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求活佛玩的是心跳和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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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学者毛奇龄曾在康熙年间参与纂修《明史》，同时他采撷《明武宗实录》中所载武宗遗事撰写了《明武宗外纪》一书，其中有记录明武宗求“活佛”一事。
　　
　　文中记录：明武宗听说过乌思藏（今西藏）有一个印度僧侣能够预测一个人今后三代的事情，明朝人称这位胡僧为“活佛”。明武宗很久以来就想召见他，但一直没有机会。这一年，明武宗命令司设监太监刘允前往乌思藏，赏赐番供求之，“以珠琲为幡幢，黄金为七供，赐法王黄袈裟及其徒馈赐以巨万计”。明武宗还仿照明成祖永乐年间、明宣宗宣德年间差遣邓成、侯显的旧例，统领锦衣卫一百三十三员，照付给口粮、马匹、车辆、船只以及过番物件，总共给长芦两淮课盐税共七万多引作为应用，使国家财政收入为此而耗费一空。
　　
　　另据史料记载，武宗欲求的“活佛”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起先，黑帽系编造神话说，武宗为其第七世活佛却扎嘉措的转生。藏文史料记载，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七世活佛、大宝法王却扎嘉措曾说：“于我后来之转生时，噶玛巴一派因教法之大义无所成就，将分两派”。武宗即位，正是却扎嘉措去世、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出生之年，黑帽系遂说：“天子正德皇帝与御身之化现同时，即尊者第八代之诞生，与天子之登狮子座同时。此天子遂冠黑帽云：‘朕乃噶玛巴也’”。后来，武宗知悉黑帽系的这个神话，于正德五年六月自封为“大庆法王”，并令有司铸金印，“兼给诰命”，“定为天字一号云”。藏僧又宣传说，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能知三生”，引得武宗心动。正德十年十一月，武宗派太监刘允打着“往乌思藏赍送番供等物”旗号，“以十年为期”，“乘传往迎之”。据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记载，弥觉多吉与刘允相见后，表示“于今我前去之兆象不吉”，希望稍后几年入朝。刘允强请，弥觉多吉遂藏匿不出。刘允部下乃与藏人发生冲突，死伤大半，刘允逃回成都，时武宗已经去世。
     
  
        
　　
　　明武宗朱厚照，在历史上以崇奉藏传佛教而著称。明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并非从明武宗始。明朝的佛教发展可以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两大系统。明初，太祖、成祖“惩唐世吐蕃之乱，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在藏区“多封众建”，先后封授阐化等五王、大宝等三法王，以及西天佛子等诸官，使其代表明朝统治和管理藏区。永乐年间，明成祖派大臣邀请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宗喀巴派遣上首弟子释迦智前来京师，明成祖给了他“大慈法王”的称号。释迦智回西藏后创建了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又再度至京，任永乐、宣德两代国师。明成祖等“兼崇其教”，又不断封授留京藏僧以西天佛子等职，厚加供养，任使其举办藏传佛教法事。景泰、天顺年间，景帝、英宗对居京藏僧至封以法王。宪宗封授在京藏僧为法王达13位，京中藏僧千余人。孝宗有所收敛，仍追封了两位法王，且执意行取藏僧领占竹来京。
　　
　　武宗即位后，他尊奉藏传佛教的举动登峰造极，在中国古代帝王中难有匹敌者。明武宗的举动已经偏离了一般的宗教信仰，表现出极不正常的嗜好，在朝野引发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除了不顾群臣反对，不惜时间、金钱，派人往西藏迎取“活佛”之外，武宗还做了以下一些事情。
　　
　　其一，在京师大量封授、供养藏僧。武宗大肆封授在京藏僧，法王就有八位，至于封授西天佛子、灌顶国师等名号者，更是不少。藏僧“出入禁御，京食大官”，供养优厚。
　　
　　其二，亲自习学藏传佛教，建寺禁中，身着僧衣，与藏僧诵经演法，甚至自封为大庆法王。正德二年三月以后，他“颇习番教”，开始钻研藏传佛教。到正德五年六月，他“佛经、梵语无不通晓”。正德五年，武宗在西华门内豹房创立“护国禅寺”，与藏僧“群聚诵经，日与之狎昵”。据实录记载，武宗的打扮及日常生活是：“上诵习番经，崇尚其教，常被服如番僧，演法内厂”。武宗迷恋的“实是藏传佛教中的秘密教”，所谓藏僧“以秘戏进”，“恣声伎为乐”，“以秘术得幸，出入宫禁”。宫女“有愿祝发为尼者”，武宗“作剃度师，亲为说法，置番经厂中”。正德五年六月，武宗自封为“大庆法王”，并令有司铸金印，“兼给诰命”，“定为天字一号云”。
     
  
        
　　
　　其三，为藏僧等建寺造塔，给赐田地、佃户等，满足藏僧违制要求。尽管正德年间国库早已入不敷出，财政危机日甚，但武宗崇奉藏传佛教，仍大肆挥霍浪费。他为自己及藏僧修建佛寺多所，包括豹房护国寺、大护国保安寺、镇国寺、大慈恩寺等。武宗还为死去多位藏僧营葬造塔。正德十年五月，武宗为大善法王星吉班丹乞祭葬，就“特许之，命工部给葬价二千两”。武宗还对藏僧、寺赐与玺书、金印以及佃户等。大护国保安寺原有佃户四户“以供洒扫”。武宗命再拨佃户二十户。藏僧出使藏区，常提多带侍从、辎重、财利等违制要求，武宗也多予满足。
　　
　　其四，大量开度藏僧行童，纵容内地汉人习学藏传佛教。正德五年十月，他“准给番僧度牒三万，汉僧、道士各五千”。正德八年十一月，武宗再次下令“度番汉僧行、道士四万人”。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奏欲自便”，于是武宗赐其度牒三千“听自收度”。
　　
　　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有其一定的时代和家庭背景。明朝自太祖以来，历朝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作为武宗父皇的孝宗，不仅自己崇奉藏传佛教，而且导引幼小的厚照也崇奉藏传佛教。孝宗封授、供养藏僧，招请藏僧入宫作法事，幼小的厚照无不耳闻目睹，日亲月近。其一即位，就令藏僧入宫超度，也就毫不奇怪。藏传佛教宣扬的“即身成佛”教义，重视仪式巫术、“双修”修行的法事，是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的重要原因。藏传佛教尤重密宗，“具有令人畏服的神秘色彩”，通过“侈设仪式，讲究修法，演习咒术等”方式，据说可以沟通神佛世界与人间，驱邪避凶，对大众很有吸引力。明武宗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原因盖在于此。明武宗封授、崇信藏僧，自封大庆法王等，都反映他对藏传佛教教义的接受，对即身成佛观念的信持。
　　
　　但是，明武宗如此痴迷藏传佛教，究其原委，不仅仅是他的佛教信仰，还在于他在“玩心跳”，求的是一种感官和精神刺激。
     
  
        
　　
　　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是与其荒嬉的个性有着很大关系的。武宗是明朝第一位嫡长子太子，从小甚得父皇孝宗宠爱。据史书记载，武宗读书很晚，识字有限，“《论语》《尚书》各未终卷”，他真正喜欢的是游戏玩乐。作为皇帝，武宗应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但是，他政治素质低下，高居九五至尊，却荒怠政事，把祖训与民瘼抛到脑后。他懒理朝政，恣肆放纵，尽情嬉玩，在宫中“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与外人交易，狎昵媒亵”，“日游不足，夜以继之”。正德二年八月，他修建豹房，作为离宫公廨，“朝夕处此，不复入大内”。有文献揭露，武宗还迷恋藏传佛教中“秘密教”即房中术。所谓“秘密教”，据万历时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札巴坚参》中说，就是流行于元代宫廷的“演揲儿法”，即房中术，“至是番僧循用其教，以惑圣主”。武宗迷恋“秘密教”更甚，整日与藏僧混处狎昵于豹房。
　　
　　明武宗求“活佛”肆无忌惮，玩的还是“国库”。明武宗大量供养藏僧，为崇信藏僧建寺造塔，遣人迎取活佛，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进一步加剧了明代中期以后的财政危机。正德年间，财政危机加剧，“民穷财尽”，“商货屡贷，公帑告竭”。面对如此窘境，武宗频繁卖官鬻牒等，千方百计筹集钱粮。其实，鬻卖杂职官位、度牒等，国家所得甚少，损失更大，无异饮鸩止渴。如，“阴阳、医生、僧、道或仕宦子孙、良家子弟纳银六十两者，起送入选，免考”；度牒“多者价十三两，少者八两”。即使如此，武宗却仍挥霍崇佛。他在京师供养大批藏僧，“出入禁御，京食大官”。他不断举办藏传佛教法事，花费也不会少。为藏僧建寺造塔，也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如，正德八年四月，修大慈恩寺方丈，“命工部会年例、物料修理，兵部拨官军三千人、锦衣卫军士三百人赴役”。正德十年五月，大护国保安寺大善法王星吉班丹死，“命工部给葬价二千两”。武宗崇奉藏传佛教最大的耗费，则是迎取大宝法王弥觉多吉，举内府金宝，动国库茶盐，劳四川驿作，调千余兵丁，历时六年，耗费人力、物力难以数计。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危机。
     
  
        
　　
　　对于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的历程和表现，嘉靖初年工科左给事中安磐有过一个概括：“武宗初年，亦尝留心讲学矣。二、三年后，遂为左右瞽惑，即从事内典。内典既习，即从事番教。于是，锁南绰吉出入豹房矣。番教既谙，即从事取佛，于是太监刘允驰驱西域矣。十数年间，武宗或胡帽，或紫衣，或持咒，或结印，往往传播民间。番教无资于祈请，西佛未见其踪迹，靡费大官，腾谤道路”。
　　
　　当然，明武宗在京师大量封授藏僧，以在京藏僧为使，到藏区传达朝廷政令；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为藏僧修建寺塔等，客观上也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北京等内地的传播，加强了汉藏文化交流，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荒嬉滛乐，把朝政及宫廷搞得乌烟瘴气，将明代中期以来诸帝奉藏传佛教之弊发挥极致，消极影响很大。继武宗而立的世宗即位后，对明初以来诸帝尤其是武宗崇佛之弊有较为清醒认识，藏传佛教此后基本退出明朝宫廷，而明武宗就此成为反面典型和后世诸帝鉴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