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铜钱因为太好用闹“钱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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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经·系辞下》中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说明早在神农时代，中国就已经诞生了商业；只是早期的贸易是以物易物，“抱布贸丝”。进入繁荣的商朝之后，开始出现货币这种交易的媒介，这种货币就是海贝。故此许多与贸易有关的汉字都有一个“贝”字旁。
　　
　　商代中国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海贝不久便被青铜取代。人工货币的出现，象征着商业文明的成熟。从商代开始，金属铜（包括青铜和黄铜）便成为中国最主流的货币，“钱”就这样出现了。与自然的海贝相比，金属货币具有更大可控性，同时具有不可比拟的可塑性。不过早期的金属货币仍然被做成海贝的样子，后来出现了模仿刀、铲和车轮的其他形式，最后全部统一为车轮的圆形。在此后的两三年间，这种圆形铜钱一直盛行不衰，因其较低的货币价值，正好吻合了中国小农经济的低水平导致的小规模商业交易。
　　
　　虽然金银也一直被当做货币，但与金银相比，铜更加低廉和易得；同等重量下，其价值仅相当于前者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与平民生活密切相关。一枚铜钱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一角到一元之间，可买半个鸡蛋；一般劳动者的日工资也就一二百个铜钱。农业时代经济水平低下，社会财富不及现代的百分之一；大多数处于温饱水平的人一生也没有见过金银，几乎全部使用铜钱。
　　
　　铜钱的好处是匀质，可分割，易携带，易保管，不易变质生锈。铜钱的历史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的铜板，乃至如今人民币的5角硬币也是如此。这在全世界货币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圆地方”“外圆内方”之说，从美学来说，方孔铜钱最传神地体现了东方审美。中国铜钱从来没有总量限额，也没有时间限制，官铸私铸都有，各朝的铜钱都可以用，而且在成色和重量上差异很大，有古钱、今钱、大钱、小钱之别。铜钱使用时常常用线绳穿起来，1000枚为一串，也叫做一吊、一贯或一缗，其购买力接近一两白银。
     
  
        
　　
　　这种钱环函方的方孔铜钱起源于周，大规模的使用始于秦汉。先秦时代，就已经有秦韩魏等国通行圆币；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创建了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书同文，车同轨，“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从此确立了这种圆形方孔的货币形制。秦朝方孔圆钱也成世界上最早的法定货币。虽然当时称黄金为“上币”，青铜铸币为“下币”，但其实青铜铸币是主要的流通货币。黄金“上币”如同现在巨额面值的钞票一样，很难进入流通领域。
　　
　　秦朝短命而亡，汉朝初期拨乱反正，一度放弃了秦朝的货币政策，听任郡国自由铸钱，结果使钱轻如榆荚。文帝时“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但规定“铸铜锡为钱，敢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当时所铸“八铢”、“五分”重量悬殊，但其文都为“半两”。从考古结果看，放铸期间民间铸造的四铢钱明显优于国家铸造的四铢钱，在含铜量与钱币的重量上（成色），都明显地优越。
　　
　　汉武帝的出现将中国重新拉回到秦国的轨道，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实行盐铁专卖，民间铸币权也被彻底褫夺，朝廷铸造的五铢钱成为当时唯一合法货币。在经过几度减重半两钱、三次改铸五铢钱之后，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最终确立了统一标准形制、重量、铸造权的货币制度。法定铜钱圆形方孔，钱周有郭，币重五铢（汉一两为24铢，5铢约合现在的3.25克）。
　　
　　从汉武帝时代起，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共计700多年间，五铢前一直是历朝历代的法定货币。因五铢钱轻重恰到好处，这种铜钱的影响远及日本、安南、朝鲜等国，至今泰国的法定货币还被称为“泰铢”。
     
  
        
　　
　　西汉末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陷于崩溃，多次发行重量小而面额大的劣质铜钱，用来取代标准五铢钱。王莽的新朝甚至严厉规定，凡敢私藏五铢钱者将作为犯人充军戊边。这其实是最早的通货膨胀，以增加货币（面额）总量来掠夺民众的财富。
　　
　　隋文帝杨坚不仅结束了对峙与战乱，在统一中国之后重新铸造“开皇五铢”，也结束了长期以来的货币紊乱，五铢钱重新恢复了信誉。
　　
　　从秦朝的“半两”到汉朝之后的“五铢”，这些中国早期的货币不仅都以重量单位，而且币面文字一般也仅限于其重量。唐武德四年（621年），李渊实行币制改革，废除历代古钱，统一铸造新币，新币一反秦汉旧制，钱文不再标示重量，而是代之以“开元通宝”。从此以后，中国的铜钱一般都称之以通宝或元宝，这种习惯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通宝”。
　　
　　“开元通宝”的货币单位为“文”，也不再以重量（铢或两）为单位。同时，“开元通宝”放弃之前的十二进位制，实行十进位制；每一枚“开元通宝”为一文钱，重二铢四，十文钱为重一两，即十钱一两。从此，“文”成为货币单位，“钱”成为重量单位。
　　
　　安史之乱后，唐帝国陷入财政困境，唐肃宗大量铸造“乾元重宝”，一文“乾元重宝”可当十文“开元通宝”，而前者的重量却只有后者的3倍。唐肃宗在诏书中称：“冀实三官（汉代主管铸钱机构）元资，用收十倍之利”。不久再铸“重轮乾元重宝”，其重量仅为“开元通宝”的6倍，却当50文开元钱。“乾元重宝”的出台完全是一场灾难。“谷价腾贵，米斗至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长安城中，竞为盗铸”，以致寺庙的铜钟铜佛都被熔化。晚唐会昌年间，随着灭佛运动的兴起，大量铜佛被铸成“会昌开元”，货币量的增加逐渐恢复了货币秩序。
     
  
        
　　
　　作为当时最兴盛的世界帝国，唐代商业极其发达，但中国以铜为主的货币体系明显构成瓶颈。“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外出的商人带着大量铜钱，无论是体积还是重量，都非常不方便，于是就出现了“飞钱”，相当于现在的汇票。
　　
　　宋代中国达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铸币技术和规模空前绝后。宋代钱币不仅更加注重发行年号，而且在币面文字上更加精细；从司马光、苏东坡到宋徽宗赵佶，都曾在钱币上留下自己的“墨宝”，隶篆行楷，异彩纷呈。
　　
　　宋代中国具备了许多近代化特征，它也是中国第一个商业社会。在政府岁入中，商业税收占到七成，而农业仅占三成。商业的繁荣导致货币需求量远远超过当时条件下的技术水平。北宋太宗时，年铸币八十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天圣时年铸钱百余万贯，到庆历时增到300万贯，熙宁时则铸铜钱600余万贯，但仍然无法解决“钱荒”问题，只好以五十文当“百文”。以宋朝发达的工业技术水平，“钱荒”说到底就是“铜荒”。不得已的情况下，在一些地区大量地铸造铁钱。铁钱的购买力只有铜钱的十分之一，一贯铁钱重达数十斤。
　　
　　宋代“钱荒”有多种原因，其一就是大宋的铜钱已经成为国际货币，不仅与中国接壤的高丽、日本、东南亚各国在使用，甚至连对手的辽、夏、金也将宋币当作法定货币，“一国所铸，四朝共用”。另外一点就是铜器的广泛增加也加剧了铜材原料的紧张，甚至出现了大量的熔钱铸器的现象，宋币成为很多资源匮乏小国的金属来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铜的产量增长一直很缓慢，而中国境内金银矿更加稀少，金银之少，根本不足以缓解货币的短缺状况。
     
  
        
　　
　　为了缓解这种货币困境，宋朝政府不得不考虑发行“交子”这种纸币。此前在实行铁钱的四川，“交子”已经被广泛使用。之所以使用“交子”，实在是因为铁钱太重了，人们总不能每天背着几十斤铁钱去赶集，而商人更不能带着上千斤铁钱去做生意。
　　
　　与金属货币相比，纸币完全丧失了其本身价值，而沦为一种信用货币。作为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的出现无疑具有革命性。虽然宋朝政府在纸币改革的初期比较谨慎，甚至考虑到纸币的易磨损而设计了3年为期的更新机制，但后来还是失去控制。纸币比金属货币更加容易制造通货膨胀，因为纸币不仅没有成本，而且不受资源限制，它是无限的。
　　
　　从北宋中期之后，虽然铜钱并没有退出市场，但纸币已经与其并列成为官方的法定货币。这种颇具现代性的货币体系一直延续到元朝和明朝，通货膨胀总是周期性的爆发。每一次王朝崩溃的背后，都离不开滥发纸币的阴影。
　　
　　明朝初期，朱元璋一方面铸造铜钱，一方面发行纸币“大明宝钞”。在持续的通货膨胀下，纸币最后沦为废纸。明中叶以后，随着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自古以来如影随形的“钱荒”稍微缓解。事实上，白银从宋元时期就已经被当作主要货币使用，不过白银完全按照重量计算其价值，并未被铸成统一的钱币。标准大小的银锭一般被称为“元宝”。相对于传统的铜钱来说，单位重量的银子价值要高出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因此对于一般日常生活来说，铜钱仍然是主流货币，白银更多的是作为大额交易或储值工具使用。
　　
　　白银的货币化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首先，货币供应的宽松激发了明清两代的商业繁荣，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和对外贸易。其次，白银打破了铜钱货币的传统格局，特别是明朝政府将白银作为国家财政主币之后。随着白银与铜钱之间的供应量的变化，银子与铜钱的购买长期处于波动之中。白银多的时候，铜钱的购买力就上升；反之，铜钱就贬值。同时，因为白银大多来自海外，这造成偏远内陆地区银子奇缺，铜钱流失严重。
     
  
        
　　
　　明朝军饷多以铜钱为主，而西北边陲的军饷积欠多年；明廷无奈之际，不得不铸铁钱，但军士拒绝接受。发行宝钞的计划也宣告失败。从西北爆发的军人和流民暴乱，不久就蔓延到更大范围的整个内陆地区。明朝很快就陷于崩溃。
　　
　　除过剃发易服，清代基本沿用明朝制度，也包括钱银并行的货币体系，不过清代的币面文字增加了满文。清朝末年，鸦片贸易使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贵铜贱”，货币短缺持续恶化。咸丰三年（1853年），清廷一方面发行纸币来弥补白银缺口，一方面铸造大钱来补充铜钱，大钱分为当五、当十、当二十、当五十、当百……乃至当千。一文“咸丰元宝”最大甚至可当1000文“咸丰通宝”，而前者的重量只有后者的30倍。于是人们争相熔掉“通宝”铸“元宝”，私铸远超过官铸，物价陷于一片混乱。没有多久，无论“重宝”还是“元宝”，都跌到与通宝相仿的水平，而纸币更是一落千丈。
　　
　　晚晴时期，西方国家纷纷采用金本位，失去货币功能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充足的白银供应和现代制币机的引进，使机制银元成为主流货币。在此之前，外国银元早就已经成为中国的硬通货。与传统银锭相比，标准化的银元逐渐取代了中等数量的铜钱，使铜钱的使用量大大降低。与此同时，西式制币机器的出现，也结束了传统孔方兄的形制，实心无孔、大量生产的圆形铜币成为低面值货币——“铜板”。至此，有钱无眼，无论银币还是铜币，形制相同，无关重量，单位都是“圆”。
　　
　　?（本文首发于《企业观察家》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