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_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属于社会问题式报告文学作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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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红军藏进冰窟窿里逃过一劫，躲进深山又遇马匪兵，结局如何？
　　“快到康隆寺时被打散，我藏到冰窟窿里。天亮后，到处都是死人。藏着的同志汇集到一起，有二十多人，各部分的都有，有男的有女的，往山里走，转山，向放羊的讨饭。”
“等到春麦三寸高了，树叶也麻钱大了，我们饿得没有办法了，想出山。民团搜山把我们十八个一起抓住了。我们女的没有武器，男的有武器也没有子弹了。”

躲进冰窟窿里的1987年，一个记忆模糊的69岁老人董桂芳，幸存的西路军女兵，回忆了当年被俘的经过，语言简短，却包含了多少血与火的洗礼。康隆寺战斗发生1937年3月，当年这个女兵还只有19岁，半个世纪以后，老人可能记忆了许多东西，却唯独对当年的红军经历记忆犹新。
1936年底至1937年初，本想打通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兵败祁连山，大部分官兵或牺牲或被俘，在这些官兵中，还有几千人的女红军，当时最小的只有十几岁，她们的命运更加悲惨，那些被俘的女红军，惨遭马匪兵蹂躏，有的被马匪兵杀害了，还有的被任意分配给马家军官兵作小老婆、当丫鬟，除了少部分女红军逃回延安，回到革命队伍外，多数的女红军最终流落到了河西走廊。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流落河西地区的红军被重新重视起来，寻找失散红军，挖掘西路军的历史记忆。
1987年9月16日上午，《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一书的作者董汉河，在甘肃省张掖城里采访了老红军董桂芳老人，她是被俘后在张掖“新剧团”关押过。
董桂芳，这位当年出生在四川巴中的女红军成士，时年已经69岁，当时正领着一个小女孩站在大门口的老槐树下。陪同的县党史办王主任走上前和她打招呼，问她还认识不认识，老人木然地摇摇头。
“前几天我们不是还见过吗？我是县党史办的，姓王。”王主任自我介绍着。
董桂芳“啊啊”应了两声，也不说认识不认识，把几个人领进了院门。

这位被俘过的女红军战士穿着干净，脸上也还舒展，近期记忆却如此糟糕。最初还有些担心提供不了更多需要的东西，谁知她对当年红军时期的记忆非常好，提供了当年张掖“新剧团”一些被俘女红军的下落。
董桂芳打开了话匣子：
“我1932年正月十六参加儿童团，十一月到四方面军新剧团，在乐队里负责一种打击乐器。当时新剧团有50多人，团长姓易，外号易莽子，个子大，是鄂豫皖的人。”
“到一条山，我病了，住在医院里。到永昌病好出院时，我们的剧团已经被马匪俘去了，我就到了供给部。到倪家营子，又让我到三十军政治部当宣传员。人还不熟，就突围到梨园口。快到康隆寺时被打散，我藏到冰窟窿里。后来在山上就被马匪抓了。”
顿了一下，董桂芳老人接着说：
“敌人把我们押到张掖大衙门，王定国他们已经先被关在里边了：共有七个男的，十四个女的。我记得还有孙桂英、陈桂兰、苏佩珍、蔡德珍、李玉珍、陈秀英。孙桂英四方脸，高个子，苗条。敌人让我们站成一队，马家军的旅长韩起功问：‘共产党好还是马家军好？’我们说：‘共产党好。’敌人就把我们打了一顿。”
或许漫长的时间冲淡了一切，老人把“打了一顿”，说得如此轻描淡写。

张九九怎么没来上班？“敌人的参谋罗平见孙桂英长得好，想要。韩起功不给罗平，要给回族，孙桂英不同意；又说送她去凉州，是韩起功的清水副官送的。他的女人是被俘女红军，过了几天哭着对我说，清水副官把孙桂英杀掉了，是奉的韩起功的命令。”
　实际上，在押送孙桂英前，韩起功早已派人在二十里铺沙窝里挖好坑了，做掩埋尸体用，后来据韩世昌说：“我在沙窝准备掏手枪时，孙桂英猛地一下把我的手腕握住了，争持了半天才击毙了。”
“陈佳兰被分给了韩起功的一个参谋。苏佩珍被分给了韩起功手枪队的一个汉族传令兵。”
“蔡德珍和张水清开始是结了婚。张水清的外号叫张九九。一天晚上，韩起功打发人来叫张水清，一去就没再回来。第二天，敌人装傻，问：‘张九九怎么没上班？’蔡德珍说：‘被你们的人叫去，没回来。’事后，敌人把蔡德珍卖给了回民阿訇，1942年随韩起功到青海去了，至今下落不明。”

喝大烟水死掉的陈秀英算烈士吗？“陈秀英分给了韩起功手下的一个人，不到一个月，她就自己喝大烟水死掉了。李玉珍也给了韩起功手下的人，到青海去了。我们‘新剧团’那个男的李汉炳，被编到敌人的补充营，跑掉了。原先在张掖住，1952年回了四川老家。”
小编在网上百度了一下，想找到有关女红军陈秀英的资料，但是没有查到，也不知道她这样不甘受辱，喝大烟水死掉，能否被评为革命烈士呢？
董桂芳老人关于战友的记忆出奇的好：
“我怎么出来的？韩起功把我分给了手枪队的传令兵，叫刘根强，是河南洛阳县人。1943年韩起功调青海去了，刘根强带我逃了回来。解放后，1956年我们离的婚。我们无法共同生活，他常骂我是‘老共产’，我骂他是马匪，后来他又找了个小老婆。1958年，刘根强年被法办，去了新疆，再没有音信。他那个小老婆也改嫁到新疆去了。”
“离婚时，我最小的孩子还没出生。离婚后我给人家洗衣裳，纳鞋底，挖大粪，后来又到搬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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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初，阴历是1936年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寺滩公社甘墩子村的郑宗贤，在外闯荡多年后回来了，而且还带回来一个媳妇，媳妇却是一个哑巴，还是四川人。
回来的第三天，郑宗贤夫妇又被父亲送到白茨水的煤窑，在那里帮助地主看地。

哑巴开口说话，还当了农民代表十几年后，解放军来了，这里也得到了解放，让乡亲们意外是，郑宗贤的媳妇突然会说话了，而且说和非常厉害，仿佛要把这十几年没说过的话，都被回来，还是一口地道的四川口音。
郑宗贤的媳妇叫吴兰英，不仅开始说话，还当了农民代表。
当地老乡说：“解放了，哑巴也会说话了！”
郑宗贤去哪闯荡了？媳妇十几年不说话，为什么解放后会说话了呢？这背后都包含了哪些秘密？
原来，郑宗贤先是被国军抓了壮丁，后来被红军抓俘虏后做了红军的军医，媳妇吴兰英是西路军妇女先锋团的干部——连队指导员，并兼营教导员。
吴兰英的命更苦，九岁时父亲死了，母亲嫁人走了，哥哥逃命去了，无依无靠地给地方放牛为生，17岁时红军来到家乡，我丢掉牛，跑去参加了红军，翻雪山、过草地，又红军西征河西走廊……

1979年10月16日，作家董汉河驱车来到郑宗贤夫妇的家，采访了二人，揭开了尘封四十多年的秘密，郑宗贤、吴兰英夫妇拿出小板凳，几个人坐大大门口，二人讲述了西路军失败后，二人死里逃生的脱险过程。
郑宗贤原是一方面军红五军团的医生，老家就在甘肃省景泰县寺滩公社；吴兰英是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连指导员，老家在四川桐江，都已年过花甲。他们的结合和遭遇颇有戏剧性。
今天就来记录和分享两个人红色故事，以及吴兰英为什么要装哑巴十几年，为便于叙述，文中采用第一称，两个老人语言简单朴实，但是却包含了无数次惊心动魄的历险经历：
郑宗贤老人腰板还硬朗，个头不矮，一副西北人特有的黝黑的脸盘，不过略多了一些干净和富态。看得出，他是个懂医道、会保养的人。他说，他七十岁了，原先在公社卫生院工作，老伴在公社妇联，“文化大革命”以后都不干了。
“我今年六十八岁，‘文化大革命’前是公社妇联主任，当红军时我是妇女团的指导员…”
吴兰英快嘴快舌地插话，她仍带着四川口音，个子不高，但白白胖胖的，在红军中大家给她起外号，叫她“棉花包子”。
郑宗贤老人瞪了她一眼，不无讥讽地说：“噫——，看你当过多大的官！红军时你就是妇女团指导员，你怎么不到北京当官去？”
吴兰英不再说话，郑宗贤老人开始讲红军经历：


祸从天降，郑宗贤被抓了壮丁：我是坐地户，我和老伴当时在尾泉（景泰县地名)结婚的。她当时在妇女团，我在红五军医院。为啥结婚？长征到甘肃后，说我是当地人，怕我溜掉。就让我结婚了，是想把我拴住。结了婚，我们又各回各的单位。
我为啥到了红五军给董振堂当部下？那得从头说。
民国十八年（1929年），我们这里遭了灾，两个兄弟都饿死了，一个妹妹卖到宁夏。
十一月里，我被冯玉祥的部队抓壮丁，先在兰州、临夏住了一段时间。民国十九年到了河南，一下火车就和蒋介石的部队接上火了，打了半年。后来才听人说那是蒋、冯、阎中原大战。打败后，随部队投了蒋介石。
民国二十年秋末，蒋介石调我们到江西打红军，经过南昌、宜黄等地到了宁都。那时我在的部队是国民二十六路军，下面有73、74、75三个旅，我在75旅医院当护士，在宁都城里住了一年。


宁都暴动时，我们团部医院住宁都东城。那天夜里我正在值班，听到城里枪响。第二天一早，传下命令来说，让我们准备出发。那时军长孙连仲到上海看病去了，是参谋长赵博生、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下的命令。
宁都暴动，跟随董振堂参加了红军走了两天到了根据地。红军站在一个桥头上，少年先锋队拿着红缨枪在操场上，欢迎我们当红军。红军当时唱的歌后来我也学会了，现在还会唱：
白军战士你细听，你们也是穷苦人，
无职业你们才当兵。
你们当兵有几年，身上没有一文线，
生活上苦苦惨然。
当兵就要当红军，官长士兵是一样，
没有人来压迫人。
当兵就要当红军，退伍下来不受贪，
会做工的有工做，会耕田的有田分。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资产阶级黑地主，杀他一个不留情。
红军把我们优待了三个月，休整，吃好的，女红军来跳舞唱歌慰问我们。后来又开会说，愿意当红军的留下来，愿意回家和愿意回到国民党部队里去的，给发路费，写路条。当时留红军的多，我留在红军里。

入党时，问我家里是中农还是富农，我说我不知道；又问：“你家里有多少房子多少地啊？”我说：“啥也没有。要饭时冯玉祥把我抓的兵。”于是表上给我填了雇农。
整编后，把我编到军部医院第一卫生队当护士长，那时共两个卫生队。军长是董振堂，参谋长还是原来的。红军派来一个在湖南城里做地下工作的党员作政治部主任，是个大学生。打过几年仗。
二过草地，见到了头年牺牲的红军战士遗体已经风干长征开始时，我编到五军团侦察连当卫生员。
过了夹金山，毛主席让五军团留下来等张国焘的部队。指战员们想不通，不愿和他们一起走。主席说，你们和他们一起走，相互交流经验，提高政治觉悟。
在川西北停了一年，进的时候搬苞谷，出的时候收荞麦。我们重新过草地时，一方面军头年死下的战士，被风吹得干干的，衣服被雨水冲洗得白白的。


出草地，过腊子口，到岷县住了几天，又到漳县，华家岭。华家岭打仗时，副军长罗南辉牺牲了，埋在会宁南山底下。又到了马营，从红嘴子过的黄河，开始了西征。
进梨园口，女人、娃娃、病号留在了一个山沟里到了大靖、土门子，把马家的工兵营全部收抚。从山里买来牛羊给他们吃，又把自动步枪和轻机关枪送给他们，放了他们。
我们夜里从凉州城南七里的地方绕过，城上的灯笼明朗朗的，我们悄悄地走，没有打。在永昌、山丹住了一个半月。
过了新年到的临泽，董振堂带多数人打高台去了，我们留在临泽打了七八天。马匪白天用迫击炮轰开城墙，晚上我们把土抬上、水浇上，冻住。死的人没法埋。眼看守不住了，三十军把我们接到倪家营子。当时说苏联、蒙古的红军要来接我们，背靠苏联打西北马家军就有力量了，可一直不见来。
进祁连山时，说是去打游击，后面增援部队很快就来。


进梨园口后，把一些女人、娃娃、病号留在一个山沟里，给了一个二十瓦的手摇磨电机，一部无线电台，主力部队就走了，说打游击去，增援部队来了就接我们来。我也留在了山沟里。
雪下了整整一夜，有床沿那么厚。
一早，马蹄声响起来，马匪的马队来了，喊着：“共匪把你们扔下了！你们受骗了！不要跑，我们给你们送干粮来了！……”
我们能跑的都跑了。一些妇女、娃娃、伤员跑不动的被抓走了。
当时还有一个腿部受伤的师长，躺在担架上，警卫员要跑，师长要拿手枪打他，他没敢跑。
逃命：跟随淘金老汉背沙子我跑了两三天，到了河沿上，遇到了一个姓王的淘金老汉。
老汉问：“你那里来的？是马家队伍还是红军？”
“红军，我是红军。”
“你要是红军就在这里蹲几天，听你的口音是咱甘肃人。这里离甘州八十里，等松下了我把你送走。你把外面的口音改一改！”
那时我在外面待的口音有些杂。
以后我就给他背沙淘金子。过上几天，王老汉就到甘州背米，打听消息。


偶遇红军妻子，藏在淘金洞里躲避马匪追杀一天，王老汉的儿子领我在山里转，见山上下来三个人，等走近一看，噢！还是我的老伴，还有她的马夫吴大厨子和营部秘书王子清。老伴头上裹着红布，背着个毛线毯子。还没等说上几句，马家队伍在对面喊起来了，我们赶快跑，跑着跑着，马夫和秘书都不见了。
王老汉把我们两个藏到淘金的沙洞里，又把外面的脚印抹掉。

淘金的沙洞里又阴又冷，水漫过脚脖子，搜山的马家队伍走了，王老汉才把我们叫出来。
过了些时候，王老汉从甘州背米回来，给我们说：“毛泽东要人家娃们着哩，抓下多少，要送回多少。”
我们听了很高兴，想走。
扮作医生，潜回家乡，红军指导员妻子装哑巴十几年榆钱大了时，王老汉的兄弟把我们送过了黑河。在甘州的四十里铺，一个姓白的老太太有病，嘴里吐血，我就给她看病。从那以后，我就蹲在甘州。腊八过后，马匪又搜查，我们又走开了。
从山丹过来，到了星河，一个老汉的娃娃长疙瘩，我又给他看病。民团抓住我，见了团总，我说我是看病的，甘肃人。团总让我走。
第二天，碰上一辆皮钻辘车，把我们带到凉州城。老伴装了个哑子，住了几天。
到古浪峡，一个开店的老汉，也开油坊，我们和他说了实话，他说：“单是红军来的，住在我这里，我啥也不要你的。有古浪庆阳川的车子路过这里，明天你们搭他们的车走。”
早上，老婆子上了那车，身上盖上草。我在车后跟着。到了岔口驿，遇上卖盐的骆驼，就跟着顺路到了咱景泰县的甘墩子。
到家的那天正好是腊月二十三。


家里待不住，腊月二十六，父亲又把我们送到白茨水的煤窑上。我父亲在那里挖煤。我们不会挖，就在寺滩附近给地主看地。
老婆子装哑巴，住在地头上，一直过了十几年。
解放了，老婆子才开始说话，还当了农民代表。
当地老乡说：“解放了，哑巴也会说话了！”
郑宗贤老汉说完，看看老伴吴兰英，对我们说：“别看她装了十几年的哑巴，能说着哩。你说吧，把十几年欠下的话，都说出来！”
女红军指导员吴兰英：凄苦的童年白白胖胖的吴兰英并不介意，接着说了她十几年装哑巴的辛酸：
我老家在四川桐江县临山，九岁上父亲死了，母亲又嫁了人，哥哥逃命去了，我给地主周大魁家割草、放牛，受了好多折磨。听说红军招人，我把牛甩掉，背斗、镰刀也都扔了，跑到三集口参加了红军。宣传队把我送到桐江，剪掉头发，换上红军衣服，算是正式当了兵。
那天是1933年的旧历三月初九，我17岁。


17岁花季少女，毅然投军变为革命战士先在妇女工兵营待了三年，缝衣服。开始我是二连四排十一班班长，第二年当了四排排长，第三年九月入团，到茅雨镇入了党。一个月后，让我穿便衣出去买菜，打探敌情。
到了瓦寺堡，一天价让我拿手枪站岗。在旺仓县住了一年，白天给俘虏兵宣传，晚上缝衣服，完全是手工。
和平解放了徐定县，保凌府，这是国民党造枪的地方，敌人的兵工厂都过来了，我们也有了缝纫机，每人一支三八式马枪，也有了好手榴弹。
后来不能住了，说毛泽东来了电报，说没有根据地不行，一天打游击不行，要退，让敌人进城，我们再消灭他们。我们撤出来，到了丹巴，头两个月上课，学俄语，还一边缝衣服。
为啥学俄语？说要跟苏联接近，吃大米白面，要军火，怕到时跟人家搭不上话。
丹巴在草地边上，离懋功不远，挺好。
和一方面军会师后，我们组织宣传队，到一方面军五军医院慰问伤病员。老头子当时是护士长，穿一身列宁装衣服，罩着白大褂，我是我们这方面的排长，和他接头，就认识了。


在炉霍，我们四方面军的供给部长郑义斋，穿着藏族衣服去见毛主席。
红一、四方面军在阿坝开干部大会，毛泽东在台上向大家招手，讲了一阵话，说是干部要混编。
一方面军的干部不愿过来，嫌我们野蛮，没文化。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愿意过去。我们女的编成妇女独立团，张琴秋当团长。她先是政治部副政委，因为精减机构才下来的，是个留学生，尕个子，长得好，给我们上课。副团长叫王子兰，河南人。营长叫林月琴，也是河南人。后来她没有过黄河，直接到陕北去了，给罗荣桓当了老婆。我被编到一营当指导员，兼营教导员。
后来毛泽东带着一些人走了。张国焘把我们留下，又从毛儿盖折回来，住在藏民地区，买羊毛，做毯子，也学藏话，给藏民宣传。
天荃、芦山、十八道水，我都住过。国民党的飞机天天来，我们天天打。我们住在十八道水的街上，在竹林里做衣服。
女红军关于长征的记忆1936年‘五·一’节，朱德给我们讲话，说一定要走，不象以前再返回了，要艰苦奋斗，准备好衣服、帽子，问我们有信心没有。我们说：“有！”以后每天磨干粮，牛肉干也磨成面面。
朱德给我们上军事课，朱德老婆给我们上党课。晚上搞夜战演习。
又到了阿坝，没吃的，吃蘑菇。过草地时，一阵雪，一阵雨，一阵冰弹弹，冰弹弹把人打死得多。
走上十天半月，遇上一个寺，或一座牛屎房子，休息一两天。吃下老乡的大豆叶子，找不见主人，就把钱放到地里，或放到石板下面。


快出草地时，能吃上树皮，杨树皮最难吃。上面传下命令，叫大家紧紧腰带，搞行军竞赛，谁走在前面，就拿飞机红旗（布扎成飞机模样），走在后面的拿乌龟旗。
当时编下的歌是：
先进队伍坐飞机，落后掉队的背乌龟。
过噶曲河时，水很深，漫到脖子，大家手拉着手过。
进了甘肃境，到岷县买了大葱。大豆、燕麦、谷子、糜子都能买上，也能吃上盐了，可香了，都把草鞋子换了。
在临潭水磨沟打了一仗，在漳县也打了仗。
到会宁，住在离城三十里的堡子里。那里老乡都是回民，男女都缠的布，把我们特务连弄掉了。我们都很紧张，白天晚上地站岗。后来到黄河边一个冬果梨树林里蹲着，谁也不敢吃。那天晚上灯很亮，我们妇女独立团和总指挥部的政治部一起，从三角城碾子湾过了黄河。
征战河西走廊，巾帼不让须眉过黄河后，树林子少了，再也没见过张国焘。原来他到政治部给我们开过几次会，大个子，白脸皮，大家叫他张司令。
过一条山，到了大靖，马家队伍出来，说欢迎我们。我们站到一边，唱了两个歌，一个是《八月桂花》，如今的学生娃也会唱，另一支是《解放西北来》：
解放西北来呀解放西北来，
杀杀、杀杀，杀得匪军满天飞。
解放那西北来呀，
同胞们，联合起来呀，联合起来，
受苦的同胞们，受苦的同胞们，
赶快联合起来
我们还没唱完，他们就摆手不让我们唱了，撵我们走。
我们过了土门，连夜一直走到永昌丰乐堡，被马家军围住了。敌人不知我们是男是女，绑了四十几架云梯攻城。我们一连、二连守在堡子里，堡里一个老大娘给我们送水，往伤员嘴里灌。
打了一夜，天快明时，三十军打回来把我们接上，说：“我们还以为把你们这两个连报销了！”
到山丹第五天上，女战士赵顺德被一个老汉送回来了。她是我们一个军政委的老婆。原来她在丰乐堡外面上厕所，被关在堡门外面。老乡把她藏在草里，等敌人走后，老奶奶的老汉装着拾大粪，让赵顺德用灰抹了脸，挑上担子，装成男的，送到山丹。站岗的开始不让进，等讲清楚了，老汉进来，我们奖了他。

西安事变后，我们和老乡联欢，老乡唱旧戏，我们扭秧歌，演活报剧，有人扮成蒋介石。
往西到了水磨沟、沙河子、临泽、倪家营子、西洞堡、梨园口，仗老打不好，人打死得多，踏死的也多。
兵败祁连山，女红军干部装哑巴十几年进祁连山后，化整为零，供给部的欧致章和保卫局的刘局长对我们说：“你们把党团关系保存好，不要叫敌人搜去，三、五个人一起打游击。女娃给农民当媳妇，把命逃过。我们去包头、绥远找毛泽东，让大军来接你们。”
在一个叫三道沟的地方，徐向前也给我们讲了话。
我们就三、五个人一个小组，分开打游击。我们几个在拉牌里藏着，拉牌就是石崖下面凹进去的坎坎，外面用草堵上，雪盖住，外人发现不了。
马匪骑着马在山下来回跑，有些人手上拿着帽子、衣服叫着：“共匪婆娘们，你们出来！不要跟着共匪受罪了。我们拿着吃的穿的，出来吧！”
藏了三天，敌人走了，我们才出来。下山遇见了我的老汉和王四娃子——就是那个淘金老汉的儿子。我的老汉一天给人家背沙子，我在金洞子里蹲着，一天给人家做衣服。后来又跟着老汉回到这里，装哑巴。


吴兰英感叹地说：要不是我的老汉是甘肃人，我也许就没命了！
“你说啥？‘文化革命’？我们都没脱干系了，说我们是‘逃兵’、‘叛徒’又是批斗又是审查，从那以后我们都不干了。
关于战友的记忆
杨文局，是我们西路军供给部长郑义斋的爱人。解放后我们都见过几次了。郑义斋是河南人，杨文局是四川人，有文化，地下党员，参军后在供给部当党支部书记。郑义斋在祁连山里牺性时，杨文局还怀着娃娃。人家把她抓住，要她作小老婆。一个回民老汉，原先是马匪的连长，没有老婆孩子，把她要下了，退伍后住在武威乡下，开了个小铺。


杨文局生下孩子后，那老汉对小孩很好。解放武威时，老乡把杨文局送进城，又找了一个解放军连长，姓张。她后来当了酒泉被服厂厂长，儿子郑民参军到西安武装部，杨文局跟去了，住在鼓楼附近。‘文化大革命’时，我儿子去串联时，她还给了一张相片。
　记录历史，缅怀先烈！参考资料：董汉河著《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及网络资料，后续将分享“西征被俘女红军英烈”故事。欢迎留言讨论、转发关注@静心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