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商人在全球投资当上世界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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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商的后路
　　
　　――十九世纪中国商人的国际化生存
　　
　　刘刚李冬君
　　
　　十八世纪，白银流入中国，中国出了世界首富。
　　
　　首富出在皇家内务府，很显然，他是权力支配经济的产物。
　　
　　十九世纪，白银外流，中国还是出了一位世界首富。这一回，首富出在广州十三行，看来这位首富是外贸垄断的产物。然而，此消彼长，是否暗示了白银的流向呢？
　　
　　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白银外流。
　　
　　他很会说，一句“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说得道光皇帝大吃一惊，就派他为钦差大臣，去查流失的白银。可白银真的都流向海外了吗？
　　
　　不见得，有许多白银流入中间环节，世界首富就出在中间环节。
　　
　　可林大人不是和珅，不知首富如何炼成，和绅谙于造富，熟悉造富过程的每个细节，尤其那些中间环节，都被捏在他的手心里，在他的手心里，白银只能流入，哪能流出？
　　
　　否则，他如何能成为世界首富！他深深懂得，国富，他才能富，先要为国造富，造就世界第一的GDP，他才能成为世界首富，当然，这样说来，是我们现在对他的一种解读。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出千年世界首富50名，其中有6名中国人，清朝有两人，即和珅、伍秉鉴，一官一商，差别很大。差别有多大？和珅的财产数以亿计，折合成银子，少说有两亿多，多说有十一亿，乾隆一死，和珅就被抄家了，这些数字是根据抄家清单估算出来的。
　　
　　而伍秉鉴的身家，仅有二千多万两白银，相比之下，真可谓区区了。
　　
　　此二人者，或为官敛财，或经商致富，各自登峰造极，一个做官做到了“二皇帝”，一个经商成为“十三行”首席。同为世界首富，可一在皇家，一在民间，所以差别才这么大。
     
  
        
　　
　　和珅个人收入，居然超过了国家财政收入，他是如何创收的？贪官创收，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贪污。他管过兵部，难免克扣军饷；他主持吏部，无卖官乎？但这些，还难以使他成为世界首富。奥妙在于，他控制了两条财路，一条是内需最大的财路崇文门税关，号称“天子北库”，一条是外销唯一的财路粤海关，又名“天子南库”，用了一中一外两条财路，才造就了一位世界首富。
　　
　　对于这两条财路，他不仅知本末，而且熟悉所有的中间环节，他甚至不肯放过其中一点细微末节。总之，他的手伸得很长，插得很深，抓得很紧，抠得很细，而林大人则大而化之，一来就用一把火，将鸦片一烧。一烧之后，白银流失的线索反而断了，多少贪官污吏，从此逃之夭夭。
　　
　　皇帝的钦差，本应将流失的白银找回来，不去找银子，而去放火，为什么？为转移矛盾，输出天朝爱国主义？为了一致对外，而使官商和谐？可它的结果，将内政办成了外交。
　　
　　关键是银子，那样一把火，如何能烧出银子来？林大人在皇帝跟前大谈银子，使皇上昏了头，误以为他是个理财专家，居然派他去“天子南库”，将流失的白银找回来，并防止白银继续外流。皇上需要的，应该是个像和珅那样无孔不入的敛财高手，而非林大人这般清白的英雄人物。
　　
　　林大人到了广州，不谈银子，改谈民心，那一把火，就是烧向民心的。
　　
　　钦差上任，除了销烟那火，还有一把火，烧向当时的世界首富伍秉鉴。
　　
　　我们不好说伍秉鉴发财，发的就是白银流失的财，他有茶山、茶场，通过茶叶贸易，他发了英国人的财，但他是否通过鸦片贸易发了中国人的财呢？有可能。即使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能证明他从事过肮脏的鸦片贸易，但他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债权人却是不争的事实，他的钱庄源源不断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资金支持，而英国东印度公司无疑是东西方鸦片贸易的主要推手和获利者。
     
  
        
　　
　　还有旗昌洋行，是美国在东亚的代理商行，其股东与华盛顿政要有密切关系，它囊括了美国驻中国主要通商口岸的领事职位，几乎包办了在华的外交事务。可它早期从事过鸦片贸易，该行股东约翰?福布斯是伍秉鉴的义子，该行成立，由伍家出资，伍氏投了50万银元给他的美国义子。
　　
　　谈起鸦片贸易，当然是古已有之，西方最早从事鸦片贸易的是古希腊迈锡尼人，他们在地中海沿岸一带大肆贩卖鸦片，《荷马史诗》里，提到有一种“忘忧药”，就是鸦片制剂。后来，亚历山大怀揣《荷马史诗》，率军东征，很可能就把鸦片带到东方来了，留在了亚洲的希腊化世界里。
　　
　　而中国人，在汉朝就有了关于鸦片的记载，大概是通过希腊化世界，汉人开始接触鸦片。罗马帝国以后，阿拉伯人掌握了鸦片贸易，从海陆两路往中国来，这一时期的唐、宋诗里，出现了写鸦片的诗，雍陶《西归斜谷》有：“万里愁容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米囊花”，就是罂粟花。苏轼《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其中就有：“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莺粟汤”，即罂粟汤。
　　
　　此时的鸦片，是特效药品和补品，作为诗人的审美对象，谁能想到它是毒品？
　　
　　鸦片作为药材，自海通以来，历朝都有进口，虽然有限，但吃烟的风气，渐已盛行，不过，饮罂粟汤和抽鸦片烟是两回事，饮罂粟汤是用农业文明的方法，而抽鸦片则与美洲的烟草工业结合了，有趣的是，在农业文明里，鸦片还算是补品，可到了工业文明里，鸦片烟就变成了毒品。
　　
　　十八世纪的中国人，抽烟多带劲！“醉人无借酒，款客未输茶”，这便是抽烟，吸一下，“细管通呼吸，微嘘一缕烟”，悠悠然，好似游仙，一如诗云：“似吐仙翁火，萦喉一朵云”。
　　
　　这烟，是用烟管抽的，烟草里面混有鸦片。如此“摄卫”品，深入绣闼闺房，时有“偶咏美人吃烟”诗，那美人的吃相肯定不难看，哪像后来全民游仙，卧榻之上那乌烟瘴气的场面。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吸毒意识，以吸毒为游仙。秦皇汉武皆吸毒，欲求不死，而自以为游仙。秦皇嗜毒已深，被方士牵着走，方士跑了，没人供毒品，游仙不成，大怒，焚书坑儒，毒发而死。历代王朝，不乏游仙之君，炼丹以求不死药，但不影响民生。丹为人间极品，非庶民可求，虽有问道之士，孜孜以求，如葛玄、李白等，然亦寥若晨星，难成气候。孰料明清之际，美洲烟草工业兴起，以烟草为载体，鸦片入中国，唤醒了传统文化中的游仙意识，而烟草工业，又足以为全民游仙提供支持，使游仙文化庶民化，从帝王家进入百姓家，这就影响国计民生了，诗云：“腥烟将欲遍天涯”，此之谓也。
　　
　　鸦片在西方，虽有种种赞誉，或曰“上帝之药”，叹其神矣，或以诗情画意，言其美矣，但终归于个性，未成民欲，此因西方人的精神有天堂可去，而吾土吾民惟有此世，故欲游仙，而求长生矣。雍、乾世，禁议渐起，至道光朝，全民游仙，流失了银子，还流失了战士，林大人拍案而起。
　　
　　林则徐派人锁拿伍秉鉴子伍绍荣，押赴钦差行辕受审，伍氏屈服，欲倾家赎之，林表示“不要钱，要脑袋”！还一怒之下，霸王硬上弓，摘去了伍氏的顶戴，并扬言，如果颠地不来认罪，便将其子处死，颠地还是没回应，三品顶戴未能护身，反取辱矣。伍氏以身家性命担保颠地，可颠地置之不理。
　　
　　虽说“不要钱”，但说归说，钱还是要的，而且不少要。林大人一释放伍氏父子，伍家就被迫出资修垒、造船、制炮，据说，他一家便捐了一艘军舰，伍氏抱怨道，承受如此巨大负担，“对我这把可怜的老骨头来说实在是有些沉重”。伍氏自己估算，这场战争下来，他损失白银200多万两，这对拥有白银2600万两的伍家来说，本不至于令人绝望，可他却真的绝望了。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第290页提到，“他甚至说他愿意把十分之八的财产（约20，000，000元）捐给政府，只要求政府允许他结束怡和行，安享他所余下的十分之二的财产（约6，000，000元）”。可他却未能如愿。他已年逾七十，曾写信给美国友人，说他很想移居美国，只因年纪太大，经不起海上折腾，才没去。不过，他给子孙留了后路。
     
  
        
　　
　　伍氏晚年，通过旗昌洋行在美国投资，投资项目涉及铁路、矿山、证券，颇有收益。周兆睛《伍秉鉴：在全球贸易中获利》一文谈到：“伍秉鉴逝世后，其子伍崇曜(1810-1863)继承家业。伍崇曜继续与旗昌洋行合伙作大规模的投资。他从其父通过巴林洋行在美国铁路和其他项目的投资中，收到定期的效益。1858～1879年间，伍氏家族似乎收到了125万多美元的红利。当旗昌洋行于1891年宣布破产，约翰．默里．福布斯成为了伍氏家族的受托人时，记录显示旗昌洋行拥有属于伍氏家族的一百万多美元受托基金。在]878～1891年间，该家族的代表每年从此项基金得息39000～45000美元之间。”
　　
　　此时，伍氏疏远了英商，专和美商旗昌洋行合作，用“浩官”的牌子来开展贸易。“浩官”(Howqua)，是伍秉鉴的英文名，也是当时西方人眼里的中国品牌，名震西方商界，连美国商船下水都命名为“浩官”。王朝史里，多半没有“浩官”这类人物，他们不过无名小卒。然而，在近代史里，他们却是过了河的卒子，成为近代化的先驱。当林大人还在“睁眼看世界”时，他们早已在全球投资。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专栏－－近代财与兵