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喜欢的苏轼为何到死没当上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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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繁华最富庶最文明的朝代，也是无数读书人最向往的时代。本文所写的时期，汇聚了绝大多数的宋朝名人。本书中涉及的重要人物有宋仁宗、宋神宗、吕夷简、范仲淹、富弼、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章惇、蔡京等等。这些人或者是一代仁君，或者是一国宰辅；或者是政坛牛人，或者是文化巨匠；或者是谦谦君子，或者是奸佞小人。身份虽然有不同，不过都是人精，是那个繁华时代的第一流人物。无论是修身立德，还是为人处世，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宋史在五千年历史当中又最是有趣，最是丰富，耐得起几番思量，几番揣摩。
　　范仲淹被后人称为“两宋第一完人”，立功、立德、立言三个方面都是有宋一代的佼佼者。范仲淹为何能够成为这样一个生前死后都备受赞誉的伟大人物？
　　范仲淹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精通炼金术的朋友。那一年朋友生病了，让人把范仲淹叫来，告诉范仲淹说：“我擅长将水银烧化为白银，可是我儿子还太小，现在我把这个方子交给你。”朋友为了取信，当场演示将一斤水银变成了一斤白银，然后将方子封好，交给范仲淹。范仲淹极力推辞，可是朋友随即去世。一晃过了十多年，朋友的儿子长大了，范仲淹把那孩子叫来，把当初的那个方子交给孩子。信封上的封缄还完好无损。追逐名利是人生的一大动力，但是追逐名利却绝不能成为我们生活的全部。对名利看淡一些，才能够超越自我，取得更大的成就。
　　范仲淹曾经帮人写墓志铭，写完后放入信封，封好后准备寄出去。范仲淹忽然说：“这篇文章不能不让师鲁兄（尹洙）看看。”第二天，范仲淹就把文章给尹洙看。尹洙看了提意见说：“希文兄名重天下，后世之人必然信任您，写文章不能不慎重啊。如今我们称呼转运使为刺史，称呼知州为太守。可是，这不过是一种媚俗的称呼，不符合实际。后人不知道具体情况，看到连希文兄的大作也如此称呼，那么后世就会怀疑而无所适从了。”范仲淹听后拍拍桌子，连声说：“幸亏让师鲁兄先看，不然，我几乎就要犯下大错了。”一方面，我们说，成大事不拘小节；另一方面，我们也当认识到，所有的成功都是在一点一滴中积累而成。范仲淹之所以享有大名，正是在写作、生活、为官等各个方面时刻都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
     
  
        
　　当然范公最让后人尊敬的，还是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情怀。范仲淹能够说出这番话，绝非偶然，更绝非作秀。还是在范仲淹担任杭州知州的时候，部下有个官员孙某死在任上，留下遗孀和两个小孩。古代将灵柩送回家乡安葬耗费巨大，范仲淹带头捐出一百贯铜钱，下属官员纷纷捐赠，孙家人一共收到了几百贯铜钱。范仲淹为孙家妻儿联系了一艘船，派遣一个年老忠厚的差役护送。临行时，范仲淹担心沿途关卡抽税，特意给老差役一封信，交代说：“一路上逢州过县需要检查的时候，你记得把我这封信给当地长官。”诗云：“一叶轻帆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凉天，关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儿寡妇船。”老差役接过，孙家妻女千恩万谢而去。半路上，那些州县官听说大名鼎鼎的范仲淹竟然有书信相托，再看诗歌写得质朴而感人，不但不盘查抽税，反倒赠送银两。孙家妻儿得以顺利扶灵回乡。范仲淹对一个寻常下属都能够有着一颗关爱之心，用真心善意去关怀每一个人。
正因如此种种，范仲淹才赢得了无数人的敬仰。
　　宋代文坛中，苏轼苏辙兄弟都是响当当的风流人物。那一年殿试结束，宋仁宗高兴地对曹皇后说：“今天朕发现了两个堪当宰相的人才啊。可惜朕已经年老，只能留给子孙使用啦。”宋仁宗对苏轼苏辙兄弟寄予厚望。
　　可是，很奇怪，苏轼到死也没有当宰相，苏辙还行，当了个副宰相。为什么呢？
　　在苏轼苏辙兄弟出名之前，其父苏洵曾经带着两兄弟去拜访朝中大佬张方平。张方平一番询问，对两个孩子都非常满意，特意把二苏留在自己书房读书。一天，张方平出了六道考题，让苏轼苏辙兄弟每道题目写一篇文章，张方平则退到屏风后仔细观察两人表现。苏轼拿到考题后，奋笔疾书，苏辙则撑着脑袋在思考，对考题的出处苏辙拿不准。苏辙实在想不出来，就问苏轼。苏轼没有说话，只是把毛笔倒过来敲了敲桌子，意思说出自《管子》（传为春秋时管仲所著）。苏辙还是有些疑惑，不过还是写完了那篇文章。不久之后，苏辙完成了五篇，可是还有一道题目不知道出处，又问苏轼。苏轼拿起笔来，在试卷上一划，竟把考题划掉，意思是没有出处，不必写了。两兄弟都在规定的时间内写完了五篇文章。张方平阅卷，越看越喜欢。第二天，张方平告诉苏洵说：“你那两个儿子都是天才啊。大儿子聪敏过人很是可爱，小儿子谨慎持重——估计日后成就还是小儿子大些哦。”原来，张方平给出的六道题目，一道极冷门，一道是他故意杜撰。苏轼立刻就发现了，并且当即划掉，足以证明苏轼大才。可是，苏轼蔑视规矩，不屑流俗的毛病也初露端倪。多年之后，苏轼正是因为锋芒毕露得罪了朝中新党，被诬以诽谤君父非议新政的罪名，差点死在了狱中。
     
  
        
　　写文章讲求不拘一格、不同流俗，可若是为人处世无视游戏规则，则必将受到众人的排挤。苏轼如此，王安石也是如此。
　　仁宗朝时，王安石担任知制诰，有一年非常荣幸，被邀请参加在皇宫內苑举行的钓鱼筵。宋仁宗和诸位宰臣公卿围着池水团团而坐。宦官把盛满鱼饵的金碟放在几案上。宋仁宗遍观群臣，忽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别的所有大臣都在专心钓鱼，可是王安石手中虽然拿着钓竿，可是嘴里却不停的吃着什么东西。宋仁宗仔细一看，王安石竟然是在吃鱼饵。那一年是王安石第一次参加钓鱼筵，莫非王安石乡巴佬不认识鱼饵是鱼饵？宋仁宗看着王安石一粒又一粒，竟然把满满一碟子鱼饵全部都吃掉了。第二天，宋仁宗告诉宰相，说：“王安石乃是一个虚伪狡诈之徒！”宰相问皇帝为何如此说。宋仁宗说：“若是偶然误吃了一粒鱼饵，那也是人之常情。可是，凡人只要吃了一粒，就会发觉味道不对，而停止食用。可是王安石竟然把一碟子鱼饵全部吃光了。这等事情，完全悖乎人情嘛！”后来，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宣扬变法，宋仁宗弃置不用，源头大约就在于此。
　　站在王安石的立场来看，王安石吃鱼饵绝非什么虚伪做作。王安石酷爱学术，当时或许是陷入沉思因此吃了鱼饵也浑然不觉。多年之后王安石也拿馒头蘸墨汁吃了一顿早餐。可是，宋仁宗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即便王安石是在思考问题，也足见王安石完全沉湎自我，不懂得顾及场合，顾及周围人的眼光，顾及多数人的利益。此后新政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不过，我们可以从多角度看待一个问题。王安石的痴有其可恶之处，也有其可爱之处。王安石担任宰相的时候，管家告诉其妻吴夫人，说相公喜欢吃獐子肉。吴夫人有点怀疑，说：“我家老王平日吃饭从来不挑食，今天怎么会喜欢上吃獐子肉呢？”吴夫人就问管家为什么会有这个看法。管家说：“相公每次吃菜别的都不吃，可是獐子肉必定吃光了。”吴夫人又问，平常盛獐子肉的盘子放在哪个位置。管家说：“是靠近筷子的地方。”吴夫人说：“明天你试试换个别的菜在相公跟前。”第二天大家吃惊的发现，满桌子菜，只有靠近筷子的那个菜吃光了，其他的基本没动。王安石根本就不是喜欢吃獐子肉。对于他来说，吃饭不过就为了填饱肚子，至于吃的是什么，王安石从来不关心。
     
  
        
大人物多是特立独行，无所顾忌的。若是正确，虽千万人吾往矣。只是这个正确，许多时候并不能由自己来判定。功过是非难定论，世事无常凭人说。这是历史的悲哀，也是历史的幸运。
　　关于学习历史，某位学者认为：“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们根本没有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当我们把历史只是当作历史的时候，历史就将一再上演。虽然本书中说到的人物和故事，都是千百年前的往事，可是其中透露的复杂的人性，为人处世的准则，却是千古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