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的子女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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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左权女儿左太北在京逝世，儿子沙峰等亲属含泪敬献花圈
一、愿拼热血卫吾华——左太北引以为傲的父亲左权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左权及其妻子刘志兰的唯一女儿左太北，在1940年5月出生在山西省左权县麻田八路军总部。
左太北的出生，给左权和刘志兰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欣喜。但是，因为左权军务繁忙，在女儿出生几天后他才赶往土河村和平卫生院，将刘志兰母女接回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县砖壁村。
彭德怀还特地为小家伙起了名字，他跟左权他们说：“刘伯承师长的孩子叫刘太行，我觉得就很好啊！你的小女儿就叫左太北吧！”

1942年5月25日，左权牺牲的时候，左太北还不到两周岁，她对于父亲的印象还是很模糊，但是她对父亲的思念却感怀至深。
“他是坚毅的民族英雄、尽忠的共产党员、慈祥的父亲，我将会永远怀念他！”当时年过花甲的左太北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在左太北来看，她的父亲是每个国人心中的民族大英雄，父亲照片中的英姿，家书里的挂念，还有她的那颗永远赤诚的爱国初心，始终是指引她终其一生在国防科技工业一线奋战的明灯！

二、朴素而和谐的家庭——左太北成人后一切顺利左太北长大后，成绩优异，朋友也很多。但是从小一直生活在集体环境中的原因，导致她到了25岁还没有男朋友。
1965年一天，她的“哈军工”校友姐妹，说要给她介绍个男朋友，让她去见见。
左太北与约定好的被介绍人见面，对方长得很高，也很端正，他穿着一身旧旧的军装，军裤上还补了两块大补丁，但是看着非常朴实和真诚。
此人名叫沙志强，比左太北还大3岁，也是在农村长大的，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其父也是一位老革命家。
沙志强特别崇敬左权将军，并且他喜欢单纯又真诚的左太北，而左太北也觉得沙志强成熟可靠，所以到后来两人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左太北从“哈军工”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的一个军工科研单位去工作，但是她的未婚夫沙志强却被分到了外地，两个人见面只能靠着每年的探亲假见上一面，平时都是靠着书信往来。
其中有一次见面时，左太北看见沙志强的衣服扣子掉了，就随手给他缝上了。沙志强一看，左太北是用白线钉了一颗黑扣子，一点也不协调，只好无奈自己拆了重缝了一遍。
然而，沙志强非常理解左太北，认为她是烈士子女，并且从小都是在集体环境中长大，没有经历过家庭生活，所以他从来不会挑剔她什么。

1968年到1971年的分居日子里，左太北每年都会给沙志强织上一件毛衣，但因为不会算针数，毛衣不是瘦了就是短了，沙志强都穿不到身上。
在沙志强的记忆中，有一次左太北给他织了件毛背心好不容易能穿上，高兴得他睡觉时都舍不得脱下来。
过了几年之后，左太北来到了军恳农场里去干放鸭子，这一干就是好几年，一直到了32岁时，才终于和相恋多年的沙志强一起调回到石家庄一个军工企业工作，他们每人都带了一个小箱子，组成了自己的小家。

左太北和沙志强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为了纪念父亲左权，所以为孩子取名叫左湘。
左湘两岁的时候，左太北就把她送到了她姥姥刘志兰的身边。刘志兰还专门找了人照顾左湘，一直到左湘6岁可以上学了，才把她送回左太北身边。
改革开放后，左太北和沙志强调回了北京工作，但单位住房非常的困难，一时半会不能给他们分配房子住，浦安修就把自己的一套房子让给了他们居住。
那个时候左太北的女儿和儿子都还很小，经济上也比较紧张，所以浦安修又买了一张五屉桌、两把椅子送给他们。

三、左太北的一生，初心不改1992年，左太北进入航空航天部就任计划司副司长，在航空工业总公司成立后就任了计划局的副局长。
她精益求精和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左局长当时负责三线建设的工厂搬迁问题。”王文骐这样回忆道。
20世纪60年代中期，尽管在当时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我国还是决定在中西部地区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

三线建设对于我们当代中国工业的经济格局和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再后来，国务院负责三线的工作人员决定对三线工厂的布局进行重新调整。
三线企业的搬迁困难重重，并非一帆风顺。
“三线企业要做的每一件事，都应该当作大事来做，我们必须一点也不能马虎。”怀揣着和父亲同样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使命感，左太北多次进行了深入汉中、贵州、湖南等地方关于航空三线的企业调研，为三线企业的搬迁解决遇到的实际困难。

“记得当时雅安的291厂因为城市道路修建穿过我们的厂区，破坏了我们工厂的供电系统，给工厂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当时着急需要新建变电设施。”王文骐回忆道，那个时候的三线企业大部分都经营困难，291厂没有资金支持建设，只能向国家求助。
工厂的报告交到左太北手中以后，她马上组织起了人员开始调研现场、核实情况、向上级汇报、申请投资。左太北为此奔波进行各方协调，使供电问题得到了最快最有效的解决。
“左局长在航空工业发展整体规划和对未来的研判上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就任于航空工业董监办专职董事的刘慧回忆道。

20世纪80年代，歼10战斗机立项为“十号工程”，成为国家重点投资的项目。可当时，只有被列入该项目内的单位才能拿到一些投资，不属于其中的得不到资金的支持。
然而，航空工业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如果仅仅只有一些主机所和配套单位拿到投资，那么其他航空企业的科研能力建设难以提高，航空工业的整体发展依然很艰难。
但是左太北看得更远，她决定在航空工业未来在协调同步发展上下功夫。

恰好当时的国家计委、财政部都正在军工领域寻找投资项目，左太北坚定了决心要抓住机遇。
她带领一些年轻人开始着手准备、积极争取，而她自己却默默做着大家的幕后军师。
最终，航空工业在军工单位中拿到了最多的投资，一些航空基础院所和几个核心关键院所在雷达、空空导弹、机载计算机等多个专业领域都得到了资金支持。

“这段历史在我们航空工业发展史上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当时的工作为今天的航空工业的整体发展打下了非常关键的基础，这样的结构对国家国防建设也具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刘慧赞叹道。
后来，左太北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寻访父亲的战斗足迹，以及整理和研究一切和父亲有关的资料上。
左权遗留下来的文章特别是他写给左太北和刘志兰的书信，成为她了解父亲的主要来源，父亲的英勇事迹也在她的心中留下深深烙印。

四、左太北追悼会——朋友、总理、亲属敬献花圈2019年6月25日，抗日将军左权的女儿左太北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6月29日上午9时，左太北同志的追悼会在八宝山殡仪馆兰厅举行。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兰厅站满了前来送别左太北的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送来的花圈布满灵堂。
很多领导、革命后代和亲朋好友都参加了左太北同志的送别仪式，现场聚集了左太北家属、生前好友、领导、左氏宗亲以及数百名群众。

中共武乡县委、武乡县人民政府代表，带着21万老区人民的深切不舍与沉痛哀悼，前来送别左太北最后一程。
左太北同志的遗体安然地躺在鲜花翠竹丛中，她身上披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礼堂上方的横幅，显赫地立着“沉痛哀悼左太北同志”九个大字。
在兰厅的两边，放着三代总理送来的挽联致哀——沉痛悼念左太北同志；带着21万老区人民沉痛哀悼的武乡县代表送来的花圈——情系太行太北英名赢美誉。

左太北同志的儿子沙峰，女儿左湘、孙女沙妍辰、外孙左左等亲属，含泪一一敬献了花圈，现场的花圈数不胜数。
晋察冀民族抗日研究会的会长袁沛野，携全体工作人员也参加了追悼会，并敬献挽联：“巍巍的太行 名将之后将浴战火；子夜的悲啼 蕙心报国将示后人。”以此来寄托对英雄后人的无比崇敬之情和深切的哀思。

不仅有领导人和地区代表，很多朋友也来送左太北同志的最后一程。太北影视基地负责人王素环的小女儿刘雯祺，在电视剧《彭德怀元帅》中扮演了儿时的左太北，在现场她被英雄的故事所深深震撼，之后以太北名字注册文化公司，而左太北同志生前也非常赞成和支持他们一家的工作，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追悼会上，王素环一家怀着悲痛的心情来送昔日老友。在左太北女士告别仪式上，左太北女士的儿子沙峰向王素环转达了母亲的临终遗言，嘱托她继续弘扬传承红色文化，让革命精神继续代代相传下去。

身着军服的一队解放军战士们，整齐划一地抬着棺木走向礼堂外。在众人闪烁的泪光下，左太北同志走完了属于她人生中的最后一程。
注视着棺木远远淡去，一张张跋涉千里到达北京的武乡面孔，不禁涕泪交加。
回过头来看，朱德曾评价左权的那句话，似乎也间接赞颂了左太北：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参考文献：
[1]刘红庆.左太北：从信中读来的父爱[J].军工文化,2019(06):84-88.
[2]周海滨.左权之女：父亲原来那么爱我[J].文史博览,2015(10):12-15.
[3]范云平.左权之女 42岁开始认识父亲[J].环球人物,2008(02):72-74.
1942年，为了纪念因抗日在山西辽县壮烈牺牲的军事家左权，辽县被更名为了“左权县”。不久，当地一首经久传唱的《左权将军》横空出世。
左权只是历史课本上的一个微小的名字，但他却切实地曾照亮一个时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相比历史课本上的“符号样象征”的左权，真实的左权血肉丰满，有着无数超乎常人想象的闪光点。
左权是湖南醴陵人，生于1905年，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曾留学苏联，是真正学院派将领。在当时的中国，他的军事理论无论是在实战经验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属于数一数二。
相比其他军事将领，他的出身可以称得上寒微。
左权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家世代以种田为生。他出生时，家里已经有了三个哥哥一个女儿，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左权出生一年后，醴陵一带闹饥荒，于是，为了活命，左权母亲不得已带着他四处乞讨。
左权两岁时，父亲便因积劳成疾而在贫病交加中辞别了人世。从此，左权便成了单亲、贫困家庭的孩子。
都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因为承受不住失去儿子的打击，左权的祖父母相继过世。这一连串的打击下，左家的大厦已倾。危难之际，中年丧夫的左权母亲不得已撑起了左家。
为了让五个孩子活下去，左权母亲每日起早贪黑地忙碌，她变得不爱说话，她的脸上渐渐也没有了笑容，取而代之的抚不平的皱纹和满脸的愁容。母亲年30岁这年便驼了背、弯了腰、生了白发，看着母亲过早苍老的模样，左权心里难过极了。
为了帮助母亲，6岁开始，左权便在家乡附近的黄猫岭、大王山、桃子坡一带拾柴、放牛、打猪草、干农活。
过早承担家庭负担的结果是，小左权明显发育不良，他看起来非常瘦弱，可他的眼神却日益清亮，他的内心也因过早承担重压而变得早熟起来。他一心想让母亲和家人不再忍受贫穷饥饿，这种愿景像种子一样埋在了他的心里。

少年左权
幼年成长过程中，左权叔父左铭三对他的影响极大。左铭三是一个正直、爱国的青年，也是醴陵当地有名的学者。早在孙中山倡导革命时，他就带头剪去了头上的辫子。他响应孙中山的呼吁，提倡拥护共和，在他的影响下，小小的左权便对自己所处的世界有了自己的思考。
也是在叔父的影响下，左权知道了“知识改变命运”六字，他隐隐意识到：像他这样的孩子，是可以靠知识去改变贫穷命运的。
9岁那年，左权在左铭三的影响下考取了陈家冲私立成城小学。这是一所新式学校，名叫醴陵县第八国民小学。该学校设有国文、算术、常识、歌咏、体操、手工等课程。比起私墊的“之乎者也”来，左权感到既新鲜又有趣。
在国民小学求学时，左权一边帮助母亲做农活，一边刻苦学习。他比谁都知道，他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也正因此，他在上课时总是竖着耳朵，生怕自己遗漏了一个知识点。
1919年，新文化运动爆发那年，左权进入高等小学。这也意味着，他求学会面临更大的艰难。当时，他家离学校相隔十余里，为了准时到校，他每天得早早起床带着中饭走路去学校。
可即便如此，左权也总能准时到校，在学校，他的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为了早早回家给母亲干农活，回家路上，他有时会用跑的方式。
1922年，左权在叔父左铭三等的资助下考进了醴陵县立中学。在县中一年多时间里，除在学业上大有长进外，还开始了寻觅通向光明道路的探索。
在这里，左权遇到了他一生的挚友：同学宋时轮。宋时轮比左权小两岁，但他很早就接触了革命，他还是后来的开国上将。
在宋时轮的影响下，左权也秘密加入了革命党。从此，两人经常私底下与地下革命党一起探求救国救民之路。
1924年底，18岁的左权和宋时轮等考进了广州陆军讲武堂。从此，他便也离开家乡、告别母亲踏上了求学之路。左权挥泪告别母亲时绝想不到，这一别后，他竟再也未曾回到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故土。

青年左权
不久，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左权就这样进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成了在编学生六队的学员。
当时的黄埔军校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它是当时的顶级军校，而且学校里思想氛围极其自由，军校训令中还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
在这样的氛围下，左权认真阅读了大量书籍，其中包括《三民主义浅说》，也包括《苏联研究》、《中国农民运动》等。可以说，当时的黄埔充斥着浓厚的革命氛围。在这样的环境下，左权的思想像一颗小树苗一样快速茁壮。
1925年，左权联合其他进步军人建立了左派组织，左权还成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领导成员。这个组织的成员，后来都成了北伐的先锋。
黄埔毕业后，因为在东征中表现优异，左权得以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行学习。这所学校是苏联培养诸兵种合成军队军官的高等军事学校，也是研究诸兵种合同战斗和集团军战役问题的科研中心。
在这里，左权如海绵吸水一样拼命学习军事理论知识，每次上课，他的课本上总是密密麻麻记满了笔记。每次考试，他都非常优异。在这所位于莫斯科的顶级学府，左权结识了刘伯承等并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他和刘伯承后来还合作翻译了《苏联工农红军新的步兵战斗条令》等书，这些书后来还被红军作为基本教材。
留学苏联期间，左权与一位留苏女同学恋爱了，可不久，因为所谓“浙江同乡会”一案被牵连，女同学为自保急急地与左权分了手。
这段感情对左权的影响很大，它竟直接导致他在此后十多年里一直单身。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政权和红色政权两两对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开始开展武装斗争，并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在这种背景下，左权、刘伯承等提前被召回了国内。此时，已经到了1930年，左权已经25岁了，此时距离他最初离家已经过去了7个年头。

这年，他在回国后写给母亲的信里说：“母亲，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回家，老母赡养，托与长兄，我将全力奉献革命。”
从这封信也可看出，当时的左权做好了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的准备，为了革命成功，他宁愿舍弃自己的小家。
不久，左权受命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他一直坚持将所学的知识和当时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他还执行了灵活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技术，他的军事主张很大地减少了王明、博古脱离实际的“左倾错误”对红军的影响。
毛泽东曾多次夸赞左权，说他是“吃了洋面包而消化了的”。
1933年，左权任红1军团参谋长，他的到来，让林彪、聂荣臻等大喜。在此后的红军长征、直罗镇战役、红军东征中，左权以其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获得大家的认可。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可此时，左权已获悉：他的家里遭受了大的变故，现在是左家最需要他的时候。原来，此时左家的顶梁柱、左权的林哥不幸去世了，而叔父的年纪也已经大了，左家陷入无人支撑的窘迫状况。

左权女儿和家人
于是，左家人不得已给左权写信，希望他能回家主持大局。当年9月18日，担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在匆忙中给叔父左铭三写信回绝了他们的请求，他说：
“我以己任不能不在外奔走，家中所恃者全系林哥，而今林哥又与世长辞，实使我不安，使我心痛。叔父！我虽一时不能回家， 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奋斗。”
讲完这句后，左权在简单讲述了抗战中我军作战方针后说：
“我今日即在上前线的途中。我们将以游击运动战的姿势，出动于敌人之前后左右各个方面，配合友军粉碎日敌的进攻。我军已准备着以最大的艰苦斗争来与日本周旋……”
写完信后，左权急急地奔赴前线。
几个月后的12月，左权因担心家里的安危，再次在山西省晋南地区的洪洞县，提笔写了一封给母亲的家书。在信里，她写到：
“母亲：亡国奴的确不好当，在被日寇占领的区域内，日本人大肆屠杀，奸淫掳抢，烧房子……实在痛心。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降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
在这封信里，左权将自己必须留在战场的原因详细讲述了，他恳请母亲和家人克服困难并理解他的选择，他还承诺：他们一定可以将侵略者赶出中国。
左权还告诉母亲，抗战必然是艰苦而持久的，也只有持久，才能赢得这场胜利，他坚定地说：
“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 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1938年，左权参与策划的长乐之战歼敌2000多人，缴获大批辎重。同年12月他被委任为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

此时的左权已经完全成长成了一名出色的将领，可这样的左权却也让军队的将领们犯愁，因为他此时虽已经30多岁了，却一直是孤家寡人。当时的总司令朱德尤其为他的终身大事发愁，为此，他经常忍不住跟妻子康克清念叨：要尽快解决左权同志的“大事”。
1939年2月，属于左权的姻缘终于从天而降。
人都说：爱情是一瞬间的爆发，果然，2月的一天，左权便在台下观看一位中央巡视团女同志的讲话时，感受到了这种“瞬间的爆发”。只一眼，左权便觉这个台上发言的姑娘发了光。
可对于内向的左权而言，他怎会主动向这个姑娘表白呢？于是，他便一直珍藏这份喜欢，不敢轻易表露任何。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个姑娘也早已经因为听过他的军事理论而对他倾心不已。
这个姑娘叫刘志兰，她比左权小了15岁，她有一副清秀的面容，即便身着西装，她的身材看起来也分外窈窕。
就在那次刘志兰发言时，台下的朱德夫人康克清便眼睛一亮，她想：这个有才有貌的姑娘不正是嫁给左权的合适人选吗？为了慎重起见，康克清主动找到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商量，她两人一拍即合。
为了撮合他俩，朱德、彭德怀和夫人们连成了一体，为了给他们创造接触机会，他们甚至决定把前来巡视的刘志兰留在晋东南工作。
与此同时，朱德自告奋勇当起了月老，他一面试探左权的心意，一面开始和刘志兰做“思想工作”。很快，朱德便促成了这桩姻缘。
1939年4月16日，左权和刘志兰喜结良缘。可革命时期的婚姻总在炮火声中，也正因此，他们的爱情绝不可能和寻常夫妻那般。婚后的第四天，刘志兰便和浦安修一起到沁县参加边区妇女组织工作，只在周末时，她和左权才能聚上一次。
这样的新婚，他们却无怨无悔。
1940年5月，左权的女儿左太北在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医院出生。可因为此时的抗战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所以左权根本无暇顾及母女两。
女儿不满百天时，因为日本侵略者疯狂进攻太行山根据地，左权就不得不将她们母女两送离前线送回了延安。分别前，左权和妻子、孩子合了几张影。合影时，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知道，这将是他们最后的合影。

左权一家
就在这之后仅仅三个月，百团大战便在彭德怀、左权等的领导下拉开了序幕。从此时开始，左权和妻子孩子的沟通就只能依靠书信传递了。
这样的分别，对于年轻且刚刚生产的刘志兰而言是残酷的。这一时期，也是刘志兰最苦恼的一段时日。因为带着女儿太北，所以，她短期内无法回到原有岗位，只得留在保育院工作。想想，离开延安时，她还是女干部，可回来时，她却成了“保育员”，这样的落差下，她难免心有怨言。
另一方面，刘志兰也担心自己和左权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对于妻子的这些情绪，尚在同日本人作战的左权自然也能察觉。为了安抚妻子，左权一次次在信里做妻子的工作。在给妻子的其中一封信里，他写到：“志兰，亲爱的!紧握你的手!尽管我可能会越走越远，只要我俩的心紧紧靠在一起，一切就当没问题了!”
每次部队发了从日军处缴获的营养品、药品，左权就托人带到延安送给妻子。除这些之外，左权还总会将自己买给女儿太北的花布、毛线、托人做的小衣服等捎去延安。
随着一封封家书的被送达延安，抗日的形势也越来越紧张，在后来写给妻子的一封信里，左权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对妻子说：“时局有变， 你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 不必顾及我。”
这里的“大胆处理”，是今时的人怎么也想不到的，那就是：放弃女儿，将她送人。

左权和女儿左太北
做这样的决定是左权六亲不认吗？答案相反，这是他至情至性的体现，左权认为：她和妻子都是将士，在国家大义面前，都有舍弃小家顾大家的责任，所以一旦形势危急，他们都应该舍弃孩子去革命。
从这一句也可以看出：左权做出了为国捐躯的准备。
1942 年，抗日根据地进入了十分艰难的时期。
当年5月，日军3万精锐部队从四面八方向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5月19日，八路军主力部队都已转出外线，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却还在敌人合并圈内。
在兵力极少的情况下，左权为掩护部队突围壮烈牺牲，死时，他年仅37岁。死前，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快卧倒”。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心里想的念的依旧是他的战士们。
后来，在左权掩护下突围的总司令彭德怀在提及左权之牺牲时说：
“他本来可以冲出去，可是，他却没有！因为当时的十字路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他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啊！”
在左权牺牲时，他给妻子写下的最后一封信还在被送往延安的路上，在那最后的一封信里，他写到：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在这最后一封信里，他还向妻子描述了一幅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美好画面，他说：
“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在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处， 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


这样的画面，今天的我们早已视若稀松平常，可在当时，这对于向左权这样的将士而言，却是极其奢侈，甚至只敢在信里想一想的。
左权牺牲不久后的9月18日，为了纪念左权将军，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作出决定，把文开头提到的将军牺牲所在地“辽县”，改为“左权” 县。
左权牺牲整整7年后，左权的老母亲才在入湘部队去看望她时知道了真相：原来，自己日思夜想的小儿子，早已经在7年前便为国捐躯了。
因为种种关系，没有人和这位老人讲述左权牺牲时的惨烈景象。更没人告诉他，当时，部队曾为了保护他的遗体，不得已在他牺牲后将他满是弹伤的遗体藏进了灌木丛中，并盖满了青枝绿叶……
得知儿子牺牲后，左权母亲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了一篇祭文，祭文里，她说：
“ 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 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
仅仅半年后，这位满心伤痛的老母亲便溘然长逝了。死前，她一直像宝贝一样珍藏着儿子给她的一封封家书。这些家书后来都被交给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人说：“自古忠孝难两全”，大抵，如左权对母亲、家人和对国家这般。

左权家书
1950年，左权牺牲8年后，新中国为左权举行了国葬，他成了新中国第一个享受国葬的英雄！
1982年，年42岁的左太北从母亲颤抖的手里接过了父亲给母亲和她的11封家书。此时，距离左权写就最后一封家书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
直到打开家书时，左太北才知道：原来自己的亲生父亲不仅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抗日英雄，还是一个柔情似水的丈夫和父亲。隔着几十年光阴，左太北捧着家书哭成了泪人。
左权牺牲后，他的妻子刘志兰改嫁给了他生前的秘书陈守中。婚后，他们共同抚养了小太北。为了将烈士之女培养成才，他们几乎耗尽了心力。
后来的左太北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她和父亲踏上了同样的为国贡献之路。后来，她先后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航空航天部等部门工作，曾任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计划司副司长。

右一为左太北
作为烈士子女的左太北，终继承父亲遗志，成了一个一心为国的国之栋梁。
2019年6月25日，左太北带着对父亲的无限思念辞世，享年79岁。她死前，已经将父亲的遗志用言传身教的方式教给子女。

晚年左太北
左太北相信：未来路，他们将代替自己和父亲继续为国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