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第一枪”究竟是谁打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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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由谁打响的问题，长期以来的流行说法是：其人为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代表熊秉坤。然而，对于打响首义第一枪的究竟是谁这一问题，持不同意见的也大有人在。时至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此一公案应当获得确切了断，我的《辛亥首义史》一书求索原始文本，对这一问题做了考证和辨析。
　　一、据熊秉坤的早年文字，打响“辛亥首义第一枪”的并非熊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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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熊秉坤打响首义第一枪”之说发出异议的，不仅有多位辛亥首义参加者，更来自熊秉坤本人早年的纪实文字。
　　熊秉坤呈交湖北革命实录馆《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一文对1911年10月10日起义前后的情节有详尽记述，尤其对当日傍晚发生在工兵第八营营房的一系列细节进行了高密度的描写。该文追述八月十八日(公历10月9日)发生的汉口、武昌两革命机关被清方破坏，彭、刘、杨被捕、牺牲等变故，更详记八月十九日(公历10月10日)工八营方面的细节：该日傍晚，营中革命士兵焦急等候城外炮队发炮，以便起事，然始终未闻炮声信号。而清方军官加紧戒备，对士兵控制甚严，气氛极度紧张。熊文称，“将至日暮”，熊秉坤正在营房楼上一排宿舍向本棚副目陶启元等革命同志布置“待举动”，忽然听得二排宿舍有骚动声响，熊秉坤本人当时的行状为：急忙至棚内携取枪械，即闻枪声四起，子弹齐飞，二排兵士已暴动矣。
　　熊文进而记述发生的事变：
　　缘该三棚内之支队长金兆龙，得坤改定时限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排长陶启胜窥破，带护兵二名从之。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一会员程定国(即正瀛)持枪开击，陶带伤逃死于家。于是人声沸腾，枪弹如雨，一、三排亦继起。……营主阮荣发、右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各持手枪向上射击，口称“不用呶噪!”声未几，程定国一枪中右队官及司务长。营主见枪毙两人，正跑走时，忽又一枪毙之。于是全营振动。坤于是下楼吹哨笛集合队伍……
     
  
        
二、“熊一枪”之说何以渐据主流
　　中华民国建立后，随着辛亥武昌首义在民国开国史上意义的日益张大，熊秉坤关于工八营起事的表述逐渐发生变化。改变的一个关键点是，熊秉坤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在一次聚会上，孙中山指着熊秉坤向在场者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1918年10月10日，孙中山为上海《晨报》撰文，称“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以后在《孙文学说建国方略之一》中又有“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之说。“熊一枪”之称由此鹊起。
　　熊秉坤是辛亥首义单位工兵第八营的共进会负责人，与武昌首义现场相距万里之遥的孙中山，后来显然是从宏观角度称首义单位代表人物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而以孙中山的权威，“熊一枪”之说从此广为流传。而真正打响首义第一枪的程正瀛又于1916年在党人内争中被贾正魁处死，沉入长江，失去申辩可能。
　　熊秉坤20世纪20年代、30年代、50年代发表多篇忆及辛亥首义的文字，与1912—1913年间撰写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九团三营营长前工兵八营革军二正队副队长金兆龙》、《前工兵八营革军第二正队五支队长程正瀛(即定国)》，以及1918年撰《武昌起义谈》等文，在谁打响首义第一枪问题上大相径庭，其总的趋势是，打响第一枪的人物，从程正瀛演变为熊秉坤，而且有关由熊秉坤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情节，由模糊渐趋明朗，细节愈益具体生动。
　　三、求索原始文本，打响“辛亥首义第一枪”的应该是金兆龙、程正瀛，熊秉坤理应认作辛亥首义的发难单位代表人物，但也堪称辛亥首义功臣
　　熊秉坤的后作《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1957年发表)，在首义开端及打响第一枪等关键情节上与前作《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1912年)等文中的陈述大异其趣。
　　1912年撰写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称起义前夕熊氏在楼上，取枪时，“闻枪声四起”，又记述二排士兵程正瀛枪击二排长陶启胜，其后，熊氏方下楼，吹哨集合。1957年发表的《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则说熊氏在楼上巡查，见二排排长陶启胜迎面跑来，“熊开枪对其射击，陶下楼逸去”，金兆龙、程正瀛与军官冲突，“下楼不得”，与枪击无关。这一关键细节的改变，使“首义第一枪”的桂冠移植到熊秉坤头上。
     
  
        
　　这段文字清楚表明：与清方营官、队官、司务长、排长在二楼发生正面冲突，率先暴动的是二排正目、共进会支队长金兆龙等，其中共进会员程正瀛响应金兆龙“动手”召唤，向排长陶启胜开枪，又向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及营主阮荣发开枪，此即“首义枪声”。
熊氏一生多次著文言及“首义第一枪”，前后差异甚大。综考之，以熊氏撰于1912—1913年间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等文较为可信，因为——
　　(一)此三文离首义为时不远，记忆确切;(二)其时当事人(包括程正瀛、金兆龙)大多健在，基本情节彼此佐证极易，不容虚构;(三)著文者熊秉坤1912年时尚未受名位等因素影响，较可能留下自然、真实的回忆文字。
　　可佐证10月10日傍晚工八营发难实况的材料，还有报人胡石庵撰于1912年农历二月的《湖北革命实见记》，记述了工八营正目朱思武10月11日凌晨对胡石庵陈述的工八营发难情形：
　　适有该营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巡查各处，窥见同志金君(名兆龙)皮盒内有真子弹数排，吼而起，以掌披金额，曰：“尔谋反耶?”金大怒，狂叫曰：“反!反!即反矣!”即以手叉陶颈，推卧床上。众同志闻声哗起，于是有蒋遂杰、王仲烈、程正瀛等各出枪械，一面呼迫全营起事，一面以枪杆击陶脑，陶晕绝，乃整队下楼。下楼时又有排长张文涛抽刀阻止，立被同志刺死。督队官阮荣发持枪喝住，亦即枪杀，营中其他官长相率逃去。同志等乃会合全营兵士整队出营，直奔楚望台。
　　这里提到最先与清方军官扭打并枪击者，是金兆龙、程正瀛等，没有提及熊秉坤，这与熊氏早年的文字记载相一致。
　　回忆录是值得重视的材料，但往往带有忆事者的主观色彩，须加以考证，以辨析其真伪，不可轻信、滥用。
　　熊秉坤是工八营革命党人代表，是发难过程的重要组织者，虽非由其打响第一枪，然对首义贡献甚大，理应认作辛亥武昌起义发难单位代表人物，堪称辛亥首义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