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自叹武器不如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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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料显示，在公元1900年（大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鼠）年）至1901年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苦难深重的中华大地上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随着一股股来自遥远异邦武装军队的悍然入侵，神州大地的空气中硝烟弥漫，令人窒息的火药味透出一丝令人感到不祥、不安的信息，预示着这一年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多事之秋！发生在这一年里的惊天大事件被史家称作“庚子事变”。
　　
　　八国联军的战舰在中国的内海耀武扬威、横冲直撞，清军的防守形同虚设，“银样蜡枪头”一般中看不中用。八国联军凭坚船利炮强行进驻了广州、福州、上海、烟台、青岛、旅顺等各大港口，所到之处洋旗飘飘，强横犀利的洋兵如入无人之境。接着，列强的兵舰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竟然游弋到西南冲要重庆；在北方的直隶、山东、山西等省，号称“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民众、清朝八旗、绿营官兵协同作战，与八国联军鏖战正酣，敌我搅作一团，炮火连天，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然而，看似慷慨激烈、英勇无畏的殊死较量背后，大清国军民交出的战绩单却令人汗颜：天津七月份沦陷于联军之手，帝都北京八月沦陷，慈禧太后易装后率一部分朝廷要员和被打得七零八落、失魂落魄的参战部队仓皇西窜。明明是落荒而逃，却美其名曰“西狩，”亡命逃窜被描述得好像悠哉悠哉去西部皇家猎场狩猎一般。中华语言的丰富多样，辞藻之华丽溢美，令人叹为观止。
　　
　　值此危难之际，清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武卫右军”却在袁世凯的统领下按兵不动，龟缩在山东一隅作壁上观。
　　
　　那么，一路摧枯拉朽，横扫清军如卷席并大获全胜的八国联军究竟有多少兵力呢？
　　
　　根据各国参战官兵的战地日记以及诸国出版的战后回忆录统计，自联军占领天津卫后，八月十四日由天津向北京进发，各国集结总兵力约一万六千人左右，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任统帅，一路气势汹汹的杀奔帝都北京而来。这区区一万六千余人只用了十天时间便一路狂飙突进，以不可阻挡之势攻陷北京，沿路设防的大清官兵一触即溃，眼见皇都难保，大清国帝后被唬得脚底抹油，一道烟向西北狂奔逃逸而去。然而，据史料记载，不算外围兵力，当时仅驻防北京的守军就有武卫中军、神机营、神虎营、满蒙亲军等不下三万人的兵力，这其中还不包括配合清军作战的大量义和团民。
     
  
        
　　
　　八国联军中的意大利军队在北京附近遭遇清军阻击，受挫后曾一度无奈返回天津，却无意中占领了天津附近一座几乎无人值守的清军武器库，缴获了该处存放的大量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清军装备的先进武器和各类军用物资让这些来自南欧亚平宁半岛并“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们惊呆了！这些当时世界上最新款、性能最优的武器让意大利人艳羡不已，甚至自叹不如。为此领队的意大利海军中将西蒙事后写信对英国公使说：（意军缴获的清军武器）中包括“最新式的曼利彻式卡宾枪的型号，比联军中的奥匈部队列装的卡宾枪更为先进，似为刚出厂的新品；而克虏伯大炮比德军现役的所有大炮口径更大、瞄准更精、射程更远、更为新式”。可见，甲午之战后，经过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干臣的殚精竭虑、苦心经营下，清军的武器装备早已是鸟枪换炮，今非昔比，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尤其是按西法训练出来的“新军”列装的武器性能比列强有过之无不及。
　　
　　西蒙中将列出了一份长长的清单呈交联军指挥部：87毫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36门，大部分甚至还没使用过。70毫米口径克虏伯炮60门。劳登菲尔德速射机关炮各种口径、型号126门，各型号、口径克虏伯大炮、机关炮156门、挺。这些最新的、当时最先进的重武器甚至是簇新的，有些还未来得及拆封组装。还有三万枝贴有最新出厂商标的曼利彻牌毛瑟枪和来复枪，三万把枪刺，堆积如山、品种繁多的军品及其它物资，粗略的估算一下，价值约250万英镑。西蒙以戏谑、调侃的口吻写道：“战斗伊始就意外缴获清军这么多先进武器，等于给联军一万六千名军人配备全副武装还有富余，只可惜我们的士兵一人只有两只手。”让联军指挥官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装备如此新式武器的清军竟不堪一击，战斗意志薄弱，明显训练不足，纪律废弛，士气低迷，不言而喻，战场上孰胜孰败和武器装备优劣与否有一定关系，但绝非克敌制胜的唯一要素。
     
  
        
　　
　　以大清国新军武器之精良，战绩却如此不堪，看来，装备先进武器、全盘西式训练并不是战胜强敌的唯一法宝。
　　
　　一直以来，我们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遭列强欺凌、羞辱是因为技不如人，所谓“技”指的就是武器远远落后于西人。然而，“庚难”时的清军已全部列装西洋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由西洋教官亲自训练，谓之“新军，”却仍然一败再败，岂不怪哉？噫嘻！看来“唯武器论”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亦或是另有玄机？
　　
　　既然人数绝对占优，武器装备甚至比八国联军更好，那么大清军队怎么就被八国联军轻易击败了呢？只能说是军纪废弛，士气萎靡导致战斗力极端低下而已！
　　
　　先说说协助清军作战的义和团。义和团是一群迷信神功附体、刀枪不入的乌合之众，他们挥舞着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冲锋陷阵，在联军的优势火力下几乎不堪一击，不是白白做无谓牺牲就是抱头作鸟兽散，狂热、愚昧被理性、科学打得原形毕露。史载，义和团认为铁路、电线都是洋人带来的邪物，祸害中国，于是扒路基、撬铁轨、截电线，北京市民不分贵贱凡家藏洋书者，皆以“二毛子”罪名捕杀。见识短浅鄙陋的慈禧竟认为愚顽蒙昧之团众“民心可用，”义和团民在慈禧、刚毅等清廷高层的默许、怂恿下纷纷入京，在京城内四处筑坛焚香，供奉梨山老母、洪钧老祖，以致烟熏火燎、雾霾满城，夜晚则妖氛蒸腾，氤氲缭绕，凄恻迷离，像在闹鬼。义和团大师兄如傩戏巫师一般纵跃作法，自称不惧大炮，能避枪子，若有人质疑或嗤之以鼻，必厉加报复、凌辱甚至杀害，因此满城百姓战战兢兢，缄默不语，只求自保。而此刻的大清正规军队八旗与绿营是一支自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之后痛定思痛而全部效仿西方，装备着花费巨额资金从西方采购回的洋枪洋炮，重金聘请德国、美国教官，按照西方特别是德国军队作战方式训练出来的新式军队，名曰“武卫军”，连军服都模仿德军制服样式。“武卫军”分前、后、左、中、右五军，每军整编满员达万余人，堪称清军中的虎贲、娇子。史载“庚子事变”前，战斗力最强的袁世凯部“武卫右军”奉命去了山东布防，宋庆的“武卫左军”驻扎在山海关一线，武卫“前中后”三军则部署在津京铁路沿线，五军互为犄角，形成拱卫帝都之势，北京城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宫廷卫戍部队与满蒙八旗亲兵。
     
  
        
　　
　　义和团“奉旨造反，扶清灭洋”事发后，各地无辜教民多被荼毒、劫掠，死伤颇重。北京城内的万余官兵加上为数众多的团民攻打只有区区一千洋兵守卫的外国使馆区，架炮轰、步兵冲锋、挖地道放炸药、火攻，各种能想得到的战法轮番折腾，枪炮声噼里啪啦，昼夜不休，如“转轴般”交替进攻，忙活了月余，使馆区外死伤狼籍却无法攻克，甚至使馆区内各国馆舍屋顶上插着的国旗虽弹洞累累仍屹立不倒，依旧呼喇喇迎风摇曳。清军战斗力之低下，指挥官无能、无方，战法陈旧，兵员素质低劣不难想象，这难道不是绝大的嘲讽吗？
　　
　　《景善日记》载：“（我方）攻使馆二十余日，来去如蝗，洋兵死者寥寥，义和团、甘勇数万人死伤，骸骼狼藉，尸体堆满东交民巷口”。参与围攻使馆区的有荣禄统辖的武卫中军，董福祥的甘勇和少数神机营官兵以及义和团团民。盗匪出身的甘肃提督董福祥横蛮粗鄙，率甘勇赴京勤王，却指挥无方，有勇无谋，围攻使馆二十余日不能下，白白死伤众多士兵的性命，而使馆内守卫的洋兵则伤亡轻微。英国人濮兰德评价道：“中国官吏无联合之力，少任事之勇，缺爱国之心，虽事机危迫之时，恒畏缩不能振奋”。此语真乃不偏不倚，鞭辟入里，诚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所言非虚。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目睹兄弟部队浴血苦战，大败亏输，“武卫右军”统领袁世凯却坐山观虎斗，不予增援，致使局面不可收拾，两宫仓皇“西狩”逃窜，最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据事后统计，因八国联军攻陷帝都，王宫权贵直接或间接死难的有：
　　
　　一位亲王——载勋；三位总督——李秉衡、裕禄、廷雍；两位将军——寿山、延茂；一位大学士——徐桐；六位尚书——刚毅、崇绮、赵舒翘、启秀、立山、徐用仪；还有之前在天津保卫战中中炮殉难的直隶提督聂士成。这些人有死于乱军之中的，还有几位是自尽身亡，余下的是清廷为推卸责任或取悦洋人而诛杀的所谓主战派。清军兵勇、义和团民、普通民众则死伤无数，据说伤亡多达数十万人之众。
     
  
        
　　
　　令人难堪的是，有资料显示，八国联军除最先参战的一万六千余人外，之后陆续增兵达七万余人，事后统计只战死七百余人，伤三百余人，和数不胜数的大清死难军民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一个个冷冰冰的死亡数字背后是一条条曾经鲜活的生命，都在“庚子事变”中化为齑粉。
　　
　　“庚子事变”比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有过之无不及，为近代中国的奇耻大辱。事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依据列强开出的名单挨家搜捕，共有120多位主战的大臣作为“庚变祸首”被杀害。
　　
　　看来，装备先进的武器固然很重要，但拥有先进武器并不能保证战争胜利，而决定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是人。那么，问题与症结到底出在哪里？对此令人困惑的现象，梁启超曾有一段精辟论述，可谓一语中的：“别国之民，且尊且贵过于王侯将相；而我国之民，且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为奴为其主斗也。驱奴隶以斗贵人，焉得不败？”公民为国而战，也即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奴隶则为主子而战，骨子里却不知为何而战，奴隶焉有为国死战之心？
　　
　　如此看来，大清军队人数众多，装备也不输八国联军，却是一堆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两军交战，即望风披靡，一败涂地，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由魏源首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看似找出了中国长期积贫积弱的症结所在，但国人要学习的不光是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更有西方文明的精髓——人文思想。改变国民萎靡蒙昧状态不光在于“师夷之长技，”更要“师夷之思想”，“师夷之教育，”国民的精、气、神正是这个国家的精、气、神，改变国民的精神面貌与整体素质的最佳切入点非教育莫属，这才是民富国强的人间正道。
     
  
        
　　
　　历史如一面久经沧桑依旧光可鉴人的铜镜，照之能正衣冠，明得失，知兴替。它默默讲述着这个古老民族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告诫着人们须学会反思、自省和纠偏，才不会迷失在重复、轮回的漩涡里无法自拔，是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