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的同性恋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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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读《随园诗话》，见到一个颇为奇特的名词——“状元夫人”，细读下去，“撞见”了清朝的一种社会怪像——“状元夫人”不是女人，竟是男人也！
　　
　　清代大才子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卷四·四一》中讲述了这么一段轶事。
　　
　　乾隆庚辰科的新科状元毕沅（秋帆），与京城昆曲旦角李桂官交往很好。毕秋帆没有及第的时候，李桂官服侍十分勤快周到，毕秋帆病了就称药量水，出门则穿衣随车。毕秋帆中了庚辰年间进士，李桂官为他买来白纸册子又用黑丝打上格，劝他勤习殿试卷子，果然一举夺魁。溧阳相公是康熙前庚辰年间的进士，重赴樱桃宴，听说毕状元出席宴会时还带着他的爱人同志李桂郎，便笑着说：‘我擦亮昏花老眼，想一见状元夫人。”可见此事名声很大。戊子年间，毕秋帆到陕西做官，李桂官前去探望，路过金陵，年已三十了，但风韵犹存。袁枚作长歌赠给他，并赞许他劝毕秋帆公练字的往事说：“如果屋里的帮手能按功排名，那就应该将夫人的封诰让给桂郎。”
　　
　　翻阅史料，得知毕沅（秋帆）与李桂官的同性恋传说，在当时一度成为“风流佳话”，在清代野史笔记中多有记载。有史家汇集史料，故事大致如此：
　　
　　清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榜状元毕沅，字秋帆，江苏太仓人。历官陕西、山东巡抚，湖广总督，著有《续资治通鉴》等，是个大名鼎鼎的学者和朝廷大臣。毕秋帆三十岁中了状元。他在大魁之前，便染上了同性恋之癖。原来当时考中举人的士子，为了再考进士，不少人都到北京暂住，一面读书，一面准备应试。毕秋帆也住在北京。那时候，士子间的文酒应酬是常有的。在文酒之会时，就常请些演员前来当筵高歌几曲，以助酒兴。
　　
　　有一天，毕秋帆应友人之邀，出席一个酒会。会上有个昆曲旦角，演唱俱佳。秋帆一见此人，不禁怦然心动。原来这个旦角姓李，名桂官，乃是北京宝和班最红的正旦，他生的俊美非凡，虽是男子，扮起旦角，却又风情万种，宛似天仙下凡。秋帆越看越爱，恨不得一把搂在身边。那李桂官也是风流聪俊人物，他一边演唱，一边流波四盼，一眼就看到这如醉如痴的毕秋帆。原来秋帆也长得高大英俊，风流潇洒，仪表不凡。李桂官暗记在心，一曲下来，就暗地打听这英俊青年是什么人。
     
  
        
　　
　　毕秋帆、李桂官既已暗送秋波，于是很快就成为密友，每当演唱下来，李桂官就来毕的住处，两人如胶似漆，无法分离。原来，毕秋帆家道不甚丰裕，北京又是个“长安不易居”的地方，李桂官却是个红角，手头宽裕，因此在金钱上李桂官对毕秋帆大力资助，使他完全洗脱了一介寒儒的面目。当时有人戏说毕秋帆得了个“贤内助”。毕秋帆中了状元以后，李桂官一跃而升为“状元夫人”，比红旦角更红了。
　　
　　毕秋帆、李桂官之“风流佳话”，许多文人学士纷纷题诗咏叹。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提到的赠与李桂官的长诗是这样写的：“一言从此定心交，孤馆寒灯伴寂寥。为界乌丝教习字，为董宫锦替焚椒。延医秤水春风冷，嘘背分凉夜月高。但愿登科居上上，敢辞礼佛拜朝朝。果然胪唱半天中，人在金鳌第一峰。贺客尽携郎手揖，泥笺翻向李家红。若教内助论勋伐，合使夫人让诰封。溧阳相公闲置酒，口称欲见状元妇。揩眼将花雾里看，白发荷荷时点首。君卿何处最勾留，毕将熊姜当五侯。四子非为讲德论，三生同上一钟楼。郎名此际虽风动，郎心镇日如山重。一诺从无隔宿期，千金只为多情用。岳岳高冠士大夫，乔松都要女萝扶。”
　　
　　李桂官的多年好友，著名的历史学家赵翼也曾赠诗李桂官：“李郎昔在长安见，高馆张灯文酒宴。乌云斜绾出场来，满堂动色称绝艳。得郎一盼眼波留，千人万人共生羡。人方爱看郎颜红，郎亦看人广座中。一个状元犹未遇，被郎瞥睹识英雄。每当舞散歌阑后，来伴书帏琢句工。毕竟瓮头扶醉起，鄂君被底把香哄。但申啮臂盟言切，并解缠头旅食供。果然榜发魁天下，宁无鸡鸣内助功。”
　　
　　毕秋帆与李桂官的这一段同性恋，历史上实有其事。袁枚是溧阳相公史贻直的门生，与毕秋帆也颇有交情（他们是干亲家），所以《随园诗话》对毕秋帆中状元的记载格外详细生动。加之袁枚直接赋诗李桂官，当是李桂官是认可此事的。赵翼也是李桂官的好友，同样他赋诗李桂官亦如此。清代著名小说《品花宝鉴》上就记载这一段“风流佳话”，同时代还有京剧《状元夫人》也是说这件事的。满清本是“男风”极盛的时代，男同性恋颇为公开，士大夫认为结交几个戏子，搞同性恋，是无伤大雅的风流韵事。而男戏子闹同性恋，更属家常便饭，尤其是风流俊俏的旦角，没有几个能够洁身自免的。
     
  
        
　　
　　清末上海《申报》中《赛金花遇贵二志》一段说：“名伶于庄儿之相好，如立侍郎、余御史等，皆以风流自命，自喜水旱并进者。于庄儿初为相公，乃‘旱路英雄’与立侍郎、余御史均有香火缘。”这里所谓“旱路英雄”和“香火缘”都是男同性恋的代名词。“立侍郎”系指当时的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立山，这么一个朝廷重臣，和优伶的同性恋关系公开地登了报，并视为风雅脱俗之事，可以充分说明当时男风之盛了。清代官员搞同性恋有两个特点：一是多拥有自己的侍童、侍官、侍员，常侍左右，以至荐枕席；二是玩弄优伶，蔚然成风。当时的京师大臣几乎无不以召伶侑酒作为夜生活之一，这种同性恋的活动连宫中太监、满族贵胄几乎无一不好。如赵翼在《檐曝杂记》卷二《梨园色艺》中说：“京师梨园中有色艺者，士大夫往往与相狎。……近年闻有蜀人魏三儿者，尤擅名，所至无不为之风靡，王公、大人俱物色恐后。”
　　
　　清代男风兴盛，除了和前朝相似的传统文化上之原因外，还有政治上之原因。其一乃出于满族被汉族同化之恐惧，满清统治者恐受汉族文化影响严禁满汉通婚，又在一个时期内严禁官吏狎妓，故同性恋成了一种合法之泄欲方式。其二乃乾隆之榜样作用，大清出了一位嗜好同性恋的乾隆皇帝，满朝立马男风劲吹、淫歌彻夜。其三乃明朝遗老遗少自甘堕落，明亡后不少遗臣和文士既不愿靦颜以事新主，又感回天无力，便披发佯狂，寄情声色以自娱，狎妇童、醉醇酒就成了政治逃避的方法。满清统治者也眼开眼闭，放任自流，毕竟溺于声色之好便无造反之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