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国氢弹部件被盗，周总理限10天破案，神秘人士8小时侦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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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暮春的一天，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内的周总理，正在为国内国际上的事务忙的焦头烂额，就在这时，桌子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而电话中的人，焦急的告诉周总理，我国的氢弹部件被偷了。那究竟是谁偷了氢弹部件？后来有没有被追回呢？
押送零件，离奇失窃

1964年10月16日，伴随着我国西部荒漠地区的一声巨响，中国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原子弹，打破了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在核武器上的垄断地位，也驱散了笼罩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核乌云。

而经过科学家们的不断努力，1967年的6月17日，在新疆的罗布泊成功又试爆了我国的第一颗氢弹，那遮天蔽日腾空升起的蘑菇云则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核大国的队列，在核武器领域跟上了第一梯队，让国人自豪不已，也让各方势力忌惮不已。

1969年暮春的一天，太原火车站人声鼎沸，听着车站里面此起彼伏的广播，旅客们都显得神色匆匆。“开往北京的596次列车已经开始检票了，很快，检票口就迅速排起了长队。

而在这时，来了两个身穿黑色中山装的年轻人，他们其中一个拎着人造革手提包，一路小跑过来赶在发车之前上了三号车厢。
上车后的两人，小心翼翼地合力将那个手提包放在了行李架上，并且用链条紧紧地绑住，再在周围仔细地检查了一圈之后，这两人才稍微放松地坐了下来。
而两人之所以如此紧张，是因为他们是太原附近保密研究单位保卫处的人员，看上去三十来岁，留着小胡子的叫秦家康，是保卫处的科长，另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也是保卫科的人员，名叫杨晓晨。
虽然这两人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但是他们中一直保持着有一人的目光时刻盯着行李架上的那个手提包，不敢有丝毫大意。
而这个研究所是1967年，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一同下令建造的，其职责主要是参与研究设计我国最新型的氢弹工作，负责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件“TQD自动仪”，这是启动氢弹的重要零件。
在当时的国际上也属于高精尖研究项目，所以国家很是重视，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好在经过两年的刻苦攻坚，科研人员终于将“TQD自动仪”研制成功。
而为了确保这个生产出来的零件稳定可靠，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决定将该零件送到北京有关的国防科研单位，做最后的使用鉴定。
而秦家康和杨晓晨就是护送的人员，那个被他们非常看重的手提箱里自然就是装的“TQD自动仪”了。

其实按照以往的惯例，每次运送重要的国防武器配件时，都有两种预备的运输方案，如果是体积比较大且不方便随身携带的，那么就用经过特殊加固的专车直接开往北京去，并且会请部队官兵武装护送；如果是比较小的零件，那就由几人用专门的箱子装好，乘坐火车送去北京，这样可以节约不少的时间，两种运输方式各有利弊，但是这么些年下来，却也从未有过任何的闪失。

当时考虑到这个“TQD自动仪”只有一个收音机般的大小，重量也只有几公斤，可以随身携带。再加上北京的主要领导据说也等得比较着急，所以秦家康便决定带着研究所里身手最好、还练过搏击的杨晓晨，一同往北京护送。

而太原到北京的铁路全程有561公里，按照正常的行驶速度，列车将会在14个小时后到达目的地，在此期间，负责运送的两人一直恪尽职守。终于，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后，列车在晚上21时许到达了北京车站。

当时，秦家康和杨晓晨等车停稳后，便立即拿出钥匙去把手提箱上的锁链打开，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察觉到重量不对的秦家康连忙打开了箱子，映入眼帘的却是几个废纸团，而里面的“TQD自动仪”不见了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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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动总理，限期破案

1969年我国氢弹部件被盗，周总理紧急下令限10天破案，然而破案之路却几经波折，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案件最终有没有被成功破获？

看到自己护送的氢弹重要部件”TQD自动仪”竟然不翼而飞，秦家康两人的心里顿时凉了半截，这个东西太重要了，一旦落入那些不轨分子之手，那后果会不堪设想。

在跑遍了整趟列车却依然没有头绪之后，他们立即向当地派出所报了案，请求警察同志对周边的人员进行排查，同时向这次的目的地，国防科委单位紧急上报。而国科委收到消息后也是大吃一惊，知道这次的事情非同一般，于是又立即打电话报告到了国务院周总理那里。

此时正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的周总理闻讯也是心急如焚，他立即给时任公安部的部长谢富治下达指示，要求公安部的同志不管用什么办法，在十天之内一定要把这起案子给破了，并且追回被盗的氢弹零件，有什么困难条件可以提，无论是要人还是要物，都能大开绿灯。

接到总理指示的谢富治不敢耽误，虽然知道这个重大的案子肯定棘手，但他还是拍拍胸脯说保证完成任务，接着便马不停蹄地从公安部里挑选得力干将连夜组织开会讨论案件情况。

可案发地点在人多眼杂的列车上，当时又没有监控，该从何处下手呢？公安的同志们眉头紧锁，这时有人提出考虑到被盗物品的机密性与特殊性，嫌疑人应当是国民党的敌对分子和特务。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会有这样的怀疑很正常，于是公安部立即电告边境的港口关卡，边防等部门展开大面积的搜查。而想到对方得手后可能立即大范围转移，邮政局的同志也收到了通知，凡是可疑物品一律先行扣下。

同时当地的公安也对车站周围的旅店、客栈进行地毯式的排查。而在各大单位的努力推动下，还真的发现了一名可疑的男子。这人名叫司马远发，可疑的不是因为他的复姓，而是他在登记住宿时写的是繁体字，这引起了公安的注意。

在当时的中国大陆，简体字的书写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只有台湾还在坚持使用繁体字，如此推断的话，这个叫司马远发的男人肯定和台湾有着比较特殊的联系，此人极有可能就是台湾过来的特务。

尽管司马远发在看到公安进行排查行动时，已经有所警觉，但还是被干警们在一个桥洞底下寻获，随后马上被押运上车，但也许是抓捕成功的心情过于激动，负责开车的同志竟然一个操作不当，将车子开进了池塘。当干警们好不容易游回岸上再回头一看，哪里还有司马远发的影子。

不过经过现场同志的分析，嫌疑人应该跑不远，很有可能就在附近，于是大家找来机器把池塘里的水抽干，终于发现了躲在一个角落里的司马远发。

经审讯，此人的确是来自台湾的特务，他甚至将自己做过的一切反动行为全部供出，可是他的确没有偷走那个重要的氢弹零件“TQD自动仪”。

线索到此中断，究竟谁才是作案嫌疑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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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凶手，真相大白

1969年，我国氢弹部件被盗，周总理限10天破案。然而案件迟迟没有重大进展，直到一个神秘人出现，并只用了8个小时就将案件破获。那这个神秘人是谁呢？他又是如何破获案件的？

本以为抓到了司马远发此案就算告破，可没想到真正的凶手却是另有其人，时间一晃就快过去一周了，这让谢富治和负责督办此案的黄碧天忧心忡忡，马上就要到总理限定的破案期限了，可他们还是没有新的线索。

虽然全国各地都已撒下了情报网，可每隔一个小时的回复，都没有什么有用线索。眼见案件进程陷入了僵局，牵挂此事的周总理，打来了电话。

在电话里，周总理首先对参与侦破此案的公安干警与工作人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同时他也对此案的侦破提供了关键性意见，那就是可以去参考那些目前不在公安岗位，但是经验丰富的老同志的意见。

得到周总理点拨后，黄碧天和谢富治顿有茅塞顿开之感，他们一下就想到了正在“特殊学习班”的老公安郭应峰。

时年55岁的郭应峰曾在全国侦查技术比拼中获得头名，在之前的公安职业生涯中更是破过不少大案、难案，是案件侦查界的一面旗帜，那何不请他出山来会会这个大盗？
后来，经过组织申请和秘密联络，郭应峰终于还是答应过来一起调查这起惊天大盗案。在到达专案组的当天，他甚至都没有打算休息，就提出要看之前的侦查工作记录，以及相关的现场技术勘察鉴定。
而拿到这些资料后，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无论是什么盗贼，用的何种手法，只要作案了就肯定会留下线索，而这些线索就是破案的关键。

说完这句话的郭应峰，拿着这些资料就闭关去研究了，留下谢富治和黄碧天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这个郭应峰究竟是否跟传言中说的一样那么厉害，但是现在也只能寄希望于他能够带来惊喜了。

房间内，拿到资料的郭应峰也开始了自己的推理和分析，他在技术鉴定报告中看到了这样的信息，根据手提包上提取到的痕迹，可以检验出一种名叫“红灯”的护肤品成分。

在当时这个牌子的护肤品，是山西一些小镇上的青年女性，在冬春时喜欢用的，比较廉价，并没有在大城市风靡开来。再加上对方能在短时间内打开绑在手提包上的链条，说明他的确是有一定的偷盗手法和技术，估计是看到了秦家康与杨晓晨两人时刻盯着这个手提包，这个小偷认定这里面肯定是非常值钱的宝贝，所以便下手了。

而秦家康二人非常确认当时车厢里没有女人，那么就可以肯定对方是女扮男装，而且有一定的表演功底，不会被看出破绽，应该是在剧院或者剧团里做演出。于是，只花了8个小时的时间，郭应峰就将自己的推理结果进行了上报。
山西境内铁路经过的县城，在剧团里呆过的年轻女性，喜欢女扮男装，得到这几个确切信息的专案组，便马上展开了排查，他们重点翻阅了从太原出发的列车这一段时间内，所发生的与“TQD自动仪”类似的盗窃案件，果然发现了线索。
近一个月来，有类似盗窃手法的一共有五起，都是开箱作案，再加上对方高超的开锁技术，专案组很快便锁定了一个化名为“蝴蝶”的女人。

据传这个女人师从山西“锁王”，长得年轻漂亮，一般在当地镇上走场演戏，偶尔出来在车上“打秋风”，挑选看上去值钱的东西下手。

而对象明确，接下来的工作就简单了，“蝴蝶”被抓捕到位后，对自己偷盗的行为供认不讳，并且她还忿忿不平，费半天劲偷到的东西压根就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而是看上去像一个收音机的铁疙瘩，亏那两个男人还宝贝得跟什么似的。

听得专案组的同志哭笑不得，这东西对个人来说是不值钱，可对于国家来说，那可就是镇国重器啊，好在这个小偷没有乱丢，偷完后发现没用就放在房间的角落，最后完好无损地找了回来。

大家终于可以松口气了，而这一天正好也是周总理规定十天期限的最后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