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上国心态注定英国使团失败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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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晚年，中国经济不仅是历史上的巅峰状态，而且在世界经济构成至关重要，举足轻重。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还是农业经济，能够将全世界白银引入中国，一个是中国传统“老三样”：茶叶、丝绸和瓷器；二是中国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大部分人没有温饱之外的消费。换言之，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老百姓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
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没有办法接纳西方更多的工业品，中英贸易在中国市场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问题越来越大，开放市场，自由通商，成为英国商人的普遍要求，这就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直接原因。
其实，从后世立场看，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顺势接受英国人的建议开放市场，自由通商，凭借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应该比较轻松地完成产业升级，消费转型，比较容易地与西方新发生的经济形态同步。
     
  
        
然而，这种期待都被当年的经济繁荣蒙蔽了，经济繁荣没有成为社会转型的助力，反而衍生了、强化了乾隆皇帝的“上国心态”。中国由此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转型良机。
根据英国政府指示，马戛尔尼此行肩负着如下使命：第一，向中国政府表达贸易关切，要求中国进一步提供贸易方便，扩大英国工业品市场份额。
第二，为中英贸易稳步推进，请求中国政府在靠近优质茶叶产区提供一个或两个“居留地”，由英国负责建立警察、司法制度，直接管理到中国从事贸易的英国人；假如中国政府不能满足此项要求，希望中国政府切实改革“十三行”制度，消除弊端，增加透明度。
     
  
        
第三，要求中国政府同意互派外交使节，驻扎彼此首都。
当然，马戛尔尼使团也为中国皇帝准备了丰厚的礼物。
经过九个月的海上旅行，1793年6月
     
  
        20日清晨六点，马戛尔尼使团四艘轮船浩浩荡荡抵达澳门外海停泊，随行副使斯当东勋爵迅即奉命登岸与东印度公司专员接洽。
两天后，斯当东回到船上，向马戛尔尼报告在澳门所获情报，知道中国政府得知马戛尔尼使团将来消息后，文武官员均表满意，乾隆帝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英吉利者，使臣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乾隆帝通令各海口留心探听，凡有英使船只经过处，给予必要方便、帮助和礼遇。
斯当东打探来的情报是不准确的。清政府确实早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派员前来中国，但他们对英国政府的用意几乎作了顽强相反的猜测。这也是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根本原因。
     
  
        
中国政府确实在几个月之前就通过洋商知道英使将来，但中国人没有弄明白英使来华使命。根据过往经验，中国人以为英使来华，就像诸番邦朝贡一样，因而乾隆帝指示沿海各口给予必要协助，“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乾隆帝关怀所在还是朝贡及贡物，这注定马戛尔尼使命无法达成。
另一方面，清政府对想象中“新附”番邦心怀戒惧。乾隆帝历次指示不断提醒沿海各省督抚加强戒备，当英使贡船进口时，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必旗帜鲜明，甲杖精粹，同时要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以肃观瞻而昭体制”。这显然是“天朝上国”心态的自然流露，无形中为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任务设置了障碍。
中国的期待与马戛尔尼的使命相差太远，但是这个时候，中英双方并不真切知道对方底牌，尤其是中方根本不知道英国人此行主要任务在通商，在建交。这两件大事，对于中方，对乾隆大帝来说，闻所未闻。
     
  
        
马戛尔尼使团在澳门逗留了几天之后启程驰往浙江舟山，稍事休整继续北上，7月25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抛锚停泊。中国方面负责接待的长芦盐政徴瑞迅即派遣天津道乔人杰等前往迎接，并送去大量牛羊米面果蔬茶酒，传旨颁赏。乾隆帝根据徴瑞的报告，再次指示在接待中要做到“不卑不亢，以符体制而示怀柔”。至此，清廷上下依然将英国使团视为一支专程前往北京朝贡的队伍，毫无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交往想法。因此，中国方面关怀所在不是询问、了解英国人为何而来，而是见面伊始查看“表文”，以及贡品礼单。
使团提交的礼品清单有天体仪、地球仪、座钟、气象仪、毛瑟枪、连珠枪、铜炮、榴弹炮，及军舰模型等。这些礼品，为英国最近百年创造，尤其是作为欧洲第一海军强国，礼品中的枪炮、军舰，以及天文地理仪器等，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
     
  
        
然而，作为“天朝上国”，乾隆帝看到清单似乎有点失望，他在随后的指示中强调，英国人的礼品清单俱不免张大其词，由此可知英国人境界不高，“自为独得之秘，以夸耀其制造至精奇”，其实不过尔尔，“天朝原亦有之”。
乾隆皇帝未见其人而先失望，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使命的机会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