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缘何大兴南北榜案残杀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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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说朱元璋的功过是非，是回避不了他的“恐怖政治”（吴晗语）的。如果说，明朝初期的“洪武四大案”在历史上尚有争议的话，那么发生在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则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冤案。
　　
　　关于“南北榜案”的历史记载不少，本文选用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科试考》，此文集是明代著名史学家王世贞记录明朝史事的私人著述，该书记载的明朝典故考订周详，被时人比之为一代实录。文集中的《科试考》卷记载了这桩冤案。
　　
　　洪武三十年(1397)，科举会试（丁丑科）在全国举行。朱元璋命令翰林院学士刘三吾﹑吉府纪善白信蹈为考试官，当时录取了宋琮等五十一人。经朱元璋当廷面试，赐闽县陈安（安阝）为第一名﹑吉安尹昌隆、会稽刘谔分别为第二、第三名。这五十一人中没有一个人是长江以北的人，于是，那些没有考取的北方人上书朱元璋，说刘三吾等考官都是南方人，只为他们各自的家乡，是营私行为。
　　
　　朱元璋闻之大怒，命令儒臣们将那些落榜者中文理稍微强些的人再录取一部分，并指定侍读张信﹑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司经局校书严叔载﹑正字董贯﹑长史黄章﹑纪善周衡、萧揖，以及刚刚经廷试取录的陈安﹑尹昌隆﹑刘谔，每人各批阅十份试卷。进过认真查阅考卷，北方举人确实没有一人能及格，全国科举会试是公正的。
　　
　　但是，北方举人还是上书告状，说刘三吾﹑白信蹈指使张信等人只查不及格的卷子。朱元璋更是大发雷霆，亲自出题主考，录取了韩克忠﹑王恕﹑焦胜等六十一名原来不及格的北方人，并授予第一名韩克忠为翰林修撰，第二名王恕为编修，第三人焦胜为行人同副，进士陈性善为行人，陈诚为检讨。考官白信蹈等都被肢解处死，刘三吾以年老被发配边疆充军，只赦免了戴彝﹑尹昌隆、陈安、刘谔，任命他们为司宾司仪署丞，后来又遭诛杀。宋琮被任命御史，后以检讨掌助教官辞退。
     
  
        
　　
　　另据史料，洪武三十年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三人为“蓝玉余党”，尤其是抓住了刘三吾十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涉案诸官员皆遭到严惩。刘三吾因年事过高，发派充军以老戍边。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因他被告发说曾得到刘三吾授意，与白信蹈以及同科试官二十多人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刘三吾所选五十二名南方贡士全部罢黜，名列榜首的考生陈安以行贿罪问斩，至于受牵连者不下千人。六月份，朱元璋亲自复核试卷，开出了一个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录取名单：五十一名中榜贡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无一名南方人。
　　
　　洪武三十年发生的“南北榜案”又称“春夏榜案”（因为丁丑科二月会试，六月殿试，故称“春夏榜”），其实并不是一场科举舞弊与反舞弊事件。据后人分析，就主考官刘三吾来说，他徇私舞弊的可能性极小。当年正处在“蓝玉案”的非常时期，蓝玉案株连甚众，无数官员落马，此次科举结果无疑将对朝局产生微妙影响。正因其重要性，在主考官的选择上，朱元璋煞费苦心，经反复斟酌，终圈定了78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刘三吾在当时可谓大儒，此人是元朝旧臣，元末时就曾担任过广西提学，明朝建立后更是多有建树。明王朝的科举制度条例就是由他制订，明初的刑法《大诰》也是由他作序，此外他还主编过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百科全书——《寰宇通志》。《明史》称其“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朱元璋选择刘三吾为主考，既是对其认可，也是对这次科举的期望。况且，耄耋之年的刘三吾深知朱元璋严酷暴虐的性格，其手段之残忍，株连之广泛，足令刘三吾等官僚战战兢兢，惟恐祸从天降，哪里敢为包庇南方人这种无价值的小事，去触犯暴君的逆鳞呢？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经过两次复查，证明这次“春夏榜”无舞弊行为后，还是狠下毒手，残杀无辜呢？其实，朱元璋此举的真实目的，无非是抓住南北榜案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笼络尽可能多的士人来为自己服务。这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的。
　　
　　明王朝建立之初，当时退往长城以外的元朝残余势力仍然经常袭扰北方边境，明朝也多次大规模征调军队出塞讨伐，终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此，对于明王朝来说，笼络北方士大夫，稳定北方局面，在南北籍贯的统治阶级人士中调节分配权力尤显重要。其实，朱元璋的激烈反应，与“蓝玉案”密切相关。震动明王朝上下的蓝玉谋反案，持续数年，株连人数达到10万人，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多为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方式。然而，无论主考刘三吾，还是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均书生意气太重，不了解朱元璋的用意，自信无舞弊，仍坚持“江南本多俊才”。这样，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
　　
　　从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来看，这是“南强北弱”大格局所致。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现象，从唐王朝安史之乱时开始到明朝以前就已经形成。明朝建立后实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非但没有改变这种趋势，相反则继续拉大。北方并非无人才，朱元璋的几度文字狱，遇害者大多是北方文人，故许多名士们隐居山林，对明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同时，明朝科举以“八股文”取士的考试方式又给南方学子提供了优势。事实上，从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南方考生的成绩，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六次廷试，状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而从录取比例上看，也是南方中榜者逐渐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势。“南北榜”事件的发生，恰好给了诸多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在整个事件中，连连弹劾考官的御史们，大多来自于北方。如此情形，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
     
  
        
　　
　　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的影响深远。此后的第二年，朱元璋死去，来不及将按地域调配进士名额的想法定为制度。直到明仁宗洪熙二年（1425），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才制定办法，卷子照样弥封誊录，但注明“南”、“北”字样，分配名额是“南六十，北四十”。明仁宗赞同说：“往年北士无入格者，故怠惰成风。今如是，则北方学者亦感奋兴起矣。”此后，又具体划分为南、北、中三大区，具体确定各省所占名额，并按户口增减而加以调整。清承明制，始终执行了南北分省取士的制度。“南北分榜”制度，无论在明王朝，还是明王朝以后，从普及文化教育到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作用。当然，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回避，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明朝官场“老乡政治”的推波助澜。自“南北榜”划分之后，明朝官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
　　
　　平心而论，朱元璋从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定北方局面，稳固明王朝统治出发，采取“南北分榜”措施，应该是具有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的。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本来可以解释清楚的政治策略问题，朱元璋却大动“不测之威”，大兴冤案，残忍地诛杀无辜，充分暴露了其过于偏激，独断专行的残暴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