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身世离奇：说不清自己生母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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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由于乾隆皇帝的诞生地是一个尚未猜破的谜，因而难免后世对他的生母为何人作捕风捉影之谈。
　　
　　近世以来，有关乾隆生母的传说异闻纷纷而出，而人们尤热衷于谈论乾隆生母为避暑山庄宫女李氏，不仅小说家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某些治史者亦称此说凿凿有据。这样一来，清官书所谓乾隆“诞于雍和宫邸”的说法反倒被冷落在一旁，甚至被指为有意作为。
　　
　　道光以后，第一个站出来对乾隆生母说三道四的人是晚清著名诗人、学者王闿运，在他所著《湘绮楼文集》中有一篇《今列女传》，提到了乾隆的生母：
　　
　　孝圣宪皇后，纯皇帝(乾隆)之母也。始在母家，居承德城中，家贫无奴婢。六七岁时，父母遣诣市买浆酒粟面，所至店肆，辄大售，市人敬焉。十三岁入京师，值中外姊妹当选入宫，随往观之，门者初以为在籍中，既而引见，十人为列，始觉之。主者惧，谴令入末班。孝圣容体端颀，中选，分皇子邸，得在雍府，即世宗宪皇帝(雍正)王宫也。宪皇帝肃俭勤学，靡有声色侍御之好，福晋别居，进见有时。会夏被时疾，御者多不乐往，孝圣奉妃命，旦夕服侍维谨，连五六旬，疾大愈，遂得留侍，生高宗焉。
　　
　　与《玉牒》、《清实录》记载的乾隆生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家世比较，王闿运所记不仅详尽，而且多有异辞。《实录》说钮祜禄氏“毓质名门”，即出身于满洲著名世家，而王闿运却说钮祜禄氏“家贫无奴婢”，十三岁时混入姐妹中得入选秀女，分在雍亲王府为侍女，即使唤丫头。王氏所记可信程度如何呢？
　　
　　晚清遗老金梁以选秀女制度森严、岂容外人混入为由，以为王闿运所记不实。民国初曾任清史馆纂修的清史专家张采田也说“王氏书好任意出入”。总之，熟悉清宫掌故的遗老和对清后妃素有研究的学者，都对王氏上述记载有异议。
     
  
        
　　
　　王闿运这个人曾为曾国藩入幕之宾，交游很广，他有可能听到一点宫闱秘闻。他的记载并没有否定钮祜禄氏是乾隆生母，只是说她母家在热河承德城中，后来入选秀女，分在雍邸，诞育乾隆，有一番传奇经历而已。王氏之说最新奇之处在于，他把钮祜禄氏与热河承德联系在了一起，因而此说一出，难免引动对乾隆诞于雍和宫本有疑心的一些人的灵感，既然乾隆降生避暑山庄之说由来已久，那么，会不会有个热河女子为乾隆真正生母呢？
　　
　　王闿运之后，首先述及乾隆生母是热河汉人女子的人，是民国初曾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
　　
　　1922年初春的一天，胡适教授在香山双清别墅听熊希龄讲典故。熊先生很健谈，窗外又静静地下着春雨，胡适听得十分入迷。熊先生说，过去在热河时，见到行宫内“东宫”(俗称“太子园”)之前有座矮屋，上盖茅草。“东宫”是雍正帝当太子时所居，为什么会有如此不伦不类的茅草房子呢？他感到很奇怪，就到处找人打听，但行宫内外谁也讲不出此中的缘故。最后寻到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宫役”，他能道此中之奥妙。胡适在1922年4月2日的日记中记下了熊希龄所述的这位“老宫役”的话。照录如下：
　　
　　乾隆帝之生母为南方人，诨名‘傻大姐’，随其家人到热河营生(热河有南方各种工匠，如油漆、红木之类)。时方选秀女，临时缺一名，遂把她列入充数。后来太子(雍正帝)病重，傻大姐在侍女之列，服侍最勤，四十余日衣不解带，太子感其德，病愈后遂和她有关系，她后来在一个茅棚内生一子，即乾隆帝也。后来乾隆帝就在产生之地作此茅屋，留为纪念。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就应该注意到有关乾隆生母的传闻在衍变的过程中发生了质的变化——从驻防热河的旗人钮祜禄氏变成了南方籍的汉人“傻大姐”。这个傻大姐姓氏为何？“老宫役”不知道；也可能知道，没有说；但很快就有人出来说乾隆生母姓李，不过不傻，而是个长得奇丑的宫女。
     
  
        
　　
　　1944年5月1日出版的《古今文史》半月刊登载了《清乾隆帝的出生》一文，作者是上海“孤岛”时期的著名杂文作家周黎庵先生。他援引逊清遗老、近代作家和学者冒鹤亭先生的说法，向世间披露了乾隆皇帝出生的秘闻：
　　
　　弘历(乾隆)之出生，鹤丈言之綦详，其说则余未之前闻。鹤丈云：乾隆生母李佳氏，盖汉人也。凡清宫人之隶汉籍者，必加‘佳’字，其例甚多。雍正在潜邸时，从猎木兰，射得一鹿，即宰而饮其血。鹿血奇热，功能壮阳，而秋狩日子不携妃从，一时躁急不克自持。适行宫有汉宫女，奇丑，遂召而幸之，次日即返京，几忘此一段故事焉。去时为冬初，翌岁重来，则秋中也，腹中一块肉已将堕矣。康熙偶见此女，颇为震怒，盖以行宫森严，比制大内，种玉何人，必得严究。诘问之下，则四阿哥也。正在大诟下流种子之时，而李女已届坐褥，势不能任其污亵宫殿，乃指一马厩令入。此马厩盖草舍，倾斜不堪，而临御中国六十年、为上皇者又四年之十全功德大皇帝，竟诞生于此焉。鹤丈曾佐热河都统幕，此说盖闻诸当地宫监者。此草厩至清末垂二百年，而每年例需修理一次，修理之费，例得正式报销。历年所费，造一宫殿已有余赀，而必须修此倾斜之草厩者，若无重大历史价值，又何至于此？信如此说，弘历之生母孝圣宪皇后之福泽亦不可谓不大。弘历再番南巡中，有奉皇太后巡幸者，江南命妇，得见太后颜色，口碑流传，多谓太后之貌奇寝(即奇丑)。太后于巡幸时，尚有赐钱之举，人各一文，得者视为奇珍，鹤丈曾于戚家见藏其一云。
　　
　　这样一来，几经周转嫁接，晚清时王闿运所述乾隆生母的传闻就被一篇新鲜的故事彻底取代了，今天广为流传的乾隆生于避暑山庄“草房”、其母为行宫女子李氏的传奇故事盖源于此。
     
  
        
　　
　　后来对乾隆出生秘闻进行了严肃考证工作的除了庄练(苏同炳)先生以外，还有以写历史小说而蜚声海内外的高阳先生。高阳不仅是现代小说大家，而且精于考据。下面就来看看这位有“考据癖”的“历史刑警”，是如何判定钮祜禄氏不是乾隆生母的。
　　
　　他的第一条证据是：“依《清会典》规定，亲王可请封侧福晋四人，但以生有子女者为限，世宗在潜邸时，侧福晋仅二人，即后封贵妃的年羹尧之妹，及后封齐妃的李氏，皆曾生子。孝圣宪皇后出身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钮祜禄，父名凌柱，官四品典仪内大臣，如确于康熙五十年诞高宗，不应不封；且号为‘格格’，仍是小姐的身份。”
　　
　　第二条证据是乾隆未说过钮祜禄氏“诞育”自己。高阳说：“凡妃嫔以生子为帝而被尊为皇太后者，上尊号的册文中，必有‘诞育’皇帝的字样，因为这是她当上了太后的唯一原因，非彰明不可。细检张采田所纂《清列朝后妃传稿》，举证如下：
　　
　　世祖(顺治)生母孝庄文皇后：顺治八年八月大婚礼成，加上徽号册文：“翼襄皇考，笃育眇躬。”
　　
　　圣祖(康熙)生母孝康章皇后，康熙元年十月上圣母尊号徽号册文：“秉淑范而襄内治，化洽宫庭；诞眇躬而赞鸿图，恩深顾复。”
　　
　　但孝圣宪皇后(按即官书所记乾隆生母)，被尊为皇太后的册文中，却无“诞育”的字样；一一细检，试看原文：
　　
　　乾隆十四年四月，以平金川加上徽号册文：“承欢内殿，藐躬久荷恩勤；视膳璇宫，慈教常殷启迪。”
　　
　　按：以此册文而观，高宗幼时，不过交“格格”钮祜禄氏带领；连母子的名分，彼时亦未尝有。
     
  
        
　　
　　乾隆十五年八月，以册立皇后、加上徽号册文：“逮下宽慈，中外沐仁风之被；恩勤备至，生成荷鞠育之劳。”
　　
　　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以皇太后万寿，加上徽号册文：“恩深鞠育，仰蒙顾复之勤；急切瞻依，宣备钦崇之典。”
　　
　　此外尚多，而细检只有同于养育的“鞠育”字样，始终未见诞育二字。高宗最喜欢咬文嚼字；果为孝圣宪皇后所出，而竟不用诞字，是诚何心？
　　
　　以上是高阳先生列举的两条主要证据。照他的看法，孝圣宪皇后并非乾隆生母，只不过乾隆幼年时交由她抚养而已，到后来索性替代了乾隆真正的生母李氏，而乾隆虽尊养母钮祜禄氏为皇太后，但在上尊号、徽号的册文中却始终有意避开“诞育”二字。
　　
　　乾隆生得离奇，时至今日，他究竟诞生在哪里？是京城雍和宫？还是承德避暑山庄？恐怕很难说得清。
　　
　　雍和宫坐落在京城东北角，现为著名的喇嘛庙。康熙年间这里并不叫雍和宫，建筑的规模也不及今天这样宏伟气派，那时这里是皇四子胤禛的“雍亲王府”。雍亲王胤禛后来当了皇帝（即雍正），以这里是“潜龙禁地”，改名为雍和宫。
　　
　　根据清朝官方正式记载，乾隆皇帝就诞生在“雍和宫邸”。翻开《清高宗（乾隆）实录》（以下简称《实录》），触目即是以下一段述及乾隆家世的文字：
　　
　　高宗纯皇帝，讳弘历，世宗宪皇帝第四子也。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之女……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指乾隆）于雍和宫邸。
　　
　　《清高宗实录》上面的话讲了乾隆皇帝的父亲、母亲、外祖父、诞生时间以及诞生地。应该说，讲乾隆的家世，就官方的记载而论，这无疑是最有权威性的。除《实录》外，还有没有具有权威性的官方文件述及过乾隆家世呢？应该说还有，那就是乾隆本人的《御制诗集》。
     
  
        
　　
　　乾隆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在诗中，他多次提到过自己诞生在雍和宫。
　　
　　乾隆五十年正月初七，即所谓“人日”那天，乾隆来雍和宫瞻仰礼拜时，曾赋诗一首：
　　
　　首岁跃龙邸，年年礼必行。
　　
　　故宫开讠失荡，净域本光明。
　　
　　书室聊成憩，经编无暇横。
　　
　　来瞻值人日，吾亦念初生。
　　
　　“吾亦念初生”，足以证明乾隆本人认定自己出生在雍和宫。在另外一些瞻拜雍和宫的纪事诗中，乾隆也说过“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惟念我初生”，“虽曰无生俞宗旨，到此每忆我生初”，“尚忆初生我，忽来八十翁”……一类同样的意思。
　　
　　这里顺便解释一下，“斋阁东厢胥熟路”这句诗，因为它关系到乾隆皇帝出生的房间之所在。雍和宫东书院内第一层殿堂名“平安居”，平安居后面是三间书房，书房北面即名为“如意室”的一座房屋，据说乾隆皇帝即出生在如意室的西里间。御制诗“斋阁东厢”即指雍和宫东书院如意室、平安居、太和斋一带，他在这里度过了十二载童年时光，年老了，故地重游，倍感亲切，所以说这里都是“熟路”。由此可见，乾隆本人不仅认定自己诞生在雍和宫，而且隐然显出了如意室即自己具体降生地。
　　
　　纵观乾隆《御制诗集》中有关他的诞生地的诗和诗注，他对自己生于雍和宫是一贯予以承认的，而他虽写了数十首题咏避暑山庄狮子园，以及狮子园中“草房”的诗，但从无一处说自己降生在那里。
　　
　　然而，偏偏有上层人物对乾隆诞生地持有异说，严重的是，当乾隆还在世的时候，就出现了他降生于避暑山庄的说法。
     
  
        
　　
　　现在能够查出的第一个对乾隆诞生地提出不同看法的是管世铭。这个乾隆晚年小有名气的军机章京写了一部《韫山堂诗集》，其中《扈跸秋狝纪事三十四首》一组诗的第四首说：
　　
　　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
　　
　　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
　　
　　在这首绝句下，管世铭还作了如下的注解：
　　
　　“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雍正）忌辰驻临。”
　　
　　狮子园是热河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出避暑山庄西北门，便可以望见一座形似狮子的山，此山因之叫“狮子岭”，而山岭下的这座简朴园林便以“狮子园”名之。康熙皇帝赴热河避暑山庄驻跸时，雍亲王胤禛多随驾前往，康熙便把狮子园赐给了他，作为他们一家人来热河时临时住居之处。管世铭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就是说当今皇上乾隆降生在这里。
　　
　　如果说管世铭人微言轻，所说不足采信，那么，还可以举出身份绝对贵重的另一个人——乾隆以太上皇训政时的“嗣皇帝”颙琰，即嘉庆皇帝。
　　
　　颙琰原名永琰，是乾隆第十五子，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时被秘密立为皇储，到乾隆六十年九月，皇帝公开宣布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为避讳，改名颙琰。第二年元旦举行禅位大典，皇太子颙琰正式即帝位，改年号为“嘉庆”，乾隆退为“太上皇帝”。从嘉庆元年（宫中仍以“乾隆”纪年，为乾隆六十一年）起，皇帝的生日称“万寿节”，太上皇生日称“万万寿节”。
　　
　　嘉庆元年（1796年）八月十三日，乾隆八十六岁生日，他首次以太上皇身份过万万寿节，地点在避暑山庄。嗣皇帝嘉庆与王公大臣鱼贯而上，奉觞为太上皇祝寿，场面十分盛大。嘉庆以《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为题，作诗一首，以志其事，该诗首联“肇建山庄辛卯年，寿同无量庆因缘”下，嗣皇帝又加注了“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此中因缘，不可思议”。
     
  
        
　　
　　辛卯，即康熙五十年，这一年康熙亲题“避暑山庄”匾额，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同时集册刊行，因此嘉庆皇帝诗注开首说“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指太上皇，乾隆诞生于康熙五十年即肇建山庄之年；“都福之庭”意思是诸福汇聚之地，从上下文意看，当指避暑山庄。把上述嘉庆祝寿诗诗注连贯起来，即“皇父”于辛卯年诞生于山庄，与康熙肇建山庄恰在同一年，因此嘉庆说“此中因缘不可思议”。
　　
　　翌年秋，太上皇乾隆再度临幸避暑山庄，八月十三日，嗣皇帝嘉庆仍以《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为题赋诗，这一次把“皇父”的出生地说得更明白无误了。且看他在该诗“合万方欢群爱敬，以天下养式仪型”句下的自注：
　　
　　“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跃龙兴庆，集瑞钟祥。”
　　
　　从这一诗注看，“都福之庭”，即避暑山庄。如果理解得宽泛一点，也可以把山庄外雍亲王的赐园——狮子园也包括进去。不管怎样，嗣皇帝颙琰在嘉庆元年、二年所写的这两首诗和诗注，足以证明他当时确实认为“皇父”生在热河避暑山庄是毋庸置疑的。有人会说，这些应景诗可能是词臣捉刀之作。不应完全排除这种可能的存在，但这两首诗及诗注，即使为别人代笔，也必然经过嘉庆皇帝点头同意的。
　　
　　嘉庆是乾隆的第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为太上皇祝寿赋诗时已年近不惑，当“皇父”仍健在时，他写的诗和诗注（至少得到他首肯的）明明白白地说“皇父”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这是证明乾隆出生于避暑山庄的何等坚实有力的证据呵！难怪与此同时军机章京管世铭也毫不含糊地称“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乾隆晚年，在包括嘉庆皇帝在内的统治集团上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认定乾隆皇帝的诞生地在避暑山庄。
     
  
        
　　
　　然而，嘉庆皇帝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放弃了自己固有的看法，而认同“诞于雍和宫邸”的说法。
　　
　　嘉庆十二年（1807年），问题就产生了。《实录》馆馆臣们纂修的《清高宗（乾隆）实录》和《清高宗圣训》上竟说乾隆皇帝诞于“雍和宫邸”。当嘉庆审阅《实录》、《圣训》的稿本时自然产生了疑问：“皇父”明明降生于避暑山庄，为什么馆臣却写成“诞于雍和宫邸”？盛怒之下，立即饬令馆臣查覆。这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被一位有心人——时为工部侍郎的英和记录了下来，他在《恩福堂笔记》中记述：
　　
　　丁卯岁（即嘉庆十二年）实录馆进呈《圣训》，首载“诞圣”一条，仁庙（指嘉庆帝）即以为疑，饬馆臣查覆。
　　
　　《实录》作为记录前朝皇帝言行及重大事件的编年体史书，具有何等庄重的分量，而如今却将乾隆皇帝的诞生地搞错了，嘉庆皇帝的震怒可想而知，自然会严饬馆臣查明覆奏。
　　
　　当时馆臣以《实录》馆总裁、大学士庆桂为首，但他总而不裁，事无巨细要由副总裁、翰林出身的刘凤诰拿主意。皇上既然怪罪下来，也只能惟刘凤诰是问。
　　
　　刘凤诰在嘉庆四年《实录》及《圣训》开馆纂修时任纂修官，因为能事，很快升为总纂、副总裁。虽奉旨“查覆”，他并不慌张，而是向嘉庆皇帝举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乾隆《御制诗集》中的《雍和宫诗》。“雍和宫说”凿凿有据，而且是“皇父”自己说的，为子者怎能无视这白纸黑字的事实呢？于是，“上意始解”，也就是说，嘉庆胸中的疑团涣然冰释了，但也恰如大臣英和所说：“狮子园说其讹传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