人才算得上精明。
　　
　　但这事似乎又不可靠谱，因为没过多久，光家的公子即大喊冤枉，黄道周很是同情，便走唐王的路子，为其办理了平反手续。
　　
　　若干年后，阮大铖的一位老乡、鼎鼎大名的真正冤死鬼戴名世，专门写了一篇《书光给谏轶事》，更是给出了合情合理的答案：阮大铖要杀光时亨，是因为光时亨曾经咬牙切齿地大骂过阮大铖。阮大铖想报复，一直没法下手，等光先生送上门来，便暗示刘泽清将其拘捕了。但阮大铖这个人，处事确实不是很大度的。所以，戴名世的这个理由，基本能说得过去。双方有恩怨，应该要了结，省得白天装绅士，晚上犯鬼眼，一个都晚上都睡不踏实。只是这出手，也太狠了点。
　　
　　但按照史料的记载，光时亨下狱后，“法司会讯”，司法程序相当正常，阮大铖并无什么阴招，也没有因为挨人一骂，就要还人一刀。倒是御史张孙振，坚持光时亨非杀不可。
　　
　　张孙振，字公武，号古岳，安徽霍山人。今天，他与阮大铖、光时亨显然算是老乡了。
　　
　　孙先生官声很好，他崇祯元年进士，历任太仆寺少卿，河南道监察御史，时称“天下第二清官”。不过，这位干部的口碑是怎么来的，我还真的不太清楚，只看到他任山西巡按时，想请托袁继咸办件私事，被老袁给挡了，孙先生立马下套子，说老袁贪赃，硬将老袁弄进了号子。后来，山西的知识界跳了出来，众多读书人忿忿不平，集体跑到首都去上访，在中央领导的重视下，才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老袁被复官了，张孙振便被赶回霍山自费旅游了。
     
  
        
　　
　　甄别明朝的好人与坏人，只看一本书，根本就不够用。之于光时亨，除了投降这个政治污点，野史中的形象，那是相当灰暗，只有轶事，显出格外的生动和有趣。
　　
　　光先生的著名商标叫“鸟人”牌，人称“洗鸟御史”。据说当年的温总理（首辅）体仁大人，外面的形象很威猛，里面的形象却很猥琐。按照祖传秘方，光时亨每天坚持用“洁尔阴”之类给温总理冲洗阳物，直到大人活力再现。按说，为领导近身服务，关键时刻帮领导毒杀个把人都有人做，仅仅亲自为领导洗个鸟，也不算太突出。突出的是，光先生为自己洗出了前进的道路，从县里调到了中央机关，把自己洗成了监察御史。
　　
　　光时亨家乡的史籍，则完全不同意这类损人不利己的说法。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对光时亨总的评价是：光先生“少有俊识，敢决事，性不能容恶”。《桐旧集》记曰：光时亨“性刚直，独立无援，忌者以阴迁为名诬杀之。海内知其冤，莫不相向流涕。” 《桐旧集》中收录的光时亨第一首诗，便是《南楼誓众》，完全是一个国难担当者的壮士形象：“人臣既委质，食禄当不苟。受事令一方，此身岂我有。即遇管葛俦，尚须争胜负。矧今逢小敌，安能遽却走。仰誓头上天，俯视腰间绶。我心如恇怯，有剑甘在首。读书怀古人，夙昔耻人后。睢阳与常山，不成亦匪咎。沥血矢神明，弹剑听龙吼。”
　　
　　从人物的禀性到为官处事，地方史对光时亨的看法，都与相关正史、野史迥然相异。据《桐城耆旧传》等地方史籍记载，光时亨崇祯七年（1634）进士，初授四川荣昌知县。这个时候，陕西流贼已经蜂起，天下大乱。县里有一邦热心公益的志愿者，筹集了一大笔资金为县城修桥。光时亨说：贼早晚要到，城墙破旧，应当毁桥买船，用修桥石来修整城墙。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光县长果断拍板：稳定压倒一切，先抓维稳，后搞建设！城墙修好，流贼也来了。现在，城墙很坚固，河上又没了桥，流贼自认倒霉吧！
     
  
        
　　
　　光先生的先进事迹，传到了最高领导人那里，崇祯皇帝亲自接见了他。面对领导的提问，光先生又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朱由检感动了——“当对时，上为起立注视者三”。领导一般都很矜持，你掏出打火机给他点烟，他都不一定拿眼看你。现在领导居然从位子上站了起来，一遍又一遍地欣赏你，那你也真是太有才了！
　　
　　桐城地方文史中的光时亨，实在太完美了。为什么完美，因为还有一段：“桐城岁用兵，又年比不登，漕米三年未缴清。布政下檄补征，民疲病，无以纳，公疏请免之。”
　　
　　帮老家的百姓免交农业税，比给一个困难户发两百块钱强多了。看来，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真诚为家乡做好事——老乡不送你土特产，但会记住你几辈子！
　　
　　光时亨有没有投降李自成呢？野史答案是肯定的，说是李自成攻城时，光时亨与王章同守阜成门。王章尚在殊死抵抗时，光时亨拖着王章就跑。王章说：“事已至此了，你还怕死啊？”光时亨答曰：“这样死掉了，和普通士卒有什么区别？不如我们进城找皇上，找不到再死，那时死还不晚呢。”两人就这样走着，迎面撞上贼兵，王章大呼：“吾视军御史也，谁敢犯！”旋即被刺死。光时亨呢？“仓皇下马跪”，就这么一声不响地投降了！
　　
　　桐城地方文史，更不同意这些说法：北京城陷落时，光时亨正与御史王章巡城，王章被杀，光时亨大腿伤，逃入尼庵。半夜，准备追随崇祯上吊，被尼姑救了，没死成。过御河时，他与御史金铉一起投河，结果金铉死成了，光时亨没死成。天意如此，光时亨“遂潜行南还”。
　　
　　都是后世文人的追述，哪一种可能正确？我觉得，还是桐城文人的说法靠谱些。如果光天化日之下已当了叛徒，那就倒不如再当回叛徒，投李自成是投，投满清也是投，何苦只接一次客就洗洗从良，还自己跑到老东家这里来送死？可以侮辱人家的品格，不要侮辱人家的智商。
     
  
        
　　
　　但是，无论光时亨的人物属性是正面还是反而，叛变没叛变，是否得罪人，他都是必死无疑，因为他确实犯了一桩弥天大罪，只是写在野史里不够吸引眼球——
　　
　　这个罪名明律上没有，中国唯一，世界唯一，且专为光先生量身定做，名曰：“阻南迁”！光时亨的旁征博引，让崇祯帝道义上体无完肤，堵死了崇祯的后路，只得违心固守北京。
　　
　　据说，崇祯事后对光时亨咬牙切齿。
　　
　　光时亨不反对——朱由检南迁——明朝不亡，无论这个逻辑是否成立，朱由检不上吊，肯定是成立的。
　　
　　马士英应该学过逻辑学，他弹劾光时亨的也正是这一点：“给事中光时亨力阻南迁，致先帝身殒社稷；而身先从贼，为大逆之尤。”
　　
　　一个王朝覆灭了，总要醮一个人的血来画个“句号”。尤其是明朝灭亡以后，遗老遗少们对“南迁得失”感慨系之，而光时亨以为是“邪说”，致使“南迁”不成，天下百姓亦恨之入骨，光时亨即使碎尸万段也不能谢先帝于地下。悲剧的王朝要划上圆满的“句号”，无论是必要性还是可行性，光时亨都是不二的人选！
　　
　　光开霁（1872-1930），桐城光氏东股庆六公后裔，祖居太公山（寿龙山），今属枞阳县浮山镇，谱名“积厚”，字“孟超”（后改字梦巢、慕巢应源于此），世系载清同治十三年（1874）孝先堂《光氏族谱》。
　　
　　《桐城县志》《枞阳县志》《桐城近世名人传》等桐枞地方史志文献，均未见光开霁传记资料，仅金杏邨先生《安庆晚近书坛人名录》中有数十字简介：“光开霁，号慕巢，别署江上鸥簃，桐城人。北伐前后在安庆一中任教，后于安庆病故。工行楷，出自北碑，遒劲纵逸，兼而有之，功力颇为深厚。”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载：“《石庄小隐诗》八卷，光开霁撰。开霁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卒于民国十九年（1930）。字孟超，号慕巢，安徽桐城人。秉仁长子，聪谐孙。光绪间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宣统元年举孝廉方正。”
　　
　　（按）此处载光开霁为光聪谐之孙有误，《光氏族谱》显示光聪谐为光开霁之高祖，光聪谐师从姚鼐，嘉庆己巳进士，官至直隶布政使。《桐城文物精华：书画卷》收光开霁作品一幅，作者介绍中说他“原名后积”，不知出自何文献。另有《悅僑詩聯文集人物志》载光开霁为安徽江上（采石矶）人，也不知出自何文献。光开霁子光大中，字铁夫，曾任安徽通志馆编纂，安庆四中文书，著有《安徽名媛诗词徵略》。附桐城枞阳光氏孝先堂字辈：积善其昌/家声永振/有容乃大/宗泽长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