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比富庶的宋代为什么会闹“钱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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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与其说是亡于异族入侵，还不如说是衰于货币制度崩溃。频发的钱荒，让这个曾经最富有科技创新精神、贤才辈出、商品经济活跃的赵宋王朝元气大伤，国家财政日趋恶化。
　　
　　文/罗雪挥
　　
　　宋高宗时期，南宋都城临安，这个无比富庶繁华之地，也曾被“钱荒”困扰。“钱荒”指的是市场上可以流通的铜钱不足，民间“钱尤难得”，街市上的商品因而滞销，老百姓深受其害。此时恰逢秦桧当政，民怨沸腾之际，据说老谋深算的秦桧放出风声，说是旧钱不能用了，命令铸造新钱，一时间，临安的豪富人家纷纷出手，将自家贮藏的铜钱纷纷投向市场，现金流像泉水一样在临安市场上喷涌。临安“钱荒”被秦桧的一场阴谋化解，暂获喘息之机。
　　
　　浙江沿海的台州城则在“钱荒”风暴中遭到沉重打击。宋理宗淳佑年间，日本商人在温州、台州一带低价出售日货，交易铜钱，此后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台州城内几乎找不到半枚铜钱，城内交易几近瘫痪。大臣包恢惊呼：“台城一日之间，忽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
　　
　　从都城到沿海，在江南形胜之地，“钱荒”一直成为赵宋帝国的梦魇。发端于唐朝中叶，一直到明朝才被白银治愈的“钱荒”，在两宋时期频频发作，给帝国以沉重打击。
　　
　　钱最多的朝代
　　
　　宋代的“钱荒”分布极不均匀。“钱荒”有季节性因素，譬如丰收时节，集中上缴税负时容易出现“钱荒”；另外还有地区因素，譬如江浙一带最易发生“钱荒”。北宋时候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江浙等地生产最发达，物产最丰富，但是帝国的货币量却一直供应不足，因而“钱荒”高发。这与赵宋帝国高度中央集权有关。譬如北宋时的“钱监”，也就是造币厂，主要位于东南地区，但是产出的铜钱需先大量供给京师汴梁以及西北边防地区，进入国家财政系统后，才能流通到江浙，客观上阻碍了货币在江浙的供应。
     
  
        
　　
　　宋代“钱荒”或有种种复杂的表现及原因，但绝不是真的缺钱。宋代是最富创新精神的年代，把整个世界推向近代化的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罗盘”均出现在宋代；北宋的都城汴梁成为世界大都会，拥有150万人口，而同时期的欧洲，伦敦仅有市民1万5000人，巴黎市民不到9000人。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煤的大规模开采也出现在北宋。美国学者哈特维尔估计，11世纪的宋代煤的产量，大致与17世纪整个欧洲煤的产量相当。正如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经济文化的繁盛，造就了宋代货币的繁荣。宋代是中国史上空前绝后的货币品种最丰富的朝代。除了铜钱，同时使用的货币包括铁钱、金银，以及包括茶引、盐钞在内的“有价证券”及流通“票据”，还有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宋代也是中国铸造铜钱最多的年代。特别是北宋时期，铜钱铸造数量之大，让其他朝代望尘莫及。北宋最高年份铜钱铸造额约为500万贯。而以铸钱较多的唐代为例，最多的天宝年间造币也不过32万贯。据中国著名货币史专家彭信威估算，连同前朝旧币，当时全国货币流通量应当在两亿五六千万贯。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以宋仁宗时代为例，当时北宋政府预备将官田私田化政策，把大量民田交给私家地主和个体农民经营，每亩地最初作价约为二贯五百四十文，而宋初一个中下级官员的俸禄大约为二十五贯左右。
　　
　　货币前所未有地渗透进了宋代人的生活。到市场买东西需要铜钱，老百姓缴纳赋税需要铜钱，朝廷发放的部分官俸和兵饷也是铜钱。苏轼被贬居黄州时，曾经幽默地记述过自己的货币生活。刚到黄州时，经济困窘，每个月只能领很少的俸钱。苏轼将其分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次只用画叉挑下一份钱来使用，避免超支。偶有结余，就用来款待朋友。
     
  
        
　　
　　铜币的内忧外患
　　
　　货币超级丰富的宋朝，为什么出现了“钱荒”？而且在铸钱最盛行的熙宁、元丰时期，“钱荒”问题已经凸显？铜钱外流，民间窖藏及私铸铜器盛行，是公认造成“钱荒”的直接原因。
　　
　　宋代的铜钱，按照宋人的说法，是“一朝所铸、四朝共用”，它同时还是西夏、辽国和金国的货币。宋代铜钱且流向了海外。日本曾派商船到宋朝从事贸易，货物全部售完后，却不再进货，只收铜钱，一次就运走了铜钱十万贯。根据小叶田淳《日本货币流通史》统计，在日本28个地方出土的中国铜钱多达55万多枚，其中80%以上是宋代铜钱。1266年，镰仓幕府更公开承认宋铜钱为日本的法定货币。此外，宋代铜币也是高丽、交趾等国的主货币，并流向南亚和西亚，成为印度南部地区，乃至阿拉伯地区的辅币。同一个货币体系引发了同样的货币病，当宋代“钱荒”肆虐时，依赖走私宋钱流通的日本也出现了“钱荒”。
　　
　　总之，宋代的铜钱“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即使比唐代铸造了多几十倍的钱，仍然不够花。比铜钱外流数量更惊人的还有民间窖藏。在宋朝境内，大量铜钱则藏于大家富室。“钱荒”越盛行，贮藏货币风越流行。青州一户姓麻的人家，祖上库藏钱有十万之巨，三代都没有动用。政府也会向富户借贷，比如曾向永兴李氏借钱二十万贯。
　　
　　宋代铸造的数以亿记的铜钱，如水入流沙，不知去向，这使得流通领域的货币量骤减，也使得现有货币流通速度减慢，从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结果愈是造钱，愈是“钱荒”，再多的铜钱都无法弥补缺口，国家财政陷入了恶性循环。
     
  
        
　　
　　宋代官府不得不采取更为严厉的“钱禁”，曾规定携带铜钱五贯以上出境者就要被判处死刑。后来边境形势紧张，刑罚加剧，规定携带铜钱出西北边境一贯以上者就要处死。“钱禁”涉及了各个地区，包括京师。为了防止都城“钱荒”，无论是北宋的汴梁还是南宋的临安，都颁布了禁令，咸平三年“仍令开封府出榜晓谕，其诸城门锁不得私放出见钱。”朝廷也对官僚机构下了禁令，一律不得搬运铜钱下海船，防止官员假借公事名义走私铜钱。除了海防，边防合法的交易通道也被堵死。官方如向边关地区百姓买马，不得再用铜钱，而是改用布帛或者茶叶等实物交换。
　　
　　只是，多头管制之下，铜钱仍然源源不断地流出宋代的国土，“钱禁”还是失禁了。
　　
　　“钱荒”还是“铜荒”？
　　
　　南宋庆元元年，居住在负山的岳珂发现，一场大雨之后，一座古墓现身，里面有铜带、铜盆、铜盂。不久，南宋朝廷的大规模收缴铜器行动开始了。家里人惧怕受到惩罚，将刚出土不久的铜盂送交到官府，岳珂在《晋盆盂》记中记录了这段历史。南宋绍兴二十八年的收缴比这个规模还要大，皇帝带头交出了御府铜器“千五百件”，送到了铸钱司。那年收缴的铜足有二百万斤。
　　
　　这就是闻名于后世的宋代“铜禁”，与“钱禁”相辅相成，都是宋廷为了保住对铜钱的绝对控制权而采取的国策。
　　
　　宋代“铜禁”除了国家垄断铜矿的开采及冶炼外，也禁止民间用铜，甚至哪怕是拥有铜器。大规模的铜器收缴在民间屡屡发生。后来铸钱添加了铅和锡，又发展出了“铅禁”和“锡禁”，但都不如“铜禁”严厉。北宋时，犯“铜禁”10斤乃至10斤以上者，都要受杖刑，并刺配到千里以外的牢城；南宋为此规定的处罚措施包括：“一两杖八十，一斤加一等，十五斤不刺面配邻州本城。”为了彻底断绝私铸铜器，甚至有人提议把所有铜匠都拘捕到为官家铸钱的钱监。后来在执行中，更改为只拘捕违禁的铜匠。
     
  
        
　　
　　铜与盐一样，成为了官家的禁脔专卖品。实施“铜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民间私铸钱的泛滥，但其因为政策人为干预导致的民间“铜荒”，最终还是引发了“钱荒”。因为这使得宋代铜钱在国家垄断下，其钱面上的名义价值长期低于其币材所拥有的实际价值。假如不存在巨大的价差，铜钱供不应求时，民间铜钱持有人就不会选择持币，而是会将之投入流通获利。币值降低时，部分铜钱就会退出市场，被铸造为铜器，从而自发形成平衡。而在现行政策下，被人为压低了的铜钱实际上在不断退出流通领域，在民间沉淀下来。因为铜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支付手段，而是成为了可以保值的财富，如同积蓄金银，宋朝的豪富人家纷纷窖藏铜钱。而在海外，来自大宋的铜币，正如同硬挺时期的美元，在海外各国价值超高，实际购买力远远超过国内。《禁铜钱申省状》记载了宋代铜币的海外增值现象：“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以是为常也。”
　　
　　在铜价差的厚利趋势下，商人们设法绕过了海禁，贩卖铜钱到海外；民间则冒死犯“铜禁”。既然国家禁铜，民间缺铜，艺人工匠就会想办法筹集铜，并偷偷销溶了铸成铜器出售，可以获取五倍乃至十倍的利润。宋代的铜镜据说至今在藏品市场一直卖不出高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年私下铸造，流传到今天，因为数量较多，价格泯然众人矣。
　　
　　由此可见，宋代严苛的“铜禁”造成的“铜荒”，才是导致“钱荒”的深层次原因。在王安石变法时期，“铜禁”与“钱禁”曾一度有所松动：譬如规定在缴纳一定比例的税收后，允许携带铜钱出境；而在国家垄断原铜生产的基础上，也放松了对铜器铸造和贸易的限制。
     
  
        
　　
　　可惜这样的改革开放，不过是昙花一现。随着新法的失败，“铜禁”、“钱禁”恢复旧观。行政调控代替了市场的自发调节，“铜荒”继续漫延，“钱荒”变本加厉。
　　
　　劣币驱逐良币
　　
　　终宋之世，宋朝都被“钱荒”的阴影笼罩。宋代一向给人以“积贫积弱”的消极印象，所谓“贫”，其实并不是指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低下，而是指国家财政长期入不敷出，宋代建朝300多年，始终处于列强环伺之中，除了守卫国土的巨额军费开支，不得不向四邻支付“岁币”买平安。再加上“钱荒”的打击，曾经活跃的宋代经济体，开始逐渐孱弱下去，乃至采取了饮鸩止渴的货币策略。
　　
　　为了缓解“钱荒”问题，宋代政府可谓殚精竭虑。宋仁宗时期，在西北发行铁钱；宋徽宗时代，蔡京又推行了夹锡钱，含铜只有57.14%，其余为黑锡和白锡，规定要当两个铜钱用，事实上是将钱币变质，贬值了一半多。此外还发行过诸如“当十”等大钱，公开减重和贬值。比如当十钱含铜只有小铜钱的两倍多，钱面值却增大了十倍。这些钱上的文字，大多出自宋代名家，书法上佳，钱的成色却暗中降低，预示着宋代的货币体系开始走向穷途末路。
　　
　　货币制度的不合理变动加剧了货币贮藏的盛行。到南宋时，铜钱开始大量退出流通领域，一方面是纸币开始大量流通，以弥补钱币之不足，继北宋的“交子”之后，又出现了“关子”、“会子”等；另一方面，则是南宋铜钱质量普遍降低，使北宋以来铸造的大量优质铜钱退出。一方面良币都沉淀在了民间，“钱荒”更为严重；另一方面，因为人们不愿保留劣币，会竞相使用劣币购买商品。结果劣币最终驱逐了良币。宋代凡是铸造大钱、铁钱和超量发行纸币的地方，几乎都出现过劣币泛滥、钱多为患的局面。这加剧了劣币贬值、通货膨胀。
     
  
        
　　
　　在财政拮据和“钱荒”双重压力下，纸币作为宋代货币体系的一种创新，不幸承载了太多的政治功能，沦落为政府攫取民间财富，弥补巨额财政赤字的工具。纸币发行的速度总是赶不上纸币贬值的速度，南宋朝廷在这种危险的货币游戏中苟延残喘，走上了滥发纸币的不归路。以“会子”为例，起初的面额是一会为一贯铜钱，等于1000文铜钱。金宋交战时，为了筹措军费，政府发行会子量猛增至一万一千五百多万贯，会子一贯跌到三、四百文。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宋理宗末年，蒙古大军压境，纸币更是滥发，市面上只见纸币不见米，二百贯会子，相当于20万文钱，还买不了一双草鞋。直至宋室灭亡前，一贯会子已经不值一文钱。而赵宋王朝的通货膨胀局面，至此已经不可收拾。宋代的货币体系全面崩溃了。
　　
　　1276年，都城临安沦陷，南宋灭亡。“钱荒”的阴影犹存，宋代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以铜钱为主币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